探访通州抗战遗迹，这些“历史证人”仍在默默诉说

水塔、暗堡、飞机窝……漫步在通州区的大街小巷，我们至今依然能见到一些抗战时期留下的遗迹。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今通州区的这些“历史证人”仍在默默诉说着百姓当年遭受的压迫，讲述着侵略者对民众的暴行。本期探宝我们重点介绍通州区的抗战遗迹与相关物证。

区博物馆陈列诸多日军罪证

1935年11月，河北蓟密行政区督查专员殷汝耕受日本特务唆使在通州（当时名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在政府内安置日本顾问，实为卖国政权，通州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内就讲述着这段历史。展柜里摆放着热心市民捐赠的几本画报，都是汉奸殷汝耕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并侵犯国土的证据。

其中一本名为《北支事变画报》的画报内就刊登了相关照片。这本画报的封面刊印着被日军破坏的宛平城东门“顺治门”，封面上还印着“大阪每日 东京日日特派员摄影”。其中提到的“大阪每日”与“东京日日”分别为《大阪每日新闻》与《东京日日新闻》，可见画报中的照片是日本侵略者的随军记者拍下留念的。

画报中有一部分名为“武装解除”，相邻两页共刊登了四幅照片。左上角的照片中，两名持枪的日本兵站在一座大楼的楼顶，楼顶的旗杆上还飘着日本的太阳旗，这座大楼上悬挂着写有“大日本通州守备队”的牌子；其余三幅照片则呈现一个事件现场，左下角的照片中有一处名为“广昇煤栈”的院落，院落门前正有六个人抬着一副担架向外走，而在他们身后及周围还站着四个人，其中身后的两个人手持照相机。区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幅照片记载了时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长官殷汝耕在“广昇煤栈”中救下了在北平一带活动的日本军政界人士荒木五郎的情景，而身后拿着相机的两个人应该是随军记者。

另外两张照片中，一张记录了当时日本侵略者攻占通州城后，纷纷解除了城内的武装力量与保安团的武装，地上散落着机枪、步枪等武器，一旁是不甘心的通州抵抗力量；另一张图片则记录了日军攻占通州后，进一步抢占了通州南关三义庙的第29军宋哲元的指挥部。这样的画报通州区博物馆收藏了不少，均由历史爱好者捐献，里面的照片都是当年日本侵略者侵犯我国领土的证明。

除了照片，通州区博物馆还收藏了一块“奥田重信君之碑”，奥田重信何许人也？上文中提到，1935年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傀儡政权，并在其中安插日本顾问；两年之后，伪政府保安队队长张庆余与张砚田率领部下发动通州起义，活捉了殷汝耕，并且击杀了一批伪政府中的日本顾问，奥田重信就是其中之一。区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该碑的背面还刻有小字铭文，其中一半的铭文已经模糊不清，另一半铭文经过辨认，可推测立碑时间。

伪政府建造水塔压榨百姓

由殷汝耕等卖国求荣者建立的伪政府持续了5年左右，这段时间内伪政府管辖的通州区以及周边唐山、三河等地的居民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迫。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孙连庆告诉记者，伪政府时期，殷汝耕每年都截流民国政府位于秦皇岛的海关关税2700余万银元，用于其个人挥霍。同时，伪政府还设置了众多苛捐杂税，所设置的税收有上百种，包含了百姓生活的各方面，甚至是如厕也要交税，让群众苦不堪言。此外，伪政府为了敛财还各种巧立名目。

沿着中仓路向南步行，在中仓仓墙遗址附近伫立着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塔。这座塔位于一处大院内，其建造风格与周边建筑格格不入。孙连庆告诉记者，这是殷汝耕伪政府修建的水塔，是通州区现存的抗战遗迹，也是伪政府搜刮百姓钱财的证据之一。

该水塔的修建时间应为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初之间，从通州区档案馆提供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整座水塔呈现下方细上面粗的特点，其中上方粗的部分为储水罐。而在老照片中依稀可见“通县水塔”四字，其后便是“殷汝耕”落款。目前这些字迹依旧在塔上保存。孙连庆说，水塔建造之后，现在中仓路上就多了两座水楼供百姓打水，但是水可不是免费的，需要向伪政府支付较高的水费。

而放置在九棵树东路北侧绿化带内的两块日军侵华罪证碑也是证据。据介绍，当时日本占领通州之后，便在通州推广棉花种植，并安排专家指导。孙连庆认为，此举实则是强迫百姓帮助日军种植需要的物资，因为棉花可以制成军服、被褥等物资。在日本侵略者的胁迫下，从乔庄到张家湾的三间房村，通州种植了大面积棉花。还有说法认为，种植棉花的区域原本种植了高粱、玉米等作物，但是一旁的京津公路是当时日本侵略者运兵的必经之路，日军害怕被伏击所以要求种棉花。不管原因如何，部分日本侵略者死在了通州起义中，然而一场起义并没有将通州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1938年侵略者立了这块碑。

日军飞机窝或许是障眼法

说起通州区抗战时期的遗迹，不得不提位于张家湾镇三间房村的三座日军飞机窝。飞机窝就是停放飞机的机库，但是飞机窝十分低矮，而且相对独立，一个飞机窝只能停放一架飞机。如果修建完毕后再在顶部铺设干草等掩护物，从空中难以发现。目前本市除通州区外，在大兴区、丰台区等地也有飞机窝遗存。

在三间房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村中寻找这三座飞机窝。如今周边已都是民居，不仔细看难以找到。其中一座飞机窝已经修缮完毕，门前立着文物指示牌，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此前飞机窝当过村民仓库，修缮过程中对飞机窝进行了加固、防水等处理，目前已经妥善保护起来。村中另一处飞机窝正在修缮当中。

今年91岁的三间房村村民刘玉林仍然记得日军在村中修建飞机窝的情况。当时刘玉林才8岁，他记得日本人带着从其他地方抓来的劳工在村中修飞机窝。“先堆土，然后加固，再一点点地将土掏出来。其中一座飞机窝在修建的时候塌了，不少被抓来的劳工被压在了土下面。不少村民觉得会不会再修一座，但是垮塌的飞机窝就在那里放着没动。日本人后来把因垮塌事故死去的劳工尸体都挖出来了，后来怎么处理的没看见。要是不塌，三间房村就有四个飞机窝了。”刘玉林回忆。

让刘玉林感到奇怪的是，1942年飞机窝修建完毕，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都没有见过一架飞机停在里面，加之修好的飞机窝没有日本兵把守，年幼的刘玉林经常和伙伴爬到飞机窝棚顶玩耍。不过刘玉林告诉记者，虽然飞机窝内没有飞机，但是他在村北面见过三架日军的飞机，而且日军还修建了土圈进行掩护，此外年幼的刘玉林还见过日军用木头制作成飞机模型，再往模型外面喷涂颜料，乍一看与真飞机别无二致。“所以飞机窝和这些模型，是不是日本人的障眼法呢。”刘玉林充满疑问。

还有一个细节刘玉林记得很清楚。1945年上半年，同村的人发现日本人在村外挖了很多坑，然后将一只只皮箱放入坑内掩埋。直到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村民们才将这些皮箱挖出，他说，里面放了很多皮鞋，但是都是一只脚的，几只皮箱子里面也凑不齐一双完整的皮鞋；除了皮鞋，刘玉林还发现了好多子弹壳，不过这些子弹壳都没有撞针痕迹。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

抓劳工挖飞机窝

2006年，通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通州区档案馆等单位联合出版了《烽火通州》一书，书中刊登了来自永乐店镇南堤村村民康希贤的回忆录，而他就是挖飞机窝的亲历者。回忆录中也提到了飞机窝的建造流程：先在空地上垒起一座小山一样的土堆，然后在土堆的顶部起拱并在拱中浇灌水泥，待水泥完全凝固后就挖空土堆下方的土，一个飞机窝就成了。

康希贤回忆，1942年2月17日（正月初八），日本兵和治安军闯入南堤寺村。他们挟持着村长，将康希贤和同村的朱永库抓走，当天就被强行带到三间房村。他们被带到村东的一大片空场，那里集中了刚刚被抓来几百人。

听日本人训话，康希贤才知道抓劳工来是给他们修机场。当天，被抓的劳工分配在用苇席搭建的工棚内过夜。正月里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被抓来的都是穷人，穿着单薄，也没有被褥。夜间睡觉只好和几十人挤在硬邦邦的铺板上。天还没亮，劳工们就在看守的监视下开始了繁重的劳动。

劳工们天天早上顶着星星出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每天都得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的劳工因困乏、劳累和饥饿干活中稍有怠慢，就会招来日本监工的皮鞭和棍棒抽打。由于劳工们天天抬着一二百斤重的土筐，大多数人的手和肩膀都磨破了，衣服血肉粘连在一起。有的人病倒了，也得不到医治，还得硬挺着上工。每个人每天都有定额，如完不成，不但要加班还得遭体罚。如果胆敢怠工或反抗，轻则招顿毒打，重则被狼狗撕咬或被日本兵刺刀挑死。

康希贤记得那年5月底，中午过后，他正在东边的一个小机窝里干活，活太累天也热，他躲在小机窝的西边想喘口气。突然，就听西边的大机窝传来轰隆一声，跟地震一样，康希贤扭头看去，那个大机窝的顶棚就跟骨牌一样成排往下倒，一尺来厚的水泥一块块地往下掉，眨眼工夫大机窝就趴了架。这时，就听到倒塌的机窝里传出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倒塌机窝的气浪卷起烟尘，咆哮着冲向四方。这次倒塌一共压埋了60多位劳工。

回忆录中，康希贤写道：自从机窝坍塌事故之后，劳工们明显地团结起来了，想了很多对付日本兵的办法。暗中有人放哨，消极怠工，监工的来了就假装干活，人走了就慢慢磨蹭，谁也不愿为日本兵卖命。能逃走的逃走了。

康希贤的弟弟那年才十二岁，也被抓了进来，因实在不堪忍受打骂和超强的体力劳动，托工头乘着一个夜晚逃了出来。他逃出来后不敢回家，去京西石景山投亲靠友找事做去了，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记者：张群琛

摄影： 常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