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李正清：红二十八军被服厂的艰难历程

原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李正清

红二十八军被服厂

李正清

每当看到人们穿着颜色漂亮、裁剪合身的服装，漫步在林荫湛畔或街头巷尾的时候，那由各种色彩汇成的人流，常常把我的思绪引向遥远的三年游击战争年代，不禁怀念起红二十八被服厂的一段战斗生活。

衣食住行，原是人们生存必需的物质条件。但是，在那极端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们红军指战员却是在缺乏起码物质条件的境遇中求生存，斗敌人。其艰难的程度，实在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如一首红军歌谣所唱：“野菜是我粮，山林是我房，石板是我床……”那么穿衣呢，又是一种什么景况？如果这篇短文能使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代，对那时候制一件衣服是何等艰难有所了解，进而思索今天美好生活又是多么来之不易，那就是作者的最大的心愿了。

一九三四年冬，三年游击战争开始时，我们被服厂设在熊家河地区。所谓被服厂，厂房不过是座帐篷，搭在半山腰被敌人“围剿”时烧剩的屋框里。几块门板及剪刀和尺子便是全部的家当了。连我在内，全厂共七名战士。

我进被服厂还是一九三四年春天的事。我原在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二十五军经理部当交通员，长得个子燧小，身子又单薄，背枪扛粮都很吃力。一天，经理部的吴先元主任见了问我：“小李，你在家是做什么的？”我答道：“一边种田，一边学裁缝。”主任说：“那好。被服厂正缺人手，调你去愿意吗？”于是，我被调到了被服厂，编入了第一班，开始为部队缝制衣服。

那时，红二十五军被服厂分散在熊家河几个村庄里，周围有不少群众，虽然工作生活也很艰苦，但还能得到他们的支援。可是自敌人五次“围剿”后，情况就恶化了。熊家河遭受严重的摧残，变得荒无人烟，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就越发困难了。

不久，红二十五军转移时掉队的部分指战员，找到了皖西北道委，高敬亭同志决定成立二一八团，坚持熊家河地区的斗争。这时节令已经进入严冬，大别山一片肃杀景象，而经过长时间的辗转游击、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缺遮少盖的，穿的衣服都是大襟连小襟，截去长袖变短袖，象张破鱼网似的悬挂在身上。穿着这样的衣服，能抗御大别山的风雪严寒吗？能与敌人作战吗？摆在被服厂面前的一个任务，就是为二一八团指战员赶制冬衣。

熊家河虽是红军的立足点，地势偏僻，山河险要，但实际上它却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部队的给养发生极大的困难，粮食匮乏，棉布奇缺。为了弄到一点粮食，一寸布，都需要我们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重重封锁线，潜入白区，取之于敌。每隔几天，部队去白区打一次粮，在带回粮食的同时，也总能缴获一些布匹。一九三四年底，部队去九棵树打粮那一回，就从地主豪绅家里缴获了不少布匹，交给被服厂。偶尔也得到群众的支援，一次，就有四五个老乡挑来一些土布和棉花。当时群众生活困苦，却仍然节衣缩食，想方设法支援子弟兵。被服厂的同志就是利用有限的布匹为红军指战员赶制越冬服装，或缝制新衣，或改单衣为夹衣，或改夹衣为棉衣、不管兰色的、灰色的、黑色的、也不管便衣、军衣，只求衣能蔽体，抗御风寒。

为了尽快把越冬衣服送到战士手里，被服厂的同志穿着单薄的衣服，日夜赶制，忘我工作。帐篷挡不住风霜雨雪，战士们冻得身子颤抖，双手发僵，拿不住剪刀，做不成针线，就从山上砍来株柴起火，围火缝制。厂里人手少，除了发动战士们自己动手缝制外，我们还挑灯打夜工。在山风呼呼吼声里，在松明丝丝响声中，针线在我们手中不住地穿引、跳动，密密地缝制着一件件衣服，这情景多少年后还一直在我脑际闪烁。那些年月，我们过的是半饥半饱的日子，到了深夜，觉着又冷又饿，疲乏不堪。但人总是要用精神去战胜物质困难的。我们就哼歌子、讲故事，用说说唱唱的办法来驱除严寒和疲劳，拿战士们勇敢作战的事迹来激起工作热情和力量。厂里有位罗山籍的工人，四十多岁，有一肚子故事，他一边缝制衣服，一边边给大家讲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故事，听得我们几个小青年不知冷也不觉饿。一想到中国历代农民的苦难生活，将由我们这一代来结束，大家更是精神抖擞，仿佛看到同志们穿上我们辛勤赶制的冬衣，奋战在杀敌的疆场上……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二十八军重建后，我们的被服厂便正式成为红二十八军经理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又增加了两位战士。

红二十八军一成立，就遭到了敌人不停顿的“追剿”、“堵剿”、“清剿”和“围剿”。我们被服厂跟随部队几乎是天天跋山涉水，辗转游击。部队行军我们跟着走，部队宿营我们还做活，利用一切空隙时间，支起铺板，飞针走线。战士们风趣地说：“二十八军被服厂就拴在我们的两条腿上。”

有时，我们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人手显得特别缺乏。比如部队在行军作战途中，一碰到那些为非作歹、残害百姓的土豪劣绅、反动头目的老窝，就给它一个连锅端，不仅缴获枪支，还弄到不少粮食和布匹等物资，这些布匹源源不断送到被服厂，我们就有干不完的活了。有一次，部队在皖西地区游击，途经太湖县境，我们尾随部队的几个小青年，发现山洼里有个大村庄，楼房紧挨楼房，黑压压一片，一了解，是当地的一家大财主，这天正娶媳妇，办喜事，贺客盈门，气派非凡。我们将情况报告了部队。部队立刻折回头，包围了这个庄子。一时贺客纷纷逃散，新郎也钻进了山沟。部队缴获很多，有粮食，也有布匹。接着又打了几家土豪劣绅。这一来，被服厂的同志都乐坏了，也愁坏了：乐的是这些布匹可以为指战员们缝制不少衣服；愁的是全厂才十来个人，就是个个生得三头六臂，也对付不了。

终于，大家想出了一个点子：下连队分散活动，一面自己动手，一面辅导战士，来个“众人拾柴火焰高”。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很有效，为部队穿衣解决不少问题。特别值得记述的是，同志们下连队后，还与战士们一起打仗，受到很好的锻炼，有的同志表现得很勇敢，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

被服厂有一位小战士，大家都喊他小秦，他就是下连队辅导裁剪衣服，与战士并肩作战，在毛家嘴那次战斗中牺牲的。那天，天正下雪，部队在毛家嘴休息，小秦抓紧那点休息时间在制作衣服，突然来了一伙人，有挑货郎担的，有卖小糖的，还有讨饭的，形迹十分可疑。原来这伙人是敌二十五路军特务队化装的，已经把我们包围了。部队发现敌情后，立即向大河对岸突围，我随前边部队刚跨过一道桥，转移到山上，敌人便把桥给斩断了，追敌蜂涌而至，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有的同志泅水过河，死里逃生，不少同志经过英勇奋战最后壮烈牺牲，其中就有被服厂的小秦同志。

为了使战士们能够及时得到过冬的衣服，我们的同志不惜献出青春年华，付出血的代价！一九三六年夏季，部队转战到了黄冈地区，首长们考虑，为了保证部队及时得到必需的衣物，被服厂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被服厂被安置在黄冈的大崎山。

黄冈地区比较富庶，群众基础也好，又有汪少川领导的一支便衣队活动在这一带。被服厂设在这里可以得到便衣队和革命群众的保护。

一进大崎山，地方党组织将我们安排在一个大村庄的深处，一出后门，直通山林，以便发生什么情况时，立刻上山隐蔽。不论白天黑夜，村庄四周山上、树上，都有当地革命群众放哨瞭望，随时注视敌人的动向，因此，附近虽有敌人的据点，但我们置身在群众之中，却有一种安全感。

被服厂所需的布匹原料，都由部队通过便衣队关进山来；我们将赶制好的衣服，分散到群众家里，由群众送交便衣队，然后转到部队。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敌人是很注意这个地方的，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频繁进山“清剿”，但派遣密探前来窥测动向，却是不断的。

记得一天深夜，我们正在熟睡，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的是几个小伙子，向我们报告了敌情。原来当地出了个败类，为敌人做事，并多次受派遣潜回家里，剌探便衣队和被服厂的情况。便衣队和当地群众早就想把这个祸害除掉，只因这个家伙行动诡秘，多次漏网。这天夜晚，当他一潜回家里，群众立刻把他暗暗监视起来，并前来报告，要被服厂派人协助杀掉这个可耻之徒。群众的高度革命警惕性，群众保护便衣队、被服厂的热情，使我们非常感动和钦佩。虽然被服厂没有这个任务，但还是决定派我和另一位同志随同前去除奸。我们一路小跑，刚到目的地，群众已一涌而入，抡起锄头，将那家伙劈死。

在群众的支援和保护下，我们被服厂的生产量不断上升，仅几个月时间，就生产了近千套服装，陆续不断地送到部队去。即使在敌人进山“清剿”时，我们缝制的衣服也不曾受到损失。

有一次，红军部队进山来了，不料敌人一路跟踪而来，情况非常危急，被服厂只得随部队转移。临走时，我们将未缝制好的衣服以及布匹原料，分散到群众家里保存。我们在山上转了半个月，当回到大崎山时，见到的是一片被故人摧残的惨淡景象，心中不禁一阵难受。群众遭到敌人的蹂躏，个人财产受到了损失，而被服厂委托保存的物资，却是完好无缺。革命群众舍己为革命的高尚品质，多么难能可贵！

敌人越来越频繁地对黄冈地区进行“清剿”，迫使被服厂不得不离开这里的可亲可敬的革命群众。一九三六年冬，被服厂奉命转移到鄂东天台山区。

我们住在背靠天台山、面向罗山的一个深山沟里，这里是老苏区，也是无人区。山高林密，非常隐蔽。与被服厂住在一起的，有鄂东道委会及其领导的一个小被服厂，厂里有几个男同志和十来个女同志。这个被服厂很快就同我们合并，厂里男女工人分住在两个山沟，相距七八里地。男同志制好衣服后，送到女同志那里缝扣子，厂里人多了，分工较细了，工效也提高了。

由于山下一带驻有敌人，我们的住处必须隐蔽，每隔一个星期，就调换一个地方，进山出山，都要不留痕迹。记得进山时，恰值大雪纷飞，我们一边行路，一边用松枝扫除雪地上的脚印。厂里所需的布匹、棉线和扣子，一概由便衣队运来交给道委，再由道委派人送到被服厂。后来居然还弄来了一部缝纫机，我们如获至宝，从从此生产量更有了很大提高，一天能生产二三十套单衣，土布的、卡叽的都有，只要红军认伍进入天台山，每人都可以领取一套。那次高敬亭同志带领手枪团来了，出山时每人都穿着一套崭新的军服。

一九三七年春，敌人在鄂豫皖地区发动了所谓“三个月秘密清剿”，企图趁和平谈判之前一举消灭大别山的红军。面临险恶的情势，我们一面加紧生产，一面作好转移的准备。果然不久，七里坪的敌人大肆进攻鄂东道委，焚烧了道委住的一溜草房。被服厂的同志都跑进了深山，事先将几百套衣服和一些布匹，藏进了石洞，使敌人一无所获，徒手而回。

在敌人疯狂“清剿”的情况下，被服厂不能坚持正常生产了，我们放下剪刀、尺杆，背起刺刀、枪杆，离开铺板，走上战场，组成两个战斗班与当地的便衣队一起，投入了反“清剿”斗争。

一天，下起毛毛雨，同志们饭后正在休息，我站在山头上放哨，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向我们进攻，由于山林雾大，开始并未发现，及至发觉，敌人已经逼近，下山报告敌情是来不及了，我只得鸣枪报警。同志们听到枪声很快作了转移，而敌人迎着枪声向我扑来，我急中生智，拔腿向悬崖边跑去，藏进一团葛藤下面。敌人到处搜索，嚓嚓的脚步声就从我身边响迁来响过去，还听到他们气急败坏的谩骂声。这时我是连大气都不敢喘。敌人见不到人影，又钻进其它山林搜索去了。挨到天黑，我冒着大雨回到了便衣队的驻地，大家都安然无恙，同志们都像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

在敌人“三个月秘密清剿”这一期间，被服厂的同志和部队、便衣跃的同志一起，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我们同卫立煌部谈判达成协议后，红军部队到七里坪集中，被服厂也驻进了七里坪附近的方家湾，很快扩大到四个班，拥有四架缝纫机。在部队奔赴皖东抗日前线的途中，我们被服厂先后在皖西双河大庙、舒城东港冲，为抗日战士赶制一批又一批军服。当我们看到身穿崭新灰色军装的指战员，迈着矫健的步伐，雄赳赳开赴抗日前方时，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多少年后，我仍认为这样的军装，是世界上最新最美的服装。（选自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革命斗争回忆录 立夏节烽火 续集二》）

链接：新四军中走出来的未授将衔军以上首长（156）——李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