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 边沁与十九世纪早期的功利主义

上一辑 理论基础 | Utilitarianism before Bentham 边沁之前的功利主义

Bentham and Utilitarianism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边沁与十九世纪早期的功利主义

James E. Crimmins

董悦（天津大学法学院24级本科生）译

弭维 校

功利主义实践

杰里米·边沁（1748–1832）于1781年夏首创“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一词。彼时他记录了一场梦境，梦中自己“创立了一个宗派——自然是位德高望重的圣人。此派名为功利主义者”（注1）。此梦映射边沁对前一年付印（但延至1789年才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IPML）的期许。他将此书称为“最枯燥的形而上学之作”（注2），并曾向其赞助人——改革派辉格党贵族谢尔本伯爵（1782–1783年任首相，1784年受封兰斯当侯爵）的庄园宾客诵读部分内容。边沁对这个梦境的描述中写道：“有位大人物L.［谢尔本］问我：‘我当作何事……以救国？’我答：‘取我书，随我行。’” 在那位尊贵的领主的陪同下，他随后见到了国王乔治三世，并指示他的“信徒”谢尔本给国王“呈上我书中的一页内容，让他阅读、领会并内化其中的含义。”（注3）。此幻想折射出边沁当时推行功利主义理念的策略。然而，1787年他随其弟塞缪尔旅居俄国时，竟拒绝向叶卡捷琳娜大帝赠书（注4）。尽管如此，其抱负的全球性已昭然若揭。此抱负的根基在于其世俗功利主义理论的“普世性”。边沁允许地方性情境对基于功利原则的立法的影响（注5），但在1780–1782年撰写的《论法理学之刑法分支的界限》中，他勾勒出以“人类行为的普世系统”为前提的“普世法理学”体系；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序言中，他详述了完整法典（pannomion）的诸分支（注6）。作为“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的英法双语引入者，边沁在1786–1789年以“世界公民”视角写就的《国际法原理》中主张，国际法的目标是“全体国家之最大幸福”（注7）。与此一致，他在1822年的《致奉行自由理念诸国之法典化建议》（注8）中向全球政治家宣扬其法典编纂者的资质：首先阐明“以最大幸福原则为基、辅以永久性交织理据的整全法典”之功利原则（注9）；其次提供各界对其法典化能力的背书。1814–1822年间，这些背书来自英格兰改革者、政府大臣、西班牙与葡萄牙议会代表、意大利和法国的自由派、“盎格鲁-美洲国家”的政客、立法者和其他公共知名人士，乃至叶卡捷琳娜之孙沙皇亚历山大等（注10）。此倡议虽成果寥寥，却凸显边沁功利主义的核心特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拥抱其哲学与现实世界互动的“实践”（praxis）（注11）。

该理论的“基本公理”首现于1776年的《政府片论》。边沁宣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是非之尺度”，且“为整体幸福服务的义务是一项高于且涵盖所有其他义务的首要义务。”（注12）。他后来解释，功利原则或最大幸福原则“赋予道德与政治……政府与立法的细节……以特性与方向——考虑其现状，并期待看到其应然的样子”（注13）。但《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才真正系统化以功利原则为基的道德与立法“科学”，并明定政府目标为“以理性与法律之手筑起幸福大厦”（注14）。

边沁的动机理论构成其功利主义基石。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名言中宣告：痛苦与快乐是人类的“至高主宰”。作为个体经验的“真实实体”，苦乐既为个体行为的终极动因，亦为个体幸福的有效动因与手段，决定人之所为与应为（注15）。除“免于痛苦”外，“快乐是唯一善”，而“痛苦无一例外是唯一恶”（注16）。一切动机皆源于对苦乐的预期，故可统称为“预期中的苦乐”。在此意义上，利益完全由对未来的想象（非虚妄）期待与忧虑构成。促发行动的并非当下享受之乐或承受之苦（尽管过往经验常影响未来预期），而是对某一行为所预期的结果会得以实现这一想法或信念。（注17）。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指出，所有动机（包括最广泛的仁慈）皆植根于自利；严格意义上的无私动机难以成立。人们常言行为出于善恶动机，但此表述不确。即便“恶意”仍是构成动机的某种快乐或预期之乐。这是否意味着世间没有真正的博爱或自我牺牲？边沁承认利他行为之可能，并在倡议公益方案时常自陈博爱。此外，他认可同情是“原始而恒久的”快乐与行动之源（注18）。但他仍坚称，严格而言，无一行为可称无私，因所有行为皆由构成个体利益认知的预期苦乐所“驱动”。鉴于动机的中立性，行为的效用——其善恶对错——完全取决于后果：即产生的收益与代价。

当决定是否采取行动或选择哪种行动时，个人须尽可能计算相关行为对受影响者（包括自身）可能引发的苦乐。依所谓“幸福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苦乐价值由其“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及“邻近性”决定。若需以行为趋势衡量苦乐价值，则须另考虑两项因素：“繁殖性”（即引发同类感受的概率）与“纯粹性”（即不引发相反感受的概率）。若涉及多人，则须纳入“程度”（即受影响者数量）（注19）。尽管边沁认为其提出的那些主张“与人类实践完全一致——但凡人们能明察自身利益”，但人们常说运用幸福计算法是不切实际的。他承认个体或立法者无法严格遵循此模型，但坚称“实际决策过程愈接近此模型，则愈趋近精确”（注20）。

显然，边沁意识到量化苦乐的局限。如近年学者所指（注21），其对快乐的分类包含无法严格计算的质性区分（如强度或纯粹性）。然而，个体可判定一种快乐较另一种他体验过的快乐更强烈或更纯粹，并量化快乐的多元质性——尽管边沁承认此类“计算”更近印象式而非数学式的。这种观点所蕴含的复杂性——即任何对自身利益有清晰认识的人都能估算出快乐的大小——凸显了边沁的这一教导：在设计制度和制定法律时，必须极其谨慎。客观的道德与政治理论的发展旨在为道德家、教育家和立法者提供指导，帮助他们评估利益，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从而有可能为所有受权威决策影响的人带来最佳的效用。（注22）。由此观之，边沁与密尔所谓“修正主义”（即区分高级与低级快乐）的差距显著缩小。

基于利益计算，立法者的目标是通过制定旨在最大限度提升特定个体幸福感的法律，来增进整个社会的最大幸福。此乃“立法者唯一应追求的目的”与“个体塑造其行为（就依赖于立法者而言）的唯一标准”（注23）。合理构建的法律（辅以赋予约束力的奖惩——物理、政治、道德与宗教的）既反映民众利益，并通过为个人提供追求对社会有益行动的动机来实现利益的构建。（注24）。这一点最显见于刑法（惩罚旨在威慑危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但同样适用于其他法律分支。边沁毕生致力于为立法者制定规则、衍生准则与从属原则，以指导刑法、民法、宪法与程序法及其子领域的构建（注25）。直至82岁，他仍致信友人宣称“如龙般编纂法典”（注26）。

然而，边沁意识到，仅仅阐明其哲学的理论基础，并为在法律的各个分支中实施功利原则制定明确的指导原则，并不能确保这些原则能够被采纳，亦难凭呼吁掌权者成事。在 18 世纪 90 年代，与皮特政府在“全景监狱”问题上的艰难交涉，严重打击了他在这方面抱有的期望。即便如此，他仍认为那些在革命后的法国、共和制的美国以及其他正在制定新宪法的国家中获得权力的人，会更愿意接受他的提议。（注27）。

边沁的《全景监狱：或监察所》（1791）在刑罚史讨论中引发诸多争议（注28）。其建筑理念源自其弟塞缪尔（俄国波将金亲王麾下海军工程师）。杰里米即刻洞见其适用于需高度监管的学校、医院、工厂与济贫院。但作为监狱治理原则（罪犯须服从“监管愈严、行为愈端”的纪律体制），它最受关注（注29）。环形设计使每间囚室处于中央监视塔的昼夜监控下，而囚犯看不到狱卒。这一理念的真正价值在于边沁是如何将“效用”这一概念具体化为一系列实用的从属原则的：经济性（监狱须自营无需公帑）、严苛性（惩罚服务于改造与威慑）、人道性（仅剥夺自由而非健康或生命）。与英国现有的监狱和囚船的肮脏环境，以及在植物湾进行的恐怖性的殖民地惩罚实验相比，边沁主张囚犯应保持清洁，劳动须富有成效且能带来收益，并培养获释后有用之技能以助道德改造（注30）。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边沁设计了多种手段以实现透明度和问责制。其主要机制旨在使监狱长的利益与他的人道主义职责保持一致，那就是公开透明——“这是运用道德动机力量以促进其利益与其人道主义职责之间紧密联系的最有效手段；通过揭露并因此将违反行为置于法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之下……任何违规行为都将被曝光。（注31）。议员与公众可自由探访监狱，使其受“世界法庭的宏大公开委员会”监督（注32），以防权力滥用并保障囚犯安全。

尽管皮特政府依1794年《监狱法案》签约允其于伦敦建立并管理监狱，边沁的愿景终未实现。贵族地主与官员勾结阻挠项目，他甚至怀疑乔治三世在幕后干预（注33）。历经多年谈判、游说与挫败，他于1802年认输，1812年议会投票补偿了他2万英镑。此经历令边沁痛恨政治人士的动机，并确信需要民主制度以提供“防范暴政之保障”（注34）。

早在全景监狱挫败前，边沁已意识到需扩大支持者群体——那些愿意传播和推广他的思想，并基于功利主义原则推动改革的人。除《政府片论》与《为高利贷辩护》（1787）外，其著作以晦涩的术语与分散的括号著称，被批评者称为“边沁式黑话”，不适合大众传播。日内瓦律师杜蒙（Pierre-Étienne-Louis Dumont）在将功利主义理念以易于理解的形式呈现出来方面居功至伟，他承担起了边沁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并为其作品打造了一个国际受众群体。（注35）。

功利主义的传播与接受

1788 年 4 月，杜蒙在与兰斯多恩勋爵有关联的改革者团体中结识了边沁。不久之后，他便协助这位哲学家修改了他用法语撰写的几篇回应法国事件的文章。（注36）。后翻译《全景监狱》分赠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注37），并于1792年夏着手将边沁的法哲学系统化与通俗化。在 1796 年 10 月至 1798 年 4 月期间，杜蒙在《不列颠文库》连载此作（及边沁《政治经济学手册》）部分内容（注38）。1802年，三卷本《民事和刑事立法条约》（Traités de législation civile et pénale）问世，主体为民法与刑法专论（注39）。此后另有四部基于边沁著作的重要出版物：《惩罚与奖赏理论》（1811）、《立法机关策略及其后的政治诡辩论》（1816）、《司法证据论》（1823）和《司法组织与法典化》（1828）（注40）。这些文本（包括Traités一书）均非直译，它们通常被称为删节本或修订本，要么是根据边沁的原始论文进行编辑而成，要么是将手稿材料与已出版作品中的摘录相结合，并以更通俗的语言进行了大幅改写，同时去掉了冗长的细节。（注41）。借此形式，功利主义思想触达远多于边沁所期的读者。《政府片论》曾引发小轰动，但1789年出版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几近湮没——“印量甚小，半数为鼠所噬”（注42）。Traités则截然不同，其主体基于《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注43）。

尽管杜蒙版本对原著的忠实度存疑（注44），Traités无疑为理解19世纪上半叶边沁哲学的要义提供了关键文本。事实证明，它是那个时代法哲学的伟大著作之一，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自豪地对法律的原则和形式进行许多其他精彩的研究。连自幼浸淫功利学说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亦坦言，Traités标志“我人生的转折点”，“自此我有了自己的见解，一种信条、学说、哲学——某种意义上可谓宗教，其教诲与传播可成人生外在生活之要旨”（注45）。

杜蒙记载，Traités初版在法分发3000册，并“频被民事与刑事法典相关官方文件引用”（注46）。不久译成俄语，后陆续出西班牙语、德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与葡萄牙语版（注47）。据称，19世纪早期欧洲售出5万册杜蒙各版本著作，仅在拉美，西语版就售出4万册（注48）。边沁思想自1810年通过伦敦《西班牙人报》传入西班牙（注49），1820–1823年自由三年（Trienio Liberal）期间影响日增。1820年，萨拉曼卡大学图书馆员托里比奥·努涅斯基于Traités出版两卷功利法哲学著作，其道德与政治哲学研究亦深染边沁色彩（注50）。1821–1822年，萨拉曼卡法学教授拉蒙·德萨拉斯推出五卷西语译本Traités（注51），却遭瓦伦西亚大学神学家何塞·维达尔抨击为煽动革命（注52）。边沁功利主义经西班牙传入了新世界。安德烈斯·贝略以萨拉斯译本为智利圣地亚哥学院法学讲义底本，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民法教授佩德罗·阿尔坎塔拉·德索梅列拉亦然（注53）。1825年，大哥伦比亚副总统桑坦德下令新共和国广大地区所有法律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但1828年总统玻利瓦尔（这位传奇人物被称为“解放者”）在先前认同了边沁法学哲学的原则和宗旨之后，却屈从教会压力，以危害宗教、道德与社会秩序为由禁止教授该学说（注54）。桑塔纳则更倾向于抵制天主教会的影响，于是在 1832 年他成为新成立的哥伦比亚共和国的总统后，将该学说重新纳入大学课程体系。

边沁思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得到传播。希腊革命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后，参与1822年宪法起草的历史学家兼法学家阿纳斯塔西奥斯·波利佐伊德斯于1824年译介杜蒙《立法议会策略》中“公开性”章节，宣扬立法程序与政务透明（注55）。次年他出版《行政体系通论》并附有《英国治安法官和陪审团简论》（1825），为代议制政府辩护，倡导以功利原则构建司法体系，文中大量引用了边沁的观点（注56）。

美国因缺Traités英译本，功利主义传播初受阻，但其影响仍渐显。1816年，马里兰大学法学院首任教授戴维·霍夫曼（他创立了该学院）首将功利主义思想引入学术研究。其学生约翰·尼尔称其为边沁“最热忱的仰慕者”（注57）。霍夫曼的《法学研究课程》（1817，后扩为两卷，1836）成为美国大学法律教学的标准参考书，影响绵延至19世纪下半叶（注58）。他在《法学纲要》（1829）中阐发融合功利主义与自然法要素的法律理论，并在《法学研究课程》中力荐学生精读《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前七章与杜蒙《刑罚与奖励理论》第12–17章，对于后者，他写道：“如此杰出的作品竟然长期不为人知，不仅对学生们而言是令人遗憾的，对我们国家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这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他本人也并不认为自己说得太过分，因为“在古代或现代的所有作品中，都没有哪一部能像这部作品那样出色且恰当地阐释了刑事立法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边沁“与他的前辈们相距甚远。”（注59）。

霍夫曼鼓励尼尔英译Traités（注60）。1825–1826年，尼尔旅居伦敦边沁宅邸期间仅译出导论部分的“立法原理”，后惧于民法与刑法篇的艰深而罢。他所编纂的《立法原理》一书首次在美国以分册的形式在《美国佬》杂志上发表，该杂志由他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题进行编辑，随后于 1830 年完整出版。在该书中关于边沁的传记性反思中，尼尔称边沁为“立法领域的伟大祭司”，并盛赞杜蒙的普及之功（注61）。尼尔称500册中400册迅即售罄（注62）。

边沁弟子、政府税务官理查德·史密斯最终在1863年将Traités中民法与刑法部分翻译成英文（注63），收录于《杰里米·边沁全集》中。同期，史学家兼废奴主义者理查德·希尔德雷思在大西洋彼岸翻译相同内容，他坚信美国民众对法律改革的广泛关注将极大地受益于边沁的思想。希氏译本1840年以《立法理论》之名分两卷出版，直至20世纪中叶仍为英语世界功利主义研究的核心（注64）。当时美国期刊两篇书评虽褒扬边沁法哲学，却批其道德预设与反宗教立场（注65）。评者尤重Traités首刊的民法理论——特别是与财产相关的民法从属目的（安全、生计、丰裕与平等），为他关于济贫法和经济政策的著作提供了指导原则——杜蒙认为边沁的民法理论是他对法哲学的最重要贡献（注66），这一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尤为突出，给南美新独立国家的法律教学带来深刻影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崩溃后，财产权问题变得尤为重要。英国法学家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密尔《论自由》的批评者）后来在评论希尔德雷思 1864 年版的著作时指出，边沁一人就使民事法律理论免遭了不应有的忽视（注67）。

希尔德雷思的《道德理论》（1844）深汲Traités一书的养分。其预见无误：美国改革者会从边沁的法哲学中找到支持。1794年随普里斯特利赴美的托马斯·库珀，最初是从普里斯特利那里接受了功利主义思想，至1820年代已成边沁信徒并获其亲赠著作（注68）。除奴隶制问题外（注69），他系统运用功利原则于政治经济学与法学著述。路易斯安那法典编纂者利文斯顿坦承受边沁影响，尊其为法律领域的世界翘楚，并且确认，正是他对《Traités》的阅读“坚定了我继续探讨刑罚法改革这一课题的决心”（注70）。吉尔伯特·瓦尔利用自己在激进刊物《钻石》（1840 - 1842 年）（与《美国佬》一样，该刊物的封面标题为“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中的编辑身份，传播了边沁对法律的种种缺陷、诡计和繁琐细节的批评。受到边沁的影响，瓦尔支持人道的刑罚法律，这些法律会根据威慑的目的来确定刑罚，并且他主张政府应干预以改变滋生犯罪的社会环境。（注71）。“昭昭天命”一词创造者、《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主编奥沙利文亦撰文支持边沁、利文斯顿与希尔德雷思，倡导废除死刑等功利主义法律改革（注72）。

整个19世纪，边沁思想持续影响美国。Traités为其他版本和译本的出版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出版物又引发了人们对奥斯丁、密尔和西季威克所提出的更易于接受的功利主义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积极回应。（注73）。然其政治方案在美国（相较贵族制英格兰已是先进民主国）影响甚微。如果这部功利主义的宪法法典在其封面所宣称的“旨在供所有国家及所有秉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政府使用”这一宗旨下制定，那么它所倡导的政治立场首先应当在国内得到采纳。

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

尽管边沁在海外声名显赫，但在新世纪初期，他在自己的祖国却鲜为人知，仅有一小群矢志改革英国刑法中古老且严酷刑罚体系的法律改革者知晓其名。他的名声——若可称其为名声的话——滋生了拜伦勋爵的讽刺漫画，后者质疑其心智是否健全；威廉·哈兹利特则将其描绘为一位隐居斗室的圣徒，将法律简化为体系，将人心贬为机器，剥离了精神、想象力、激情与爱，并斥功利主义为一种“既不适合人也不适合兽”的哲学（注70）。哈兹利特异想天开地断言，边沁是一个狂热哲学宗派的领袖，其门徒“如手摇风琴反复演奏《天佑吾王》或《统治不列颠》一般，在法学、道德、逻辑、政治经济学与宪法领域进行创新”（注71）。边沁的一生不乏苦涩时刻——他因谢尔本伯爵食言未授予其下议院席位而愤懑，因政府背弃承诺拒绝支持全景监狱建设而蒙羞，其数十年间对法律理解与改革的哲学贡献亦屡遭冷遇或困惑。当谈及自己的著作在法国备受推崇时，他不无沮丧地写道：“他在异国获得的荣誉远胜于祖国”（注72）。即便不认同功利主义价值者亦察觉此中讽刺。哈兹利特曾短暂租住边沁的房屋，在1824年一篇关于这位前房东的文章中，他略带夸张地开篇宣称：

“边沁先生恰印证了那句古谚：‘先知在故乡不受尊崇。’他的声誉止于国境之外；其智慧之光在地球另一端愈发璀璨。他在英格兰寂寂无名，在欧洲稍显声名，却在智利平原与墨西哥矿场备受推崇。”（注73）

评论家威廉·埃姆森附和道：“边沁先生的名望如今已遍及欧洲……他几乎成了‘在自己家却像个外人’的人物”（注74）。

哈兹利特与埃姆森仅说对了一半。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随着法律、社会与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边沁在英国的形象从游离于智识与政治世界边缘的晦涩先知，转变为居于广泛改革运动核心的尊崇圣哲。越来越多显赫公众人物援引其权威以增强自身在议会内外的公信力，包括法律改革者塞缪尔·罗米利、詹姆斯·麦金托什与亨利·布鲁厄姆，以及弗朗西斯·伯德特与丹尼尔·奥康奈尔等政治激进派。边沁试图将影响力扩展至约翰·卡特赖特、威廉·科贝特与亨利·亨特等民粹鼓动者，但收效甚微。这些人自有拥趸与议程，常与边沁偏好的改革盟友——如罗米利、布鲁厄姆与约瑟夫·休姆——理念相左，难以协作。边沁的功利主义门徒对其为推进改革而构建的联盟亦非全然适应（注75）。自然，边沁与其辉格党友人间时有龃龉。他与罗米利的亲密关系因后者对政治改革的顽固温和立场而濒临破裂，边沁甚至不惜在1818年与伯德特结盟以阻挠罗米利当选威斯敏斯特议员。布鲁厄姆对改革的半心半意亦令边沁失望。后者虽在下议院宣称“法律改革的时代即杰里米·边沁的时代”（注76），却未阻止边沁在《布鲁厄姆勋爵现形记》（1832）中抨击这位勋爵——因其计划将副大法官法院与卷宗主事官法院并入衡平法院，远未达边沁主张的司法改革深度（注77）。

边沁在英国声望的转折可追溯至1809年初。在其新晋助手詹姆斯·密尔鼓励下，他开始撰写大量分析英国政治中“影响力”形式及其危害的草稿，这些材料奠定了他对代议制民主的支持基础。在这些未刊手稿中，边沁探究了法律滥用与议会滥权的关联，结论是法律受益者与腐败议会受益者结成了“邪恶利益同盟”（注78）。“邪恶利益”一词早前已进入边沁词汇表，用以指称英国教会、法律与政府统治者的利益常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1809年，下议院公共支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揭露政府以巨额公款豢养闲职与养老金，为此观点提供了铁证（注79）。随着拖延已久的《议会改革计划》于1817年出版（注80），边沁正式宣布其民主政治纲领：废除王室恩庇、大幅扩展选举权、无记名投票下的年度选举、选举具备智识资质的独立议员（辅以罚款制度确保出席率），以及准确定期公开议会辩论记录。这些统称为“防范暴政之保障”的措施中，最重者莫过于依托新闻自由的“公共舆论法庭”——政府行为可受公众监督，官员需承担责任。边沁的多数建议受“利益关联规定原则”指导，旨在确保掌权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致（注81）。该逻辑亦见于边沁为全景监狱典狱长设计的问责机制，但其政治思想雏形可追溯至更早的《政府片论》，其中主张有效政府需通过制度与实践实现“统治者与被治者身份的频繁易位，使两类利益浑然交融”（注82）。至1809年，他确信唯有民主制度与程序方能达成此利益同一。当他在1820年代全力投入宪法研究时（彼时他已坚定拥护共和制），其信念是：凡已存在或可引入代议制民主的国家，皆可为功利主义法典的沃土。

英国“混合平衡宪制”拥护者对边沁民主提案的回应可想而知。《托利党季刊评论》贬斥其颠覆宪制根基，但却并未深入探讨所提议改革的优劣之处（注83）。最激烈反对来自《爱丁堡评论》的麦金托什（注84），该刊为温和辉格改革派喉舌。麦金托什抨击边沁的民主改革立场为危险激进主义，认为其普选权扩展过度（危及民众自由），且对无记名投票与年度议会的益处抱有不切实际的信心。与许多改革派辉格党人一样，他主张选举权扩展应渐进有限，首重废除腐败选区，并维持保障社会各阶层代表权的多元选举权体系（注85）。

边沁佯装对麦金托什的攻讦无动于衷，但密尔视此为同路人的背叛。似乎可以肯定的是，麦金托什的批评成为了密尔自己在 1820 年发表于《大英百科全书》的著名论文《论政府》中阐述功利主义学说政治影响的契机。密尔曾在《英属印度史》（1818）中褒扬麦金托什任孟买首席法官的政绩，但后者攻讦边沁后，其书信中每提及这位苏格兰同乡便满含鄙薄（注86）。后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因密尔1825年重刊此文而受到激励，与功利主义阵营展开六轮论战——这场时代思想激辩的舞台正是麦金托什曾抨击边沁的《爱丁堡评论》与边沁派喉舌《威斯敏斯特评论》（前者曾谴责过边沁的观点，后者则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喉舌）（注87）。

在《论政府》中，密尔试图提炼功利主义政治改革立场的精髓。尽管缺乏边沁对既有制度批判的锐利，亦鲜见这位资深功利主义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妙之处，但其基于“人性科学”的系统直白阐述自有价值。然而，在确定选举权范围时，密尔的论证掺入了与其前提相悖的谨慎，招致激进同侪中进步派的批评。他主张，选举权可排除“利益明确包含于他人者”——即“一定年龄以下”的儿童（因其利益“依附于父母”）、女性（其利益“几乎全依附于父或夫”），以及40岁以下男性（因年长男性“对青年福祉怀有深切关切”）。密尔认为可附加财产资格限制，门槛需涵盖多数40岁以上男性，且足以提供“可接受的安全”的水平，以确保良好的政府运作。（注88）。

密尔的选举权排除条款在边沁派激进者中反响不佳。边沁主张普选权（仅设识字限制），并在与密尔分享的笔记中驳斥了后者为限制投票权仅限于资产超过 40 英镑的男性而进行的辩护。（注89）。若边沁尚能暂容女性被排除，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全无此妥协。他后来称此段为父亲“所写最糟文字”（注90）。社会主义功利主义者，也是边沁和小密尔的朋友威廉·汤普森同感愤懑。在《人类半数之诉求：女性反对男性僭越》（1825）中，他支持功利主义政治改革总体立场，但对密尔排除女性的论点提出审慎而激烈的批判，甚至揭示其理论基本假设的内在矛盾，结论称将女性排除在外是“功利原则的一大耻辱。”（注91）。

与麦金托什相似，麦考莱赞同功利主义法律理论的批判精神，但与汤普森一样，反对密尔学说所依托的狭隘自利人性观。他后来对批评密尔的语气表示懊悔，承认或许应“避免以轻蔑言辞对待……这位总体上自吉本以来英语世界最伟大历史著作的作者”（注92）。麦考莱起草印度刑法典时亦乐于咨询密尔，其教育立场被描述为“詹姆斯·密尔哲学的麦考莱式表达”（注93）。然而，在政治层面，对于麦考莱而言（正如许多辉格党人所面临的那样），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不放弃温和议会改革主张的同时，摒弃边沁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关于男性普选权的观点。麦考莱的策略是揭示功利主义哲学自身基础的缺陷——至少是按照密尔的文章所呈现的那样。

麦考莱对密尔的主要批评在于，其方法论全然“先验”——即“假定人性某些倾向”，并“从此前提演绎出整套政治科学”，而此演绎逻辑上“绝无可能”（注94）。此外，断言人恒以自利行事，至多仅触及“人性半面”（注95）（此批评后亦被小密尔用于边沁），且假定“驱使人们压迫与掠夺的动机”是其唯一行动动因（注96）。基于此谬误，密尔推导出同样谬误的教条（注97），包括对自利政客的民主制约需求，及唯有代议制民主方能服务公共利益的隐含信念（注98）。若如密尔暗示，立法是约束个体的主要手段，而立法者如众生般仅依自利行事，则通过民主制度实现统治者与民众利益同一的尝试终将徒劳：功利原则唯有在巧合中方能运作。

麦考莱对密尔的攻击路线一年后被麦金托什在《伦理哲学进展专论》（1830）中重申。该文为《大英百科全书》序篇，其中反驳威廉·佩利与边沁，坚称伦理基于良知的首要地位之上。麦金托什对密尔的评述尤为尖刻（注99）。密尔的回击见于《麦金托什片论》（1835）（注100），其重申《论政府》核心立场，坚持“统治者与被治者利益同一的制度是良政唯一保障”，并保留原初选举权排除条款（注101）。

结论

边沁在这场大论战中的角色无足轻重（注102）。《威斯敏斯特评论》新任主编佩罗内特·汤普森曾希望边沁亲自回应麦考莱，但后者再次将论战交予他人，仅提供功利原则史笔记供汤普森作辩护之用（注103）。彼时边沁正忙于构建广泛改革者联盟的政治活动，无暇他顾。至1820年代末，他对法律与政治改革寄望甚高，竭力避免其辛苦缔结的温和与激进改革者松散联盟内部分裂。此外，海外重大政治事件激励他加紧编纂奉行自由理念国家应有的政治、行政与司法制度、规则及实践。最终，边沁未能实现危地马拉政客何塞·德尔瓦列赋予他的“世界立法者”（注104）角色，但此绝非《季刊评论》笔下那位因“试图成为监狱长、世界启蒙者、专制俄国与共和美国的立法者，乃至文法学校校长屡屡受挫”而“性情阴郁厌世”的边沁（注105），而是坚信毕生要务乃以最大幸福原则为基础制定综合性法典（或法典集）的激昂改革者——此法典可为国内改革者蓝图，亦可局部或整体输出全球（注106）。为此，边沁广结各国政要、学者与改革者。在美国，他联络总统麦迪逊、昆西·亚当斯与杰克逊，及诸多州长与议员，主动协助法律改革并寄送著作以激发其兴趣。他还通过人脉向1820年恢复自由宪制的西班牙议会、1821年效仿西班牙颁布新宪的葡萄牙议会、1822年濒临革命的的黎波里、1822年颁布新宪及1823-1824年立法改革的希腊，以及摆脱殖民统治的拉美新主权国家提供立法起草或法典编纂服务（注107）。

约翰·鲍灵（边沁晚年密友及首部文集编者）忆述：“此乃边沁无限欢愉之时——四方敬意与爱戴纷至沓来，万般事态皆协力推进其投身之大业。”（注108）威斯敏斯特为英格兰激进政治中心，边沁于女王广场的居所成远近门徒朝圣之地。尽管受鼓舞、获谀辞、蒙礼敬，其法典化倡议无一实现。然其思想遍传全球之讯，激励他终完成作为功利主义法典核心的宪法典草案。此时，这位法典作者已是法哲学与政治激进主义界的元老，作为功利学派领袖备受尊敬——其哲学将在法律与政治思想讨论中占据核心，并持续激发英国乃至他国之改革，直至世纪末叶。

注释

1. 边沁，《论文集》，第169箱，第79页。全文参见Crimmins，《世俗功利主义》，第314-316页。

2. 边沁，《书信集》，第三卷，第69页。

3. 边沁，《书信集》，第三卷，第525-526页。

4. 笔者受惠于David Armitage《全球化杰里米·边沁》之洞见。

5. 边沁，《著作集》，第一卷，第169-194页。

6. 边沁，《刑法分支之界限》，第17页、第130页；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IPML），第6页、第8页、第305页。

7. 边沁，《著作集》，第二卷，第538页。

8. 边沁，《世界立法者》，第241-384页；另见Lieberman，《边沁论法典化》。

9. 边沁，《世界立法者》，第260页。

10. 边沁，《文稿》，第97箱，第5页：“职业偏见对理论与实践的阻碍”；边沁，《英国国教及其教义问答审查》，第373页注。

11. 边沁，《评论与片论》，第393页、第440-441页。

12. 边沁，《论功利主义》，载《义务论》，第318页。

13.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11页。

14. 同上。

15.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100页。

16. 参见Engelmann，《想象利益》。

17.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61页。

18. 同上，第38-39页。

19. 同上，第40页。

20. Warke，《多维效用与指数问题》；Rosen，《从休谟到密尔的古典功利主义》，第174-180页。

21. Rosen，《从休谟到密尔的古典功利主义》，第177-178页。

22. 同上，第179页。

23.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第34页。

24. 同上。

25. 详见Crimmins，《功利主义哲学与政治》，第四章。

26. 边沁，《著作集》，第十一卷，第33页。

27. 例见Foucault《规训与惩罚》、Ignatieff《痛苦的公正尺度》；更平衡的论述见Semple《边沁的监狱》、Blamires《法国革命与边沁主义之形成》第一、二章。

28. 边沁，《文稿》，第152箱，第332-333页。

29. 边沁，《著作集》，第八卷，第380页。

30. 边沁，《著作集》，第四卷，第46页。

31. 《杰里米·边沁与乔治三世战争史，由参战一方撰写》，载边沁，《著作集》，第十一卷，第96-105页。

32. Blamires，《法国革命与边沁主义之形成》，第七至九章。

33. 边沁，《书信集》，第七卷，第17-19页。

34. 边沁，《全景监狱》（1791），重刊于《立法论集》，第三卷，第201-272页。

35. 边沁，《书信集》，第五卷，第200页注。

36. 边沁，《书信集》，第四卷，第34页。

37. 见《版本对照表》，载边沁，《立法理论》[《立法论集》]，第一卷，第xlv-xlvi页。

38. 见边沁，《立法理论》[《立法论集》]导言，第xii-xxi页。

39. J.S.密尔，《自传》，《全集》，第一卷，第67-68页。

40. 边沁，《著作集》，第一卷，第388页。

41. Halévy，《哲学激进主义的成长》，第530页。

42. 边沁，《著作集》，第十一卷，第33页、第88页；见Avila-Martel《边沁对智利刑法教学的影响》、McKennon《桑坦德的哥伦比亚的边沁主义》、Luño《杰里米·边沁与法学教育》。

43. Dinwiddy，《边沁与十九世纪早期》，第20页。

44. Toribio Núñez，《边沁精神或社会科学体系》（马德里，1820）；《社会科学或道德与政治科学原理》（萨拉曼卡，1821）。见边沁，《书信集》，第十卷，第329-337页、第463-471页。

45. 《民法与刑法论集》，五卷本，Ramón de Salas编（马德里，1821-1822）。

46. José Vidal，《欧洲革命错误之源及其补救》（瓦伦西亚，1827）。

47. Pedro Alcántara de Somellera，《民法原理》（布宜诺斯艾利斯，1824）；见边沁，《书信集》，第十一卷，第145页注。

48. 边沁，《著作集》，第十卷，第552-554页。

49. Peonidis，《边沁与希腊革命》。

50. Neal，《漫忆录》，第300页。

51. King，《美国的功利主义法学》，第139页。

52. Hoffman，《法学研究课程》1817年版，第226-228页。

53. Legaré，《杰里米·边沁与功利主义者》，第267-268页。

54. Neal，《立法原理》，第14页、第10-11页。

55. John Neal致边沁（1830年3月11日），《书信集》，第十三卷（待出版）。

56. 边沁，《著作集》，第一卷，第297-580页。

57. C.K.奥格登1931年版《立法理论》为Hildreth1864年版重印本。

58. 《杰里米·边沁》与《立法理论，杰里米·边沁著》。

59. Kelly，《功利主义与分配正义》，第62-81页；Quinn，《调和不可调和之失败？》，第320-343页。

60. 边沁，《立法理论》[《立法论集》]，第一卷，第91页。

61. J.F.斯蒂芬，《安息日时刻》，第三卷，第215页。

62. 边沁，《书信集》，第九卷，第14-15页。

63. Cooper，《论奴隶制》。

64. Livingston，《路易斯安那州刑法体系》。

65. 边沁，《著作集》，第十一卷，第23页、第51页；另见边沁致杰克逊总统函，附《法典化与公共教育相关文稿》（1817）（《著作集》，第十一卷，第40页）。

66. 边沁，《著作集》，第十一卷，第23页。

67. King，《美国的功利主义法学》，第307-312页。

68. O'Sullivan，《支持废除死刑之报告》。

69. Crimmins与Spencer，《美国的功利主义者及其批评者》，第一卷导言。

70. 哈兹利特，《新改革学派：理性主义者与感伤主义者对话》，载《哈兹利特全集》，第十二卷，第184页。

71. 哈兹利特，《宗派与党派》，载《哈兹利特全集》，第十二卷，第266页。

72. 边沁，《论功利主义》，载《义务论》，第311页、第312页；另见边沁，《书信集》，第五卷，第253页。

73. 哈兹利特，《杰里米·边沁》，载《哈兹利特全集》，第十一卷，第5页。

74. 埃姆森，《边沁的证据原理》，第458页。

75. 见Crimmins，《功利主义哲学与政治》，第七章。

76. Radzinowicz，《英国刑法及其管理史（1750年起）》，第一卷，第355页。

77. 边沁，《著作集》，第五卷，第549-612页。

78. 边沁，《文稿》，第126箱，第304页。

79. 见Schofield，《效用与民主》，第137-139页；Hume，《边沁与官僚制》，第175-178页。

80. 边沁，《著作集》，第三卷，第433-557页。

81. 边沁，《评论与片论》，第515页。

82. 同上，第485页。

83. 《议会改革计划……杰里米·边沁著》（《季刊评论》）。

84. 《议会改革计划……杰里米·边沁著》（《爱丁堡评论》）。

85. 同上，第175-176页。

86. Thomas，《哲学激进派》，第125页。

87. 见Crimmins，《功利主义哲学与政治》，第一章。

88. Lively与Rees，《功利主义逻辑与政治》，第79-82页。

89. 边沁，《文稿》，第34箱，第302-303页：“J.B.对密尔”。

90. J.S.密尔，《自传》，《全集》，第一卷，第98页。

91. 汤普森，《人类半数之诉求》，第ix页；另见第5页、第7页、第27-30页、第44-45页、第54-56页。

92. Collini、Winch与Burrow，《政治学之高洁科学》，第110页。

93. Forbes，《詹姆斯·密尔与印度》，第23页。

94. Lively与Rees，《功利主义逻辑与政治》，第124-125页。

95. J.S.密尔，《边沁》，载《全集》，第十卷，第92-94页。

96. Lively与Rees，《功利主义逻辑与政治》，第108页。

97. 同上，第125-126页。

98. 同上，第119页。

99. 麦金托什，《伦理哲学进展专论》，第236-264页。

100. 见J.密尔，《政治著作选》，第304-314页节选。

101. J.密尔，《政治著作选》，第309页。

102. Crimmins，《功利主义哲学与政治》，第二章。

103. 见边沁，《论功利主义》，载《义务论》，第283-328页。

104. 边沁，《书信集》，第十二卷，第217页。

105. 《英国国教及其教义问答审查……杰里米·边沁著》，第169页。

106. 边沁，《世界立法者》，第260页。

107. 见Crimmins，《功利主义哲学与政治》，第10-17页。

108. 边沁，《著作集》，第十卷，第539页。

董悦 / 编译

弭维 /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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