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中岛、松井还是朝香宫亲王？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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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1937年12月13日进城之后，全面开始对城内外的扫荡，这时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坐镇苏州，扫荡工作主要由朝香宫鸠彦中将领导的上海派遣军和柳川平助中将领导的第十军执行。17日举行南京入城式，参与攻城的各路将领汇集南京。随后，第十军主力陆续外调，南京城内的警备统一交由中岛今朝吾十六师团下辖的佐佐木部队担负。可以说，南京此后的很多烧杀抢掠暴行都跟这支部队有密切关联。

1、中岛师团的罪责

中岛今朝吾，炮兵出身，占领南京前后均有完整的日记留存，透过他的日记可见其性情暴虐，桀骜不驯。

中岛今朝吾日记记载了1938年1月20日和松井石根的会见：

“没想到这位仁君竟是个小里小气的墨守成规的人物。接着我提及在国民政府偷东西的人就是方面军的参谋时，大家都佯装不知。家具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总是小气地唠叨着。我们已占了国家，夺了人命。师团拿回一点家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其他日军将领的日记对中岛今朝吾的秉性也有记载。

据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1938年1月12日日记记载：

“听说第十六师团长、佐佐木少将趁着与贺阳宫殿下一同进餐的机会，一个劲地说军的坏话。”

据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1938年1月17日日记记载：

“今晚，在殿下府邸为第十六师团长及团队长饯行。师团长和S少将争吵起来。S少将有点过分，被宫殿下狠狠训斥。俩人都争强好胜，让人看不下去。”

据松井石根1938年1月24日日记记载：

“第十六师团长因为要调防到中国北部去，所以来到了上海。看他的言行举止，我感觉他是个粗鲁之辈。特别是当他谈到部队中的掠夺现象时，竟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真是令人遗憾。于是，我严厉地命令他，一定要再次严查运送的行李，凡缴获和抢劫来的物品一律禁运。”

中岛今朝吾在进军南京途中受伤。

据记载：“陆军中将中岛今朝吾正在江南战线奋战。7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其在围攻南京的最前线指挥战斗时，其左腰部软组织受贯通枪伤”。

天生性暴加上报复心理，入城后更是飞扬跋扈，因此，让十六师团警备南京必然是南京市民的灾难。

战后在南京法庭上，谷寿夫申辩：“占领南京后，方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官，屠杀暴行就不用说了，治安方面的问题应由该官员负全责，与我部毫无关系。”

谷寿夫有推卸责任之嫌，但指出中岛对南京大屠杀的重大责任是准确无误的。由于和朝香宫鸠彦的冲突，加上警备南京期间惹得系列外交麻烦，一月中旬，十六师团被调离南京。

据上村利道1938年1月16日日记记载：“下达第十六师团调动命令。”

据中岛今朝吾1938年1月20日日记记载：

“来换防的天谷支队驻扎进来了。到目前为止，南京市民人数较少，没有力量聚众闹事，不会发生什么动乱事件。我们只是在南京平安无事的时候进驻的，却在可能发生事端的时候撤离南京，觉得有点太幸运了。但这是命令，我也没有办法。”

在欧美外籍人士的日记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岛部队调离后，南京的治安有可能进一步好转。

2、松井石根的罪责

朝香宫鸠彦对于中岛今朝吾也有不满，松井石根的日记有数次记载。

据松井石根1938年2月6日日记记录：

“殿下还谈到军队中存在的军纪风纪问题，主要原因在第十六师团长及其部下身上。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太差了。这也完全和我以前所观察到的情形一样。”

此话是1938年2月6日朝香宫鸠彦和松井石根的共识，显然是时局不利于己的前提下，二者共同推卸责任之法。十六师团警备南京期间，朝香宫鸠彦也坐镇南京，对于南京发生的烧杀抢掠一清二楚，其手下的正副参谋长饭沼守与上村利道也和他多次沟通过此事，显然，他坐视不管。

而且，进城后的俘虏屠杀令就是他手下的长勇下达的。东京审判时法官们对此极为关注，1946年3月8日，东京审判法官托马斯·莫罗在巢鸭监狱审讯松井石根时问到朝香宫鸠彦是不是因为和皇室的关系，才没有被追究南京大屠杀责任时，松井石根回答：“我不认为这样。在这支部队进城前10天朝香宫才加入这支部队，他和这支部队的联系时间很短。我认为他不应负责。我要说的是，倒是那些师团指挥官们应对此负责。”

松井石根将责任归咎于师团长当然没错，但显然也在为皇族掩盖责任。中岛当然应该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但是，透过松井日记可以清晰地发现，他自己对日军暴行也是听之任之的纵容态度。

据松井石根1937年12月20日日记记载：

“另外还听说，虽然滞留在城内的国内外人员还心存恐惧，但随着我部队人员逐渐稳定下来，他们也好像渐渐安下心来了。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多少也是在所难免”，是其内心的写照。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发给国内的电报，对此有过清晰的分析。

美国大使约翰逊1月21日发出的电报称：

“我想，陆军作为报复手段，有可能有预谋地放松了在南京的纪律。这么认为的证据是日军司令那冷淡而不过问的态度。”

多田骏在东京审判法庭陈述时，明确指出他曾给松井石根发过电报：

“通过在上海执行任务下属的报告，我听说你们的行为有失军人形象。从现在起，我命令你们要像军人行事，严守所有的军事和民事习惯。”

而且，多田骏强调，他给松井发了三封电报，原因是松井对前面的电报多是置若罔闻。

据多田骏在东京审判法庭陈述：“我给松井将军发了两三封类似内容的电报，原因在于一在我发出第一份电报之后我得知部队的态度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有所改观。”

对于士兵的犯罪，松井石根一味纵容；对于华中新政权的建立，松井却非常积极，但考虑到东京的态度，也不敢贸然行动，恰好物色合适人选也要一个过程，按照统筹方法，他一边物色人选，一边关注东京动态。为此，他在1937年底派了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塚田攻返回东京打听政治情报，1938年1月2日，有了初步信息反馈。

据松井石根1938年1月2日日记记载：

塚田参谋长也从东京回来了。根据他的报告得知以下情况：一、对于方面军的作战，参谋本部的态度极其消极。他们不打算扩大今后作战的范围。二、关于今后的善后措施，政府方面还没有下任何决心。换言之，他们也许想与国民政府妥协，也许希望成立新政权。总之，我没有料到他们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决定。三、而且，政府方面对方面军今后的策略没什么热情。不用说，他们自然也就没有同意我关于希望派遣人员的建议了。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尽管我直接给大臣写了书信，他却没有给我任何回答，只是对塚田参谋长说，这事应该与次官交涉。大臣这样做也太优柔寡断了。

松井对这次情报刺探的结果是失望的，这段时间恰好处在陶德曼调停期间，东京还是希望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能够投降，因此这样的答复也可以理解。不过，1938年1月16日，近卫声明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成了东京对华政策的阶段性定调。

随后，日本内阁的陆、海、外三省经过磋商，于1月24日达成一份“备忘录”，主要内容是：

“在华中方面，对于中国方面的现地指导，须在现地陆、海、外三个机关联络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为此，决定以在上海的陆海军特务部长及总领事组成现地联络委员会，上述委员会对现地进行必要的筹划，并决定从事指导的负责人与方法。”

这时，东京的陆军省在物色人选；松井也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华中伪政权，并派特务部长原田熊吉回东京汇报和打听情况。1938年1月27日，有了初步反馈。

据松井石根1938年1月27日日记记载：

原田少将回来了。根据他的汇报得悉，政府方面对我方制定的关于今后政治以及经济策略没有异议。但是，陆军省一直坚持利用北京临时政府来统一整个中国。对此，我颇感惊讶。当然，外务和海军是不会同意的。陆军方面好像主要受到华北方面军意见的影响。虽然参谋本部也不一定赞同他们，但陆军方面的这种思想一直阻碍着我方面军的策略和作战。

显然，松井对于陆军省支持华北方面军建立的临时政府来统帅华中政权，十分不满。但考虑到东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外务省的矛盾，他也有一丝乐观，并抓住各种机会实现其计划，不久，东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本间雅晴少将前来上海、南京考察，松井石根认真招待，希望本间少将支持他的计划。

3、汉奸组织——南京自治委员会

南京沦陷后，日军希望一帮有声望的大汉奸公开露面，协助日方建立伪政权。

据郭歧分析：

“南京没有伪组织，就日方来说，确实要比陷区同胞更着急。他们明明知道这是我国难胞消极抵制之奏效，但却由于装设电灯、修复自来水、开娼、开戏、开市等等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甚至于连街上站岗的伪警也没有一个，因此使得日方主事人急得无可奈何。”

南京伪自治委员会于1938年1月1日在鼓楼召开了成立庆典大会。当天，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福井淳、南京警备司令官佐佐木到一、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海军武官海军大佐中原三郎等分别上台致辞，着力强调恢复南京秩序，日中亲善、东亚共荣。

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由留学日本政法大学、担任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的陶锡三担任；副会长有两位，一位是孙叔荣，他曾是日本驻南京使馆的翻译；一位是程朗波，之前是南京的商人。

自治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主要有两类群体，一类是在日本生活、学习过，懂日语的各类人士；一类是南京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自治委员会下设总务课、财务课、救济课、警务课、工商课、交通课。

1938年1月18日，自治委员会发表了《自治委员会简章及办事细则》，随后，又对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在警务课的基础上单列了警察厅，并成立了区公所。区公所主要承担总务、户籍、家屋、救济等职责，与各课职责有所重合。

根据南京宣抚班3月份情况报告：

“在1月末开设了五处区公所，城内四处，城外（下关）一处。此外根据民众的要求，还考虑到治安工作的需要，在市内（城外地区）很有必要增设三处临时区公所，这三处已于3月下旬增设完毕。它们是上新河、燕子矶、孝陵卫街这三个地区”。

1月21日，自治委员会颁布警务课办事细则，1月25日颁布了区公所办事细则，1月28日颁布各课办事细则。与此同步，自治委员会逐步接管城市管理权。自治委员会里自然有很多汉奸助纣为虐、协助日军伤害百姓，也有少量正派人士为难民生活左右折冲。

松井石根领导的华中方面军对自治委员会并不看好，但还是给予了支持并抱以希望。

一是为未来新政权打一个基础；二是“以华治华”，日方特别希望自治委员会促成难民回家；三是“以华治夷”，以自治委员会的成立，迫使安全区委员会认识到管理城市的“名不正，言不顺”，当自治委员会筹备大会召开的时候，日本媒体就报道：“自治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将解散国际委员会”。

为树立自治委员会的权威，日方让自治委员会掌握战时市民生活物资调配权。

在自治委员会成立庆典大会召开前一天，日军就摆出了高姿态：免费发粮，吸引难民走出安全区，接近自治委员会。

据史迈士12月31日给家人的信记载：

“麦克伦调查了今天涌往北门桥带回大米的人流，发现日本人开放了一家米店，要大家自己去拿米。这可帮了老百姓一个大忙，但极有可能这只是一时的非常手段，不会持续下去。”

此外，日军也让自治委员会在安全区外设置粮店，吸引难民回家。据拉贝1938年1月8日日记记载：“许博士现在也是自治委员会顾问，他告诉我说，日本人准备向该委员会赠送5000袋大米，条件是这些米不能在安全区内分发。他们要以此促使安全区的市民重返安全区外的住处。这是否能行，还要等着看！”

据拉贝1938年1月25日日记附录史迈士的备忘录记载：

“昨晚6时左右，菲奇先生及本人去升州路查看由自治委员会经营的新米店。我们发现米店还在开门营业。在前一天日本兵3次试图窃取店里的钱，于是店里的人转而这样干：在其他地方出售购米券，把钱送回办公室，在第三地供货。这家米店在双塘街上，大约是在被烧毁的卫理公会（基督教中的一个派会)。过去的10天里，日本人交给这家米店500袋米。如果天气不好，日本警察便拒绝送米。自治委员会想在保泰街或其附近再开一家米店。”

自治委员会对于此项发米、卖米的工作积极进行，一来可以在南京市民中树立威信；二来在安全区外售米，促使难民回家，获得日军认同；三来卖米获得的资金可以作为自治委员会运转的经费。

据南京宣抚班3月份情况报告：

1月15日以后到2月末的救济物资：米11200袋（其中2000袋用来施舍给贫民)；面粉10000袋（其中2000袋用来施舍给贫民）；盐3670袋（其中300袋用来施舍给贫民)。3月的救济米6000袋（其中4000袋由芜湖供应）；豆油387缸(来自浦口仓库，一缸200一300斤)。南京需要救济的人员1月约十五万人，2月约七万五千人，3月约六万八千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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