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是如何利用朝鲜战争，确定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

战争与霸权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二战后，朝鲜战争为美国扩充军备、与苏联争霸提供了绝佳机会，时任总统杜鲁门牢牢把握。1951年7月，中朝美三方谈判开启，美国仍借故拖延——因朝鲜战场状态若持续，可保障其扩军计划不受干扰。

二战后，美苏关系成为国际关系重心，美国全球霸权野心明显，苏联是其实现目标的主要障碍。1950年4月，杜鲁门批准《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NSC-68号文件），该文件视苏联为重大安全威胁，主张美国需具备阻止苏联扩张、击败其侵略的军事力量，这需要大幅增加军费。

三个月前（NSC-68号文件拟定之际），杜鲁门向国会提交1951年度135亿美元国防预算，但因数额庞大及国内外形势平稳，难获通过。恰逢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以此为借口，于7月19日发表特别咨文，强调需增强军力以应对朝鲜战争、强化与自由国家共同防卫。战事当前，国会很快批准该预算。但杜鲁门并不满足，2月4日又提出为1951年度预算增加116亿美元，获国会通过。此后，他多次要求增军费，将1952年度预算提至600亿美元，理由是保障朝战胜利，实则经费多用于全球军事设施建设。

1951年4月起，美国及盟友对朝战僵局渐感焦灼，反战呼声渐高，而杜鲁门政府扩军热情正盛。5月17日，杜鲁门批准配合NSC-68号文件的NSC-48/5号文件，确立对朝方针，核心仍是与苏联争霸。美国担忧苏联控制东亚大陆及周边岛屿威胁自身安全，故亚洲政策围绕强化与苏联阵营对抗展开，朝鲜战争成为其在亚洲的重要工具。

与盟国民众的消极态度不同，美国政府无意尽快结束朝战，还试图争取盟友对朝战行动的更多支持。同时，美国也愿寻求对朝政治处置方案，但前提是不改变自身立场，且停战安排需符合其利益——即确立全球霸权。

美国需考虑国际影响及国民厌战情绪，政治处置不可避免。但杜鲁门深知，朝鲜局势混乱才能保障国会军事拨款，若谈判达成，1952年度军费预算将面临国会重审。在停战呼声高涨时，他未忘主要敌人是苏联，决心维持已动员的力量，故采取“先谈判后停火”策略：不追求大规模军事胜利，维持半岛战争状态；拖延谈判。他要求每日掌握谈判情况，重大步骤需其批准，以此掌控局势，避免谈判过早达成影响其夯实全球霸权军事基础的目标。

1951年7月27日，朝战谈判开始半月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114号文件，重新评估局势，认为苏联及东欧卫星国军力增长，NSC-68号文件低估了苏联实力，建议大幅增加国防经费、提高军事生产能力、扩军备。据此，军方计划两年内将陆军扩至33个师、海军增至100万人、空军达143个连队，这需每年700亿美元军费。杜鲁门将其减至524亿美元上报，仍遭国会质疑——因即便增税，仍会有140亿美元联邦赤字，且“战争迫在眉睫”的理由难被接受。

1951年10月，苏联接连试爆第二、三颗原子弹，震撼美国政府，杜鲁门更坚定投入巨额军费强化军事机器的决心。此时，代理国务卿詹姆斯·韦伯关于战俘遣返的汇报引起其注意。按日内瓦公约，停战后应立即遣返战俘，但双方战俘数量悬殊：美方有朝鲜籍11.2万、中国籍2.08万，中朝方有美英籍4417人、南朝鲜籍7142人。杜鲁门认为全遣返不公平。1952年2月4日，美出台《关于自愿遣返朝鲜境内战俘的最后立场》备忘录，确立自愿遣返原则。4月28日，美方提出“一篮子方案”，坚持该原则，拟遣返中朝7万战俘，并称方案不可更改。这使板门店谈判陷入半年僵局。

1952年11月大选，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1月18日，杜鲁门与其会谈，力劝保证外交政策稳定、消除不安情绪，还希望艾森豪威尔发表声明坚持旧政策，包括自愿遣返原则。艾森豪威尔虽有妥协，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旧政策。

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落幕。而杜鲁门已成功落实巨额国防军费，为美国冷战时期全球霸权奠定军事基础。正如美方军方所言：“1951年秋关于武装力量水平的决定，为50年代大规模报复战略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