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谈奉军30万未发一枪：玉碎尚可，瓦碎不必

地处辽西走廊东部起点的锦州，自古以来就是扼守关内外的咽喉要地，战略地位极其突出。

正因如此，1948年秋天国共双方决战东北之际，毛主席才会反复叮嘱东野林、罗、刘等人“夺取锦州、关门打狗，促成全国战局大的变化”。

其实，不仅仅是毛主席，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3个月间，老蒋也曾多次给张学良拍去电报，令东北军固守锦州，抵挡正在调兵遣将的日本关东军。

遗憾的是，这位东北军少帅并未发一枪便匆匆撤往关内，使东北就此沦于日寇之手，引起中外舆论一片哗然的同时，也让他本人坐实了“不抵抗”的标签。

不过，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张学良并非胆小懦弱、临阵退缩，而是被当时形势所迫，不能进行抵抗。那么，少帅到底为何不在锦州与日军决战？

从追随西方工业化脚步步入全面改革之路开始，日本人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赌博。无论是“九一八”后全面入侵东北，还是二战时的偷袭珍珠港，日本军方几乎都是建立在“豪赌”基础上的。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爆发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国内采矿工业和重工业的开工率仅达其生产能力的50%，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员暴增，数百万农民破产，广大农村地区甚至出现大规模卖儿卖女、全家自杀的现象。

在这种形势下，加速对外侵略扩张就成了转移其国内矛盾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

我国国内爆发了军阀争权逐利的中原大战，中原大地战火连天、民不聊生。而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和他的10万嫡系东北军入关，又对这场战争的胜负起到了关键作用。

既然如此，那么“九一八”爆发时，关外的东北军兵力是不是不足以同日军一较高下呢?

答案是否定的。从当时中日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对比来看，日军装备固然远远比东北军精良，但东北军在数量上却占有明显优势。

满铁沿线的日军总兵力不过1万余人，而四周的东北军部队则不下22万之众，即便算上其他非正规部队和警察，日本关东军总兵力也仅有2.4万人左右，与总人数近30万、控制着当时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的东北军比，并没有绝对优势可言。

如果横下一条心与关东军决一死战，东北军未必会直接溃败。毕竟“九一八事变”本身就是日本国内少壮派军官“下克上”的行为，并不是由其高层一手策划和实施的。

但即便是“优势在我”，张学良依旧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致使东北沃土拱手相让于日本人。以至于很多人至今无法理解，为什么少帅在有把握取胜的前提下，选择了不战而败，白白背负一个千古骂名。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那就是很多情况下战争的结果，并不是由纸面上的兵力决定的。

众所周知，东北军的嫡系部队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曾两次大规模入关抢夺京津冀的新地盘，整个辽宁地区只驻扎了4个步兵旅。据经历过东北沦陷的许多当事人回忆：

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主力部队集中驻扎在关内的京津地区，而关外驻扎的东北军战斗力又不足以应付关东军，一旦开战，亟待解决的事情就是即刻调集军队出关。

可问题就在于此，东北军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

举例来说，如果将当时的东北军整体看作一个股份制公司的话，除了大股东张学良外，还有吉林的张作相、黑龙江的万福麟和热河的汤玉麟等多个小股东。

这种情况下，即使张学良下令，这些人也未必真的会尽全力去抵抗日军。更何况当时的东北军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日意志，充满恐日心理，平素又毫无对日作战准备。

如果此时张学良下令东北军各部原地抵抗，同时调关内东北军增援辽宁，那么大战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而他所能调动的东北军力量，算上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总兵力约18万人。

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开始时，整个东北地区能够投入战斗的兵力实际上只有正常兵力的一半多点。但在这些人中，真正受张学良掌控的嫡系部队，却只有3.3万人的正规军和6000人的非正规军。

另一边，关东军能动员的人数起初在3万人左右，后期增加到了6万人。按人数计算，东北军未必能在短时间内击败日军，但很明显，只要奋起抵抗，东北也不可能像现实中那样在半年内迅速全境沦陷。

当然，如果东北军真的按照当时国人所期望的那样同关东军开战，那么南京方面的增援就显得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以老蒋为首的国民政府增援，大多都是口头上的支持。当时的老蒋忙着去“围剿”红军，不可能第一时间出兵去增援东北。这一点，从之后他秉承“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派东北军去西北与红军交战也不难看出。

其实，早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张学良就已经认清了老蒋的为人。

一边撺掇东北军去打苏联人并承诺兵力和军饷援助，另一边又不出一兵一卒，坐视东北军惨淡收场，这对东北军的实力和士气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也给张学良和东北军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因此，按照老蒋为人的一贯作风来看，即使东北军和关东军正式开战，张学良也完全指望不上南京国民政府。更为关键的是，一旦东北军坚决抵抗，势必激起日方的强烈抵触。

尽管“九一八”事变是由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将领背着日本军方高层秘密实施的一个计划，但关东军如果在东北遭到激烈抵抗后，难保日本国内不会动员更多的军队来支援他们，到那时战事规模会比现实中来的更大。

再加上中东路事件使得少帅与苏联交恶，对方更不可能干预东北的战事，至于那个徒有其表的国际联盟就更无从谈起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东北军很有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也正因如此，到1931年12月日军进攻锦州时，张学良对老蒋坚持抵抗的劝告置之不理，坚持从辽西撤兵。

从沈阳到锦州再到热河，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地执行着“不抵抗”政策。

就实际情况而言，少帅宁愿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遭受千夫所指，也不愿牺牲父亲留下的奉系东北军，深刻暴露出他极力保存自身实力的真实目的，怯懦与私心可见一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致使东北全境很快沦于日军铁蹄蹂躏下，3000万同胞饱受亡国之痛，全国上下痛心疾首。

此后，日本在东北扶持建立伪“满洲国”，成为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基地之一。而“九一八”也由此成为国人永远无法遗忘的国耻纪念日。

抛开老蒋的责任界定，东北军对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致使大片国土丢失，少帅是难辞其咎的。正如他后来亲口提到的那句话：“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

不过，用我们今天的上帝视角来看，即便张学良当初坚守锦州，日军侵华的脚步也许会被拖慢，但绝对不会停止。换句话说，东北军的抵抗仅能拖延一下时间而已，无法大幅度改变历史的最终走向。

即使把关内外的奉军全部拼却，也难以战胜不断侵略扩张的日军。这一点，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就可以窥知一二。

此战，国军投入了包括精心训练的德械师在内的大量精锐，结果两个月内伤亡近半。一向能征惯战的桂军2个军6万人，几天内就全军覆灭，惨烈程度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后来回忆起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这段往事时，也坦然承认了自己当时的想法：

大概也是基于这一点，少帅当初并没有率东北军奋起抵抗。就大节而言是有亏的，但从旧时代的军阀角度出发，这点似乎又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