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许世友要在安徽泄湖造田，曾希圣拍桌子：许司令的手伸太长了

【原 标 题】上将许世友要在安徽泄湖造田，曾希圣拍桌子：许司令的手伸太长了

“1961年早春的一个黄昏，你到底想要多大一块湖？”曾希圣靠在合肥省府的藤椅上，语调不高，却带着火药味。

那一年，国家刚走出最艰难的三年困难期，粮票依旧金贵。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机关里踱步，眉头紧锁。他从河南老家走出来，挨过饿，深知缺粮意味着什么。眼下部队口粮紧巴巴，连队官兵常拿苞谷渣兑米饭，盘中的咸菜也薄得能透光。许世友一句“部队不能只靠皇粮”成为开场白，一场围绕“城西湖”去留的拉锯，由此拉开。

说到自给自足，他可不是嘴上一喊。当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他就带兵“打一仗、挖一片菜地”，人送外号“草鞋司令”。调任南京军区后，许世友把那股子闯劲带到长江边：一个连必须有菜地，团要建猪场，师要摸索小型农垦，军部更得攒出成片基地。他甚至规定检查部队时，先看猪圈、再查枪械。一时间，花名册上除了火炮口径，还多了“土豆亩产”“生猪头数”这些稀奇数据。

有人揶揄他“拿将军当农场主”，可许世友不恼，反问：“饥一顿，枪还扛得稳吗？”这种倔脾气，后来在安徽省城又碰上了更硬的对手。

城西湖位于霍邱，水面广阔，湖底泥肥。许世友考察数次后认定：泄湖造田，一石三鸟——交通近、百姓不搬、现有耕地不动。问题是，安徽那时也缺粮，同样盯着城西湖这块“水面金库”。省里一把手曾希圣闻讯直摇头，觉得南京军区胳膊伸进地方地盘，影响太大。

1961年3月的那次会面，气氛紧张。赵俊后来回忆：“茶水刚端上来，曾希圣就拍桌子，说‘许司令的手伸太长了！’”屋里静得只剩秒针声。许世友并未立刻顶撞，他摸了根烟，慢慢说：“我不是来收湖，是来收粮。咱们凑在一起，把粮食问题先解了。”

几番周旋仍无结果，安徽坚持“湖不能动”。这种僵持一直拖到1965年，省里换了李葆华。当时国家逐步恢复，部队负担稍轻，可许世友没有松口。他带了一摞数据：连队自种自养后，军区一年节省公粮八百多万斤；如若得城西湖再扩大规模，可再省一倍。同去的参谋小声感叹：“司令像推销员。”正是这份“推销手册”打动了李葆华——“湖可以试验，但要保证安徽分到粮”。

谈妥以后，南京军区出动两个师，人手不够就请民工。150天，船板当桥，铁锹当犁，13万余亩新田露出水面。说到底，那是个拼体力的年代，官兵夜里睡门板，白天蹚泥水，腿肚子泡得发白。有人问苦不苦，连长憨笑：“比当年在雪山草地强。”

1972年秋收，城西湖军垦农场粮食过亿斤。许世友亲自赶来庆功，他拿了束稻穗，对兵们说：“我们不靠皇粮，不给国家添乱，值！”那张抱着18斤半大红薯的照片也是在这会儿拍下，远景一排高粱杆，成了后来军区内刊的封面。有趣的是，好多人先看成“许司令抱着两坛老酒”，直到副标题解释才恍然。

军垦农场并非孤例。同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三北农场、西南大渡河垦区，都是“部队办农业”的缩影。不同的是，城西湖离大城市近，粮食就地返销，惠及面更广。安徽地方每年拿到的分成，高峰时占省级储备粮两成以上，市场粮价因此稳了很久。

然而时代在变。进入80年代，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专业农垦与军队职能分离成趋势。1981年安徽省提出“退田蓄水还湖”，水面可发展渔业和旅游。南京军区权衡利弊后，同意撤编农场。自此，昔日垦区化作波光，营房做了渔管站，数千名转业军垦战士就地安家，成了“城西湖镇”的第一批居民。

外界常说许世友能打仗、脾气倔，却少有人提他的农业情结。实际上，部队自力更生的模式，为地方培养了成批农技骨干，也为改革开放前的粮食安全添了一道保险。这份价值，不显山不露水，却实打实存在。

当然，许世友的做法也不是万能。连队里为“数字好看”养猪却不敢宰的笑话，暴露出行政考核的副作用。对比后来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市场化调剂，可以发现：政策工具更灵活时，粮食产出未必需要“将军种田”来背书。

回到文章的主角——那场桌边冲突在档案里只是一页纸，可背后折射的是军地关系的磨合。军队要粮，地方要湖，二者碰撞、妥协、再合作，最终把一潭水变成十几万亩稻浪，又在新时期让稻浪重新变湖水。历史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讲究“哪块石头缝生草，哪条沟渠养鱼”。

有人嘲笑过许世友的“大红薯”，说那不过是一张摆拍照片。可若没有这股子“能挖就挖、能种就种”的狠劲，南京军区能否顶住困难年头？未必。站在今天看，当年的军垦或许显得粗糙，却是一代政治家、军事家用最朴素的办法求生存、谋发展。

写到这里，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句直来直去的问话：“你到底想要多大一块湖？”其实，真正的大，不在湖面，而在肯为几千万士兵和百姓的吃饭问题操心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