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的那些粪便——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东亚射程

作者｜王升远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以及战后日本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

粪便并不总是令人呕秽生厌的。周公信徒会告诉你，倘若晚上梦见踩到大便、或被大便袭击，此乃财运降临之吉兆。晚上归晚上，似乎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踩到屎。家居上海，求学于北京，但在桥头路边邂逅粪便，甚至不经意间来个亲密接触，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体验了。想来，像俳句大师与谢芜村和松尾芭蕉那般带着点闲适和天真，吟咏马粪、马尿，在中国，会被正襟危坐的斯文人士认为“不文明”得病入膏肓、唾口浓痰咒一句“你是绊倒趴在粪池边——离死（屎）不远了”亦未可知也。

《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

王升远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5月

单就感官而言，如果说国人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话，那么七八十年前来华的日本文人学者在京沪两地那些“离屎不远”的体验似乎却让其难以释怀。1899年底，内藤湖南在《万朝报》发表文章称“北京的人家里没有茅厕”，于是“到处都是拉撒粪便的地方”，并据此评断说“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燕山楚水》）39年之后，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在其作品集《大陆纵断》中，如此向他的同胞传达北京天桥的观感——“那里是北京的贫民窟，路上到处都是人屎、狗屎，让人不堪其臭。那种地方在东京贫民窟难得一见。”与内藤和山本的描述相比，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的相关叙述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对1921年来上海访游的芥川在豫园看到了由“高耸入云的中国式亭子，溢满了病态的绿色的湖面，和那斜着注入湖水里隆隆的一条小便”构成的“一幅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国辛辣的象征”。浔阳江上，芥川未能看到“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景致，“却没想到从眼前的船篷里伸出来一个丑陋至极的屁股，而且那只屁股竟然肆无忌惮地（请宽恕这里粗野的叙述）悠然地在江上大便。”尽管内藤湖南也意识到“据说现在已经废坏的明代都城，当时建设的时候，拥有规模很大的下水设备，不输现在文明各国的都会，清朝的文明和前朝相比如何，从这里不难推测”，但现实上的中国观察大概只能让内藤、芥川们感受到三个字——不文明。

近年来，一旦论及日本文人、作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化的评论，便会有论者条件反射般地祭出萨义德应对，将其视作站在近代文明国家子民的立场上对“非文明”的中国之贬损。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对近10多年来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将这一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对象的理论范畴套用到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却还是比较晚近的学术动态。在已出版的诸种论著中，较具代表性的论著首推已译入汉语世界的日本学者西原大辅的博士论文《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中华书局，2005）。以芥川的中国之行为例，不是是否是受了东京大学高才西原的指引，今天的日本学者泊功认为“他们一方面蔑视与自己相对的东方的‘落后’，另一方面致力于寻找自己的现代化社会中遍处难寻的‘异国情调’。”邵毅平先生也认为“在芥川龙之介的笔下，现实的中国是如此不堪，而日本却是如此美妙，其参照的坐标正是西方文明。”（《芥川龙之介与洛蒂：分裂的中国与日本形象》）先进文明国家的文人在后进、“半开化”（福泽谕吉对中国的定位）国家看到遍地“粪便”，据此联想到“先进（清洁）—落后（肮脏）”的近代文明价值论，这种研究思路似乎也顺理成章。但知识界却鲜见有人基于个案的细致严谨的思考与研究对东方主义的“东亚适用度”做出反思。

我想打一个蹩脚的比方。设若有生活在同一个村子里的甲乙二人，尽管很少光顾乙家，但在甲看来，虽与自己同样不如城里人富有，但出身名门、只是现今家道中落的乙至少应是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甲早于乙先进了城，并发家致富。若干年后，甲因事专程从城中回乡来到了乙家，看到了眼前的现实，自己对乙家的种种美好想象瞬间崩溃，并对这位老乡亲家的脏乱颇多微辞。甲的批评招致了乙乃至村里人的不满，众人认为甲的挑剔只是因其由“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在城里待了几年就装‘文明人’了呢？”遗憾的是，却没有人愿意承认作为事实存在的另一种可能：甲在进城之前，就生活在一个爱清洁的家庭，对脏乱的嫌恶感实则与进城是毫无关系的。当我们试图正确地认识甲乙间的龌龊、逼近客观的论断，就有必要了解进城前甲家的卫生状况。

渡边京二（被著名学者平川佑弘称作“在野思想史家”）的著作《看日本：逝去的面影》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苏珊·B.韩利的《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暗藏的物质文化宝藏》整理、研究了前近代（幕末明治初期前）赴日西洋人的日本论述，发现未被西方近代文明污染、侵蚀的日本是简朴、富裕、洁净、秩序井然的。仅以卫生状况为例，日本的“清洁”并非是西方近代文明东渐的产物。前近代时期，江户城及其近郊街道的卫生状况甚至让英国的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爵士震惊：“他几乎从未遇到过因路有垃圾堆而不得不绕道而行之事，而这在亚洲其他地方和欧洲都是屡见不鲜的。”（《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在北京民俗学者岳永逸看来，喧哗而凌乱的北京天桥原本就有着“几分邪恶、淫乱、肮脏，明显具有京城‘下体’的生理学特征”，如此看来，在贫民窟踩到屎似乎也在意料之中。话说回来，东京便没有贫民窟？那里就没有“遍地皆粪”的胜景吗？1856年，刚到日本的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在《日本停留记》中对下田近郊柿崎村的清洁感到不可思议：“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国家里，通常贫穷滋生肮脏，可在这里没有一点这样的迹象，他们的家里都保持着足够的干净和整洁。”（《看日本：逝去的面影》）由江户城变成东京不到10年时，爱德华·S.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如此描述这里的贫民窟：“在东京，大街小巷罗列着一排排极其简陋的棚屋。这里住着最贫困的人。在日本人眼里，这些地方是邋遢不堪的。可是和基督教国家的几乎所有城市里那些龌龊悲惨得令人发指的贫民窟相比，日本的贫民窟可说是很洁净了。”（《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而与此相对，读过劳伦斯·拉尔森的《19世纪的街道清洁：对污秽和沮丧的研究》，你会发现，1857年的纽约街道仍旧是“臭气熏天、令人作呕的垃圾堆。”如此看来，韩利的论断——“从17世纪中期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的城市卫生要好过西方”不过是道出了实情。

西洋人的震惊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岸本能武太早在19世纪末的一个论断——“就余在美国之所见所闻，可知日本人较美国人远为清洁。然余心中尚存疑虑；较之支那人或朝鲜人等其他东洋人如何？二者与我日本人何者清洁耶？幸而借此番战争，余有机会漫游辽东、朝鲜等地。……因此余愈加明白，此清洁实为日本人之特质，西洋既无，东洋亦无，乃我等日本人所特有之性质。”（《日本人之五大特质》）显然，“洁净”成为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日本人论”的重要关键词是有事实依据的。

有人会质疑：日本人也要排便，在日本进入所谓近代“文明时代”之前，彼邦就没有遍地粪便的情形吗？韩利的研究称，日本和西方在处理废水问题上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日本，大家并不认为人类排泄物是一文不值的“糟糕”之物，而是一种颇具实用价值的产品。在18世纪早期，大阪地区新增了许多水田，肥料价格飙升，粪便必须要用银两来买。屎尿的价值如此之高，以至于其中不同成分的所有权竟分属不同的群体。在大阪，住户居民大便的所有权属于房东，小便属于租户。那些留在街边路人用的尿桶里的小便的收集权则归一个叫做渡边的贱民部落所有。尽管小便的卖价比大便便宜，但对其收集权的争夺同样无休无止。据安妮·沃特霍的记载，在关东，粪便也是宝贝，农民为粪便的购买权也总是纷争不休，冲突不断。甚至有“极品”旅人会随身携带一个便器，用自己的小便换取食物或钱财。正是由于粪便的经济价值，结果是，普通百姓厕所的基本精神和上等人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更愿意收集自己的“副产品”。此外，韩利还指出，日本民间的“厕神”信仰中的清洁卫生观也是其坚持清洁卫生态度的重要因素。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们知道微生物和病菌的存在之前，与科学无关，与西方近代文明也无缘。如此说来，芥川们对中国遍地粪便的批评与“西方文明”基准又有多少必然的内在关联呢？

小气抠门的日本人连自己的粪便都要算计算计，在我们泱泱大国的子民看来大概会有些不可理喻，或许今天的日本人也会引以为耻，觉得多少有些有损国威吧。但，这一迥然有别于西方的东方文明真切地存在过，因此，毋宁说，幕末明治的日本粪便，是当时的西方人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日本发现了另一种东方的“价值”和“文明”。中国文学研究家井波律子称，“本书打破了既有的阴郁的前近代观，将日本近代失去的东西，从根本上重新加以审视。”著名电视主播筑紫哲也评价：“本书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近代之前，有一个被我们扼杀、灭亡的文明。” 显然，对于今天的日本人而言，阅读《看日本：逝去的面影》也不过是追随着渡边京二的步调，对自己的先人们曾弃若敝屣、今天已烟消云散的江户文明的一场再发现与再认识。

渡边京二的少年时代是在大连、北京度过的。在《看日本》的“平凡社文库版后记”中，渡边坦言，回到日本后，“在自己的‘祖国’生活，我却始终感觉自己像是个异乡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明治开国的社会志毋宁说是渡边氏试图越过受西方近代文明充分侵染的当代日本、通过自我相对化的操作，通过整理“西风压到东风”前、幕末明治时期西洋人的日本旅行记中记述的、已被今人所遗忘的江户文明来确立日本人身份认同的“穿越之作”。我揣摩着，渡边的写作是多少带着些怨气的，脑海里似乎浮现着着若干假想（或许真实存在）的“东方主义”论敌。在第一章“文明的幻影”中，渡边指出，“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将19世纪的日本描绘成精灵的国度时，日本的当权者们却像爱德温·阿诺德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愤怒地否定了这一印象。那时，他们和萨义德的立场十分相近。对日本的当政者而言，国家的现状是为了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不被淘汰而发动全民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并为其付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对这一点置之不理而去赞美日本人的礼节、艺术品或者是日本的风景优美等是完全脱离现实的，是一味地将日本理解为固定的文化观念复合体的所谓‘东方主义’的思想所致”。究其原因，正如子安宣邦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东洋’概念还束缚了试图与西方立场相一致的日本，其注视东洋的视线。”（《黑格尔“东洋”概念的紧箍咒》）渡边所批评的“日本当权者”的愤怒对我们而言似曾相识。鲁迅在为老朋友内山完造的漫谈著作《活中国的姿态》作序时就批评其“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在我看来，“日本当权者”和鲁迅们以西方近代为赶/超对象的“怒其不争”中，多少包含着些在逆水行舟的紧要关头或“国将不国”的危亡时刻所取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激进策略，有失公允恐怕也再所难免。而在风平浪静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以中国、日本为对象的赞美抑或非难？芥川、内藤们对中国的贬损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有别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另一种/多种基准，据此我们是否会得出有别于萨义德式东方主义的另一种阐释？

是时候换个视角了。竹内好、沟口雄三、子安宣邦三位分别提出的以亚洲/中国/江户为方法的思路颇具启发性，渡边京二钩沉索隐的文化立场显然更接近于后者。在渡边看来，“我们不必害怕如果按东方主义的标准，上述事物会被贴上落后、封建的标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些事物。”

设若你是幕末明治的日本人，在街头与粪便邂逅时，你会像上海、北京的今人一样骂句“Shit!”掩鼻而过，还是会盯着人家屁股、渴望多多益善？答案不言自明。大概，这便是150年前的那些粪便之于今天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