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有毒？古人笔下的“瘴气与偏见”

以二十五史为核心的正史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史里的广西》（套装全5册）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正史中关于广西的重要典籍资料，以时间为线索，用通俗笔触描写八桂历史中的闪亮故事，展现先秦至明清时期广西的文化印记与文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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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

秦朝到晋朝的人们对广西的认知，是利用主观因素来解读客观风土的产物，这导致史书中看似平实的叙述，往往内蕴着人的观念、定位与评判。

自岭以南，皆多瘴疠　 　

在秦朝到晋朝的人们的眼中，岭南是著名的瘴地。瘴气原写作“障气”，《淮南子》言：“障气多暗。”“障”是边疆军事设施，所以“障气”一词，天然地就透露着边荒色彩。早在先秦，就出现了“障塞”“边障”“亭障”等一系列与边界、边疆有关的词汇，均指边疆军事要塞。司马贞《史记索隐》记：“旷哉绝域，往往亭障。”《汉书》韦昭注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如果说“障塞”是边疆的有形界限，那么“障气”则是边疆的无形界限，它们都具有典型的边境地区特征，蕴含着中原人群向边疆迁移时的受阻体验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的复杂心情。

东汉初期已经出现了“瘴气”的说法。朱勃曾言：“（马援）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瘴气”一词在中医古籍中始见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升麻，味甘、平。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瘟疫、瘴气、邪气、蛊毒。久服不夭。”晋代以植物为瘴气命名，《南方草木状》载：“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

作为名词的“瘴气”有地理、医学、文化三重含义。地理方面，它表达的是受阻体验。就“瘴气”的医学含义来说，它所包含的疾病是多样的，《岭外代答》说：“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瘴病是包括热带病、地方病、人体寄生虫病、水源污染、大气污染所致疾病在内的复杂疾病的统称。所以，瘴病不只是受到暑湿浸染的结果，它固然与暑湿有关，但暑湿本身不是瘴气，只有当它进入人体并导致疾病后，才适合将致病的原因称为瘴气，正如隋代医学家巢元方所言：“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文化方面，“瘴”字可能是因字义特殊而从“障”中分化而来，它固然有助于人们直观地理解南方风土的特点，但由于“瘴”字采用了“疒”这一偏旁，“章”与“疒”结合并固定于人们的认知中，直接导向了“疾病”的寓意，使人们难以再突破对“瘴”的思维想象，难以挖掘它在疾病外的内涵。这提示我们，当人们通过名词、概念来认识南方时，与其说瘴气是客观的环境事物，不如说是地理环境在人类意识中的抽象与变异。中原人群将自然环境问题转换为文化问题，进而以此对南方文化进行定位与评判。在被评判时，广西的先民往往是失语的，我们看不到对他们言论的记载。

瘴气名为“气”，但不一定真的就是气，它更可能是在表达难以目见和预防的病原，如寄生虫。未知引发恐惧，也许正因瘴气难以亲眼观察，所以晋代之后的人们发明了“瘴母”。刘恂《岭表录异》载：“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与其说“瘴母”是真实存在的，不如说它是被制造出来缓解恐惧的，因为“瘴母”有形，可被看到，也就方便人们躲避和应对。后人继续发挥，还给出了破解“瘴母”的方法，邝露《赤雅》称：“当瘴气升起的时候，远远望去，有一道气体向上冲起，如柱子一般。不久之后，气柱就四下散开，底部如黄色的雾气，空中的部分则像弹丸，逐渐扩散成车轮大小，并攻击四周人群。被瘴气袭中的人，会感到胸闷不适，有的会有疯痖症状，有的则会因过度出汗而死。如果人趴在地上，任由瘴气自行散去，就可以避免受到伤害。”不难看出，“瘴母”之说是荒诞不经的。

汉晋时期，瘴气致死的说法屡见不鲜。《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他前往日南前祭辞先人时说“日南多瘴气，或恐不还”。《三国志·潘濬陆凯传》华覈之言：“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南史》载梁朝杜子雄率军讨伐叛军，士卒中瘴毒，“至合浦，死者十六七”。《北史》记柳述被贬岭南，“在龙川数年，复徙宁越，遇瘴疠死”。瘴气往往与特定风土相结合，这既是一种疾病地理观，也反映了时人对岭南的认识和理解。

如何避免瘴病呢？汉朝到晋朝的人至少有两种方法。一是住在高处躲避。既然瘴气与暑湿之气郁结有关，人们自应选择高垲之地居住，“汉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辄避处高，今交土调和，越瘴独甚”。《吴录·地理志》载：“苍梧高要县，郡下人避瘴气，乘筏来停此，六月来，十月去。”广西民居中的干栏式建筑，下部悬空，通风避潮，也有防瘴的功能。二是吃特定的食物。《后汉书·马援列传》言：“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李贤注引《神农本草经》：“薏苡味甘，微寒，主风湿痹下气，除筋骨邪气，久服轻身益气。”此外，吃槟榔和饮酒可能也有防瘴的功能。

卑湿暑热，想象广西　 　

卑湿、暑热，固然是广西的自然现象，但也是中原对岭南的普遍想象。既然是想象，就免不了虚实交杂，有时甚至流于怪诞，人们层垒地造出不全覆盖南方和不专属于南方的东西，再把它当成南方的标识符号。在南方为“蛮土”的观念统摄下，无论对它的想象多么荒谬，都有人愿意相信。这表明南方风土是具有多重样相的，它既是历史地理问题，也是文化问题。瘴气的分布范围，不只是一种空间形态，还是一种时间形态，它折射的是区域开发进程、中原经制力量的强弱进退和人们对此地的观感变化。

虽然东汉以前缺乏对瘴气的直接记载，但这只意味着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形成记述而已，并不表示瘴气在岭南土地的缺席。现代我们知道狭义的“瘴气”是通过按蚊（又称疟蚊）传播的寄生虫所导致的疟疾。疟疾最先起源于热带非洲，在新石器时代向北传播到了埃及和地中海地区，向东传播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华南。我们无法确知到底是谁将它带入了岭南，但可以确定的是早在中原移民南迁之前，当地就已经存在。瘴气有其适地性，它不能像珍禽异兽一样被跨域运输，也不能像奇花异果一样因其特别的意义被移植，它必须依赖于特定的风土而生存，因此也只能是在外人到来并对它产生注意时，才能形诸记载。实际上，不只是瘴气这种无形无相的东西，就连更加具有表征性的植物和景观也是很晚才被记载的，如香蕉首见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榕树则到西晋时才被嵇含记录，左江花山岩画则直到宋代才有文字记载。

瘴气本属特定地域，但被放大为覆盖南方大部、包含多种疾病的事物，这跟马援南征时因为瘴气减员严重，令时人对瘴气印象深刻有关。这种印象使瘴气超越了个体经验与身体感觉，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岭南意象。瘴气的内涵被放大，还跟古代五方各有其气，万物受气而生的观念有关。他们先认为南方的气应当如何，然后制造出来瘴气，对南方进行整齐划一的覆盖，于是南方的风土、动物、物产、民众被“异气”所囊括。这种关联性导致时人在说瘴气时，总免不了强调地理的“蛮烟”，强调虺虫蝮蛇等毒物，强调人的断发雕题。他们在认识南方时，所依据的不是实地调研的材料，而是从“蛮夷应当如何”的预设出发，进行单方面的评判。

瘴气已不只是客观的环境事物，它还具有浓重的人文属性。对南方很多地区来说，瘴气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瘴气只有在中原人到来并记载时，它才是存在的，反之如果没有被记载，它就是不存在的。至于存在的“瘴气”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表现并不重要。这里的逻辑缺陷是：既然瘴气是“气”的表现，那么基于不同风土的“气”应当表现为不同的“瘴”，但在人们的叙述中，所有的“瘴”似乎都一样。这表明，瘴气显然不是理解南方各地特殊性的万能钥匙。人们在通过瘴气认识广西时，经历了一个附魔到祛魔的过程：当中原人群只是遥想或与岭南进行表层接触时，瘴气无处不在、无比严重；当民族融合达到一定的程度，岭南、中原文化势差不再悬殊的时候，瘴气与瘴病的概念渐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