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它不仅反映了各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在经济总量与人均间的平衡,更体现了各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责任与担当究竟该如何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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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分别承担22%和20.004%的会费,合计超过联合国常规预算的42%。这种"双支柱"结构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现实,即在经济层面已形成“G2”领跑格局。
相比之下,日本以6.93%的份额位居第三,德国5.692%、英国3.991%和法国3.858%紧随其后,构成了联合国财政的"第二梯队"。
部分国家承担的会费比例颇具深意,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印度仅承担1.106%,而人口及经济规模远低于印度的瑞士却承担1.029%。这种"经济总量与会费不成比例"的现象源于联合国独特的计算方式:
既考虑国民总收入,又兼顾人均收入水平。印度人均GDP(GNI)仅为全球平均的五分之一,因此在分摊时获得相应减免,而瑞士人均非常之高,承担的会费比例就要比其经济规模在全球的比例高很多。
新加坡0.479%的份额高于许多大国,比利时、奥地利以及北欧国家挪威、丹麦等也都因其极高的人均收入而承担较高比例——这种设计确保了会费分摊的实质公平。
在亚洲地区,韩国2.349%的比例超过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印尼、泰国、越南形成0.579%到0.159%的梯度分布。中东石油国家中,阿联酋0.574%和卡塔尔0.245%的比例与其经济实力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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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内部,意大利2.813%、西班牙1.895%体现南欧经济地位,瑞典0.822%、芬兰0.386%则反映北欧福利国家特征。在给这些富裕国家加成的同时,在分配联合国会费时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特殊照顾。
非洲大陆除南非0.251%外,埃及0.182%、肯尼亚0.037%等主要经济体都承担较小份额。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瑙鲁等只需缴纳0.001%的最低比例。这种安排既体现了国际团结,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创造了条件。
拉美国家中,墨西哥以1.137%的比例领跑,阿根廷0.490%、智利0.374%紧随其后。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尽管面临经济困难,委内瑞拉仍坚持承担0.069%的会费,展现了负责任的态度。
这套会费体系的核心是"能力支付"原则:经济总量决定基本框架,人均收入进行精细调节,以0.001%的最低比例赋予全员责任,最终实现大国不小气、小国不勉强的平衡状态。
每个数字背后,都是成员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也是联合国持续改革、与时俱进的生动写照。但南生认为:当前的会费分摊机制虽然力求公平,但仍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是过度依赖少数主要出资国的问题,仅中美两国就承担了超过四成的会费,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结构使得联合国的正常运转容易受到个别国家政策变化的影响——美国就是在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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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拖欠问题亟待解决——美国长期拖欠会费,金额已超过15亿美元,占据联合国拖欠会费总额的比例高达七成,严重威胁联合国正常运转。尽管秘书长已多次呼吁美国应承担大国责任。
但美国历任总统总是装聋作哑,这意味着:联合国应建立更严格的问责机制,对长期拖欠国家实施表决权限制等措施,同时可探索建立"会费保证金"制度,要求成员国按比例预存保证金。
其次是新兴国家话语权与财政贡献不匹配的问题,中国、印度等国的会费比例持续上升,但在联合国决策体系中的地位提升相对滞后。此外,现有的会费计算公式在反映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方面也存在不足。
联合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其会费分摊机制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第一应该优化计算公式,使其更准确地反映各国真实的经济实力和支付能力——可考虑引入"年度微调"机制,对经济出现重大波动的国家及时调整分摊比例。
第二要增强财政透明度,减少会费问题被政治化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要推动治理结构改革,让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话语权,遵循"责任与权利对等"原则
只有建立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体系,联合国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全球性挑战,真正实现其"促成国际合作"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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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费问题看似是财政技术问题,实则关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这些改革不仅关乎联合国财政健康,更是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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