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时他坦然大笑，刽子手浑身颤抖：我同情他，下不了手！

“1948年9月30日清晨，你怕不怕？”行刑车颠簸着，法警俯身问。王孝和抬头，嘴角有若有若无的笑意：“怕？怕光明来得太慢罢了。”这句话让身旁的枪手愣住了。短暂的沉默后，车厢里只剩铁链撞击木板的清脆声。

车门打开，刑场仍笼着薄雾。王孝和被按到椅子上，粗绳勒紧手脚。他昂首，目光越过枪口投向东方，仿佛在等第一缕日光。他没看刽子手，却开口道：“瞄准心脏，省子弹，也省得你回家做噩梦。”那名枪手先是僵住，随后手腕开始不受控制地抖动——一位在沪郊执行过无数死刑的老兵，从未遇到这样的囚犯。三声枪响，全偏。围观的记者倒吸冷气，现场变得诡异。枪手最终闭上眼，第四枪才结束了生命。多年以后，他在审讯室里回忆：“我同情他，下不了手，可那时候谁敢抗命？”

让人疑惑的是，王孝和其貌不扬，在杨树浦发电厂也只是抄表员，何以拥有如此慑人气场？要追根溯源，得把时钟拨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那会儿的上海滩，霓虹与饥饿并存，租界里一杯咖啡可抵棚户区一家人的口粮；灯红酒绿外，横亘着淞沪会战留下的弹坑。十四岁的王孝和考进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费拮据，只能白天借书、夜里抄笔记。图书馆角落里，他第一次读到《赤色中华》，那一行行排铅字让少年血液翻涌。许统权——那位常被同学误认成“书呆子”的地下党员——发现了他，递过去更多资料。自此，一条隐秘的革命脉络，悄悄系在王孝和身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战火冲进上海港。电力是城市的心脏，谁掌握电厂，谁就握住了上海夜色的开关。组织需要年轻、灵活、熟悉外语的人渗透进去，王孝和被点名。他混进杨树浦发电厂，身份只是普通抄表员，却在三楼仓库的一个旧木箱里藏起手摇油印机。每周夜班后，他守着嗡嗡作响的机器印传单，油墨味和锅炉尾气混成独特的“地下气息”。

同事工友对他另眼相看，还因为一次罢工。1946年夏，电厂高温，煤价飞涨，老板不加薪，反倒削减津贴。机修工老赵因中暑晕倒，厂方以“工作疏忽”罚款。王孝和当场顶撞：“机器坏了还能修，人倒了怎么修？”一群人跟着他冲进事务所，罢工在当晚就蔓延。那一夜，黄浦江两岸大面积停电，报纸只说“技术故障”，可谁都知道底下翻涌的怒意。罢工胜利后，王孝和被推为工会干事，工人第一次觉得，一个瘦高的小伙子也能扛起一座发电厂的尊严。

工厂风云之外，他还有一桩听来颇具传奇色彩的婚约。十一岁订亲的乡下姑娘忻玉英，识字不多，却有股倔劲。初见时，她问他：“上海灯这么多，不心疼电？”王孝和愣了两秒，随后笑，“心疼，但更心疼点不起灯的人。”不说情话，两人却在走街串巷间擦出默契。为安全起见，王孝和仅告诉组织：“她诚实，可用。”结婚后，他把会议伪装成麻将局，让媳妇守门放哨。三更半夜，忻玉英蹲在门口数星星，心里却踏实——丈夫在做“对得起穷人的事”。

生活拮据到连饭桌都买不起，偏偏房间里常见十几个人低声讨论。忻玉英没问缘由，只按暗号送纸条：有人掩嘴咳嗽，她就知道要把信塞进墙缝；对方系鞋带，她便把报纸折进草帽。后来有人调侃她是“地下交通员”，她才后知后觉。王孝和时常捏着她的手说：“苦你了。”她回一句：“不苦，煤球贵才苦。”轻描淡写，却给了他继续斗争的底气。

危机来得突然，又仿佛早已写好剧本。1948年春，电厂特务头子万一频频上门，先是递香烟，再是许房子，最后干脆摆明威胁：“跟着我们，有前程；不然你们一家人都得吃苦头。”王孝和笑得很淡：“人心向背，不靠威逼。”他将所有资料烧掉，只给妻子留下几句交代：奶水足就去当奶妈，家具能卖就卖，别管我。他不知道的是，忻玉英那时已怀二胎。

4月深夜，他被捕。威海卫路的警备大队橡皮管、竹签、电棍齐上，特务轮番劝降：“说出上级，保你不死。”他只回一句：“我是工人。”拷打间隙，他用指甲在墙皮上划字：勿辱使命。五个多月，他写下五十多封家书，全用棉布缝在内衣里，每逢放风便设法交给狱卒——对方贪一点钱就肯帮忙。信里谈女儿学步，谈抽水马桶的原理，谈未来的电气化中国，却只字未泄组织机密。这种近乎倔强的温柔，让看守偷偷感叹：“若我有此兄，也愿两肋插刀。”

9月中旬的法庭审判，二十余家报社记者蜂拥而至。庭长试图速战速决，王孝和却高声要求陈述。面对闪烁的镁光灯，他痛斥国民党滥杀工人，劝记者替被迫噤声的百姓说话。庭长恼羞成怒，喝令押赴刑场。半小时后，便出现了开篇那幕：囚犯在笑，枪手在抖，围观者在窒息。那天的《申报》只刊一句“罪犯王孝和已正法”，然而街头小报很快用隐晦词汇传开——“有个人笑着赴死”。

上海解放后，公安局抓到那位枪手。审讯桌前，他神情憔悴：“他告诉我，电厂一停，老百姓没饭做。让我想想家里人。”说到这儿，他忽然捂脸不语。是忏悔，还是对旧时代的绝望，已无从考证。

1949年11月5日，逸园追悼会人山人海。电厂工人揪着黑纱，不喊口号，只抬头盯着空中缭绕的焚香。忻玉英把大女儿抱在怀里，女儿抓着遗像上的相片，不停问：“爸爸去哪儿了？”她答不出口，只能让泪水滑进衣襟。灵柩移往虹桥公墓时，三十多名曾受王孝和帮助的工友自发抬棺，他们说：“他陪我们熬过停电的夜，我们送他走最后一程。”

其后发生的事，许多史料里只是轻描淡写的一行字：王孝和，浙江宁波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可对熟悉他的人来说，标签远不止如此：精通英语的抄表员、给同事补课的夜校老师、冲在最前面的罢工代表、把妻子当战友的丈夫，以及，行刑前笑得云淡风轻的囚犯。历史最终把他钉在一座石碑上，但人们更记得的是那个凌晨，他望着天边说出的那句话——光明，总得有人去催一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