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被捕，说出一个让人冒冷汗的名字：她是国民党，我上司

“她是国民党的，是我上司。”

黄特这番话说出口以后，纵然是粟裕也听得一头雾水。

这个特务口中的“她”，就是几年前从上海投奔新四军的上海女孩田清。起初，她表现积极，能写能唱，很快成了战地服务团的文艺骨干。然而，中途她曾两次离队，尤其是第二次，正值日军“扫荡”之际，她的突然消失让不少人起了疑心。

更让人意外的是，她后来竟带着200多名上海学生重新归队，这批人迅速融入了新四军的各个岗位。

如果这田清是特务，那她带回来这200多个学生该怎么办？

粟裕听完后觉得很惊讶：“我们只是一个师，有必要派200多人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这番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当时第一师也就2000多人，200人还能完美混进来几年没被发现，有这工夫窃取情报，早一鼓作气把师部给端了。

因此粟裕这才下令彻查，最终才发现黄特这番话有问题。

1941年的新四军，正处于敌后抗战的艰难时期。既要应对日军的“扫荡”，又要提防国民党的暗中破坏，锄奸工作成了重中之重。可谁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特务抓捕，竟会演变成一场波及200多人的“间谍风暴”。

事情的起因是黄特的落网，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年轻人，因家族在土地革命时期被清算，对共产党怀恨在心，后来被军统吸纳，伪装成进步学生混入新四军。

而他的暴露也颇具戏剧性，某天夜里，他在睡梦中说漏了嘴，被同铺的战士听见，随即被锄奸科逮捕。

起初，黄特拒不交代，但在严刑逼供下，他突然改口，声称要“戴罪立功”，供出了自己的“上级”，田青。

更惊人的是，他还咬定新四军内部潜伏着200多名特务，全都隶属于一个叫“真理团”的组织。

锄奸科一听，立刻如临大敌。田青本就因两次离队被怀疑，如今又被特务指认，自然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在审讯中，田青起初否认，但最终在压力下“认罪”，并供出了史行、董大任等同批学生。这些人又陆续攀扯出更多人，最终竟有200多人被卷入这场“特务案”。

当这份名单递到粟裕手上时，他第一反应就是怀疑。军统特务的活动经费有限，通常只会派遣少数精锐潜伏，怎么可能在一个师里安插200多人？

更何况，这些人大多是田青从上海带回的学生，若真有问题，新四军的情报系统早该被渗透得千疮百孔，可事实上并未出现大规模泄密。

粟裕当即叫来保卫部长汤光恢，要求重新调查。汤光恢接手后，很快发现此案的漏洞。除了互相攀咬的口供，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更蹊跷的是，被指认为“特务头目”的王兴华，在单独审讯时突然翻供，掀开衣服露出满身伤痕，哭诉自己是被屈打成招。

汤光恢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冤案。他迅速联系上海地下党，核实“真理团”的背景。反馈很快传来：“真理团”只是一个民间抗日团体，与国民党毫无瓜葛。而进一步调查发现，黄特之所以诬陷田青，竟是因为求爱被拒，怀恨在心。

原来，黄特在潜伏期间，曾对田青产生爱慕之情，但遭到拒绝。他恼羞成怒，被捕后便想借机报复，故意将田青说成“上级特务”，企图借锄奸科之手毁掉她。

而新四军早期的锄奸工作尚不成熟，过度依赖刑讯，导致被审讯者在恐惧下胡乱攀咬，最终酿成这场荒唐的“特务大案”。

最终，汤光恢查实，200多名被牵连的学生中，真正的特务只有黄特和他的同伙刘年。其余人全是无辜的爱国青年，其中不少人已在审讯中受伤，甚至有人不堪折磨而死去。

粟裕得知真相后震怒，立即下令平反冤案，并严令锄奸部门整顿工作方式，杜绝刑讯逼供。田青和其他幸存者得以恢复名誉，但这场风波留下的伤痕，却久久未能愈合。

这场闹剧的背后，折射出战争年代敌后工作的复杂性。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信任成了最奢侈的东西。新四军不仅要严防特务渗透，更要注意，过度猜忌会误伤同志，甚至动摇军心。

值得深思的是，黄特的诬陷之所以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恰恰是因为田青的“历史问题”。她的两次离队，成了锄奸科先入为主的“罪证”。这种“有罪推定”的思维，在高压环境下极易导致冤案。

而粟裕的冷静与汤光恢的严谨，最终阻止了悲剧的扩大。他们的做法，也为后来的锄奸工作树立了标杆，证据重于口供，理性压倒情绪。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或许会感叹，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真相往往比子弹更珍贵。

而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能消灭多少敌人，更在于它能否在迷雾中坚守公正，不让忠诚者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