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五胞胎终于长大了,父亲因劳累去世,母亲直言后悔生下他们

2001 年，河北一家县医院的 B 超室里，王翠英盯着屏幕上模糊的光斑发愣。

几天前她还因为卵巢手术后的腹水胀痛难忍，此刻医生的话却让她忘了所有不适：

"肚子里有四个娃。"

站在一旁的丈夫缴宝存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检查单，指节发白。

夫妻俩已经有个大女儿，家里三间土坯房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这四个孩子怎么养？

他们几乎是跑着问医生："能减胎吗？我们实在养不起。"

没想到一周后北京的医院又给了个更惊人的答案："是五个。上次有个小家伙躲在后面没看见。"

缴宝存蹲在医院走廊抽烟，烟蒂堆成了小山 —— 他这辈子见过最多的就是双胞胎，五胞胎听着就像天方夜谭。

医生拿着厚厚的病历本叹气："全国没先例，五个都活下来的概率比中彩票还低，大概率五个月就会自己流掉。"

更让他们揪心的是，此时减胎风险极大，万一手术失败，王翠英可能再也怀不上孩子。

那个晚上，夫妻俩在医院长椅上坐了整夜，王翠英摸着自己才三个月就显怀的肚子，能清晰感觉到里面此起彼伏的胎动。

"都是一条命啊"，她抹着眼泪说。

五个月的孕肚比别人临盆时还大，王翠英的胃被挤得像个攥紧的拳头，刚吃下的馒头转身就吐，最后只能靠每天一个馒头续命。

到了第六个月，她走一步路都要扶着墙，夜里根本躺不平，只能跪着撑在床头，每次换姿势都疼得咬床单。

2002 年 3 月 4 日凌晨，医院的走廊亮起了长明灯。

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挤满了手术室。

所有人都捏着把汗 —— 这是中国第一次挑战五胞胎活体分娩。

当五个皱巴巴的小家伙接连发出哭声时。

护士们手忙脚乱地给他们裹襁褓，最小的那个才两斤多重，哭声细得像小猫叫。

王翠英在昏迷前听见医生说："都活着，是奇迹。"

后来她给孩子们起名都带个 "福" 字，缴福庆、缴福森、缴福莉、缴福欣、缴福源，就盼着这份奇迹能久一点。

01

从奶粉罐到奥运舞台

五个婴儿的哭声像拧开的水龙头，从早到晚没停过。

王翠英的奶水根本不够分，孩子们饿得直蹬腿，缴宝存只能骑着自行车跑遍周边乡镇。

谁家有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就厚着脸皮去讨点奶水。

最凶险的是出生第五天，老二福森突然便血，医生下了病危通知："结肠炎，救活的可能只有 1%，就算活下来也可能脑瘫。"

王翠英抱着浑身插满管子的小不点，指甲深深掐进自己胳膊："治！砸锅卖铁也治！"

那天缴宝存跑遍全村，磕头借了三万块钱，手术室外的长椅上，他数着地砖缝等了整整七个小时。

日子像被五个孩子啃咬的奶粉罐，空了又满，满了又空。

缴宝存去浙江打工，在建筑工地扛钢筋，在货运站搬箱子，每次寄钱回家都附一张纸条："别让娃饿着。"

王翠英一个人带五个孩子，每天凌晨四点就得起来冲奶粉，一个孩子刚喂完，第一个又饿了，换尿布要摆成一排像流水线作业。

街坊四邻看不过去，自发排班来帮忙：奶奶带老大，姥姥带老五，嫂子每天来给孩子们洗尿布。

有次王翠英发烧到 39 度，迷迷糊糊中看见邻居张婶正给孩子们喂米汤，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2004 年，一家奶粉企业听说了五胞胎的事，承诺免费提供奶粉直到孩子们断奶；

北京幸福泉幼儿园的程淮教授主动联系他们，说能让五个孩子免费入园。

王翠英背着五个装着换洗衣物的蛇皮袋，跟着教授进了北京，第一次见到带电梯的楼房。

2008 年的夏天成了全家最亮的记忆。

奥运会组委会找上门时，看着五个名字里带 "福" 字的孩子，工作人员笑了：

"这不就是现成的五福娃吗？"

王翠英陪着孩子们在训练馆练了三个月，最小的福源总记不住动作，姐姐福莉就牵着他的手一遍遍跳。

当五个穿着福娃服装的小家伙出现在圣火传递现场时，电视机前的缴宝存抹了把脸，把手里的安全帽攥得紧紧的。

02

当少年扛起生活的重量

2017 年冬天，王翠英正在雇主家擦玻璃，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头是浙江医院的护士：

"缴宝存先生抢救无效，你来一趟吧。"

她手里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 丈夫上个月还在电话里说 "工头给加了工资"，怎么就没了？

到了浙江才知道，缴宝存为了多挣钱，白天在工地搬砖，晚上去货运站卸货。

肝腹水拖了半年多，疼得直冒汗也舍不得去医院。

最终，丈夫没从医院出来。

十五岁的五胞胎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

在北京读初中的他们瞒着王翠英收拾好行李，说要回河北老家读高中："妈，北京花销大，老家学费便宜。"

王翠英知道，孩子们是不想让她一个人在城里做家政太辛苦。

三个女孩在县城高中住一间宿舍，每月生活费加起来才 900 块。

中午食堂里，福庆总是买三个馒头，姐妹仨分一份最便宜的炒白菜，看着别人碗里的红烧肉，她们就互相打趣："减肥呢。"

两个男孩在另一所学校，冬天舍不得买煤，就裹着被子在教室里刷题，手冻裂了就抹点凡士林。

03

2020 年疫情期间，上网课成了难题。

五个孩子凑不齐设备，王翠英跟亲戚们借了三部旧手机，老大福庆把自己的平板让给弟弟妹妹，自己用最旧的那部。

每天早上六点，五个脑袋挤在逼仄的土房里，各自戴着耳机听课，谁也不打扰谁。

地上堆着一米多高的习题册，都是他们从废品站淘来的旧书，页脚都翻卷了。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王翠英特意从北京赶回来。

四个孩子过了本科线，老二福森差了几分上了专科，五个孩子拿着录取通知书，没像别家孩子那样庆祝，而是默默收拾东西去打工。

福源在北京找了个保安的活，每天站八个小时岗；

哥哥姐姐们就在家组装小夹子，一袋子几万个零件，两天才能挣 80 多块。

"妈，我们争取自己挣学费"，福莉的手上磨出了好几个茧子，却笑得特别甜。

去年夏天，五个孩子陆续大学毕业。

福庆进了家物流公司做调度，福森在汽修厂当学徒，三个女孩都找到了文员的工作。

王翠英偶尔翻出当年奥运会的录像带，看着屏幕上蹦蹦跳跳的五个小不点；

再看看现在能熟练给她捶背的孩子们，总忍不住掉眼泪。

有次采访，记者问王翠英后不后悔。她低头擦了擦手，那双手因为常年做家务布满裂口：

"要是再选一次，我真不敢要。你看他们从小到大没穿过一件新衣服，跟着我遭了太多罪。"

五个年轻人涌过来围住她，就像当年在产房里那样，挤得满满当当。

阳光穿过窗户照在他们身上，王翠英突然觉得，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长成了孩子们眼里的光。

这大概就是生活最神奇的地方 —— 它会给你扔来一堆烂牌，但总有人能把它打成满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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