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 | 上海旧书业：多方势力的三岔口

吴真 | 上海旧书业：多方势力的三岔口

尚曦文史

在上海“孤岛”，各种力量都在或明或暗地交锋着，波谲云诡之下是涌动的暗潮。日军逼迫租界巡捕房搜捕抗日人士，利用黑社会制造恐怖；中统、军统一面暗杀汉奸，一面保护着国民党大人物的在沪利益；共产党地下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的指示，搜集情报，团结各界进步人士；汪伪集团则通过“76号”等特务机构打击抗日力量，同时对知识界许以高官，企图收买人心；至于英美意等外国势力，则想方设法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公开亮相的人物，大都戴着多重面具。

明权暗贵纷纷进入书业市场，古籍也因此成为社会精英的“象征资本”，郑振铎为国家抢救文献，游走其间，自然需要与各方势力巧作周旋。本书第二章、第五章试图分析郑振铎洽购抢救古籍“书事”背后的行为逻辑与斗争策略。第六章、第八章则集中钩沉“孤岛”沦陷之后，“潜伏”在上海的郑振铎，身负近三万册珍籍的保全任务，他如何在日本宪兵队、汪伪特务环伺侦察的险恶环境中，凭借自己的胆大心细，在张子羽、袁殊等多重身份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巧妙地一一化解诸多麻烦和祸端。

在上海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郑振铎枕戈待旦，时刻警惕，处处提防，既要提防敌方投过来的长枪，也要提防自己人射过来的暗箭。当时上海“孤岛”有多方势力争夺古籍，正如京剧《三岔口》那样，黑暗中的打斗，分不清敌人与友人，场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在场人有所反应，甚至导致同室操戈。这是本书名为“暗斗”的其中一层奥义。郑振铎抗战胜利后曾自我评价说：“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

图1：郑振铎在“七七事变”之后藏书章——“西谛七七以后所得书”，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罕见的记录“书厄”印章。

正是因为在黑暗中打斗，郑振铎自己对于日军侵略者的觊觎、监视，其实认知并不充分。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隐秘行动，每一个师团均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拟出“接收”（没收）清单，一伺占领，立即展开掠夺。

江南日军随队皆配有专人鉴定字画书籍，“书画割去四周，以便携带。全部抄完，然后就烧，其幸免的，往往就轮到汉奸抢劫。有时日军一面纵他们抢，一面却故作保护的姿态，让随军电影队拍摄影片，以示‘保护中国人之赤忱’” 。1937年12月，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成立“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随军特派图书馆员，假“接收整理”之名，专事掠夺官方机构、学校、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楼的文化资料 ，之后将这些文献搬运到上海、南京汇总，再挑选精华本运往日本陆军总部。

日军掠夺中国文物不仅有专职机构，而且手法隐蔽，采用民间名义从上海偷运出境，以防日后被追查。张怿伯曾目睹了日军的无耻掠夺行径：

敌兵在镇江，劫得许多古董玩器，装箱运走，嘱由某理发店，代开一假发票，并盖店戳，闻系为避免海关盘诘，究未知其用意。总言，明明系抢劫得来，但要蒙混得过人，即可作为买进来的，所谓皇军，于这些鬼祟之事，做得如此之工，真是无所不能。

这些被偷运出境的古董古籍，多数只能永远流落他乡。经郑振铎之手抢救的近三万册古籍，也一度被日军劫掠到东京，但因为有郑振铎、陈君葆、叶恭绰等人的细心和努力，中方在战后出具了追索劫物的有效铁证，最终成功将古籍追还归国（详见本书第九章）。

图书的“接收”整理也是日本在华情报工作的重要一环，清水董三（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主管的“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专事经济战略情报整理。清水董三曾亲自到上海的中国书店去找郑振铎，还试图通过一个当了汉奸的“朋友”来收买他。郑振铎一直以为清水董三只是“管文化工作的”，他有所不知的是，清水董三从1939年3月开始主管沦陷区的图书情报工作，而且也是日本侵华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日方决策层之一。而“梅机关”的机关长、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曾特地令人把郑振铎组织“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翻译为日文，作为“极秘”资料派发至各机关。此外还有高仓正三、长泽规矩也等人，也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于郑振铎的追踪（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章）。

图2：日本南京军特务部图书整理委员会全体合影，《书香》第110号，1938年。

郑振铎身处其中，始终处于被“围猎”的危险境地，其行动，其研究，其藏书，一直受到日本军界、情报界、学术界的密切注目。当时他隐约知道自己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但是，危险在哪里，谁是背后黑手，黑暗中到底有哪几双眼睛，哪些朋友其实是最大的敌人，作为当事人的郑振铎并不清楚。今天，我们通过解读日方、汪伪的档案，还有不断公开的私人日记、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能够观剧似地看到当年身处黑暗中的郑振铎，是如何与“某方”进行黑暗中的周旋与打斗。

这是一场发生在上海的国际商战，更是与敌伪争夺情报的谍战，归根结底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保卫战。

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之间的叙事裂缝

郑振铎有记日记的生活习惯，目前留存下来的抗战时期日记，有1939年全年日记、1940年1—2月、1943年2—8月、1944年全年日记、1945年6—10月 。除了1940年日记在抗战胜利后加以整理公开发表，大部分日记用钢笔写在台历上，属于比较原始的、并未抄正的私人日记。上海沦陷时期，日本宪兵队往往在实施逮捕时一并搜查家中的书籍和有文字的东西，试图从中找出“物证”。比如1944年李健吾被捕后，敌人从他为今后写作准备资料的“小蓝本子”里的片言只语中，“揪出”向往延安的思想倾向，对其施以酷刑 。

图3：郑振铎1939年全年日记。

郑振铎从事的文献抢救保全工作，必须万分机密，万分谨慎，在现存的上海全面沦陷时期日记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郑振铎与出资方的重庆中央图书馆、保存古籍的法宝馆等等抢救文献事业的相关信息。比如1943年日记中完全没有他和重庆联系、获得汇款的记录，但是我们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档案可以看到：7月18日，郑振铎化名“犀”向重庆蒋复璁发信，提到因为在上海秘密保存古籍，已经积欠“李平记”数千元，请重庆尽快付第一模范市场的齐云青六千元 。而在他这一天的日记中，记的是他午餐后至徐森玉处，又至徐微处，见到两年多未遇的学生，又至张宅打麻将，归时已11时——纯粹是一天游荡生活的流水账。7月19日，徐森玉化名“圣予”向重庆蒋复璁发信，把郑振铎的请求重复了一遍 ，可见前一天郑振铎确实曾到他家商议催款一事，但是，日记中并不会记下这些隐秘的议事内容。

因此我们需要在私人日记与历史档案之间建立联系，这样才能拼接出抗战时期郑振铎秘密行动的相对完整的拼图。同时我们还需要把与郑振铎同处上海的朋友们的日记，也纳入考察视野，这样才能借助第三者的视角，补齐郑振铎所在的历史处境。本书所用日记文献计有《陈乃乾日记》《王伯祥日记》《张凤举日记》《陈君葆日记》《夏承焘日记》《张葱玉日记》《刘承幹求恕斋日记》《张元济日记》《舒新城日记》《周佛海日记》，日本高仓正三的《苏州日记》，以及《郑振铎年谱》《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叶景葵年谱长编》《夏承焘年谱》《龙榆生先生年谱》等年谱文献。

1940年1月至1945年9月，郑振铎与张寿镛、蒋复璁、徐森玉等人来往共四百多封信件，均为文献保存同志会具体工作的历史现场记录。为了避免古籍善本“落入敌手”，当时出于安全考虑，这些信件多以“某方”等模糊词语指称对手。由于日方文献的缺乏，过去研究者无法释读“某方”究系何方，从而使研究仅侧重于“抢救”工作，无法凸显郑振铎与敌“争夺”的对抗性和危险性。2010年以来，笔者多次到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东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等机构查阅战时档案图书，通过中日双方的史料对照阅读，才知道所谓的“某方”正是“日方”，也即最阴最毒的侵略者方。

以上所列举的日记、信件、档案等历史文献，按照史料性质，可分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本书第二章讲述的“古书局中局”，由于郑振铎、陈乃乾立场的不同，买卖过程中各自利益的不同，导致郑振铎、陈乃乾、潘博山三方，各有各的叙事，甚至连郑振铎自己也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对于陈乃乾的作用采取了不同的说法。这些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往事的历史叙事，可以归入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的“有意史料”。个人的日记、文章，以及回忆录，均属于此。由于每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及利益均有不同的差异，又或者是为了规避某种风险（比如郑振铎为了避免日记落入日伪特务手中），各人均采用了“利己”叙事或者片面叙事，蓄意存留某一部分事实，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事实，这就导致不同主体的“有意史料”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也影响了今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判断。

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文件，以及事件过程中参与者或目击者无意识留下的现场记录（比如书籍上的赠语题跋及印章、同志会的信件、陈乃乾在日本抢先发表的文章、高仓正三在中国时期的日记），还有相对来说利益不甚相关的旁观者记录——王伯祥、夏承焘等人的日记，开明文人群的信件、日本图书馆员的集体回忆——这些可以归入“无意史料”，或者是出自旁观者的记录，或者是因别的目的或原因而留下的，或者是无明确书写意图的，无意中提供较为可靠的历史信息和知识的那些文献。这些无意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于“有意史料”的目击者视角。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认为：“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它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 郑振铎抢救保全民族文献，发生在“孤岛”上海，发生在侵华日军“虎口”之下，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郑振铎、陈乃乾、刘承幹等当事人的叙事必然存在一些“禁忌”与“失语”。近年来我们着力于挖掘海内外图书馆、档案馆所藏“无意史料”，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两种视角的史料加以比对，才能清晰看到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人所面临的黑色恐怖。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无意史料的渐次浮现，抗战时期郑振铎抢救文献背后牵涉的人事利益与叙事禁忌也将更为明朗。

感谢作者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