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民国当红影星，曾诱杀九名卖国贼，为何26岁就香消玉殒？

说到民国时期的著名女星，肯定少不了英茵的名字。1942年1月，英茵自杀身亡，这件事造成的轰动，完全不次于阮玲玉。

这样一位当红影星，为何会在26岁的大好年华，选择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1916年，英茵生在北平的一个大宅院里，家里是旗人，祖上出过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父亲英敛之更厉害，办了《大公报》，还弄起了辅仁大学，母亲是爱新觉罗家的，按老说法，那可算是正儿八经的格格。

可这格格没按常理出牌。15岁那年，她就瞒着家里，揣着些钱财跑到了上海。那会儿上海最火的是黎锦晖的明月歌舞社，招学员呢。她站在报名处，人家问她叫啥，她说“英茵”。干净利落，就像她后来选的化名。

家里人知道了，气得不得了，谁也想不明白，“好好的金枝玉叶，跑去抛头露面唱唱跳跳，像什么样子？”

可英茵还真是铁了心，跟着歌舞社学身段、练嗓子，白天排演，晚上就在小剧场跑龙套，饿了只能吃些简易的吃食，累了就蜷在后台的角落里睡。旁人说她傻，她只笑：“我就想站在台上，让更多人看见。”

1936年，明星影片公司看中了她。试镜的时候，导演让她演个受气的小媳妇，她没哭天抢地，就那么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眼眶慢慢红了，那股委屈劲儿，在场的人都看愣了。

后来她拍《十字街头》，跟赵丹搭戏，赵丹后来跟人说：“英茵这姑娘，不用演，往那儿一站，就是戏里的人。”

她最火的时候，是演话剧《日出》里的陈白露。台上的陈白露穿着丝绒旗袍，在酒气和烟味里周旋，最后吞下安眠药，眼睛闭上前，还带着点解脱的笑。台下观众看得揪心，散场了还在议论：“这姑娘演得太真了，跟亲身经历过似的。”

谁能想到，几年后，戏里的情节竟然会变成真的。

1937年夏天，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平静。上海很快也乱了，电影院关了，剧场停了演。英茵没跟着家人往南边跑，反而报名参加了抗日宣传队。队伍一路往西，最后到了重庆。

重庆的雾大，天天下雨，宣传队的日子苦，吃的是糙米饭，住的是漏风的土坯房。可英茵不觉得苦，她在《上海屋檐下》里演逃难的女人，在《民族万岁》里唱抗日的歌，台下的士兵和老百姓跟着她哭，跟着她喊，她觉得这比在上海当明星实在多了。

就是在重庆，她认识了平祖仁。那人是湖南来的，说话带点口音，看着文质彬彬，像个教书先生，其实是军统在上海的情报站站长。那天，平祖仁约她在江边的茶馆见面，递过来一朵红玫瑰，说：“明天《申报》会登，影星英茵跟我好上了。”

英茵捏着那朵玫瑰，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她知道这不是谈情说爱，上海沦陷了，日本人到处抓人，想在那边搞情报，得有个说得过去的身份。

“我是个演员，”她抬头看着平祖仁，眼神亮得很，“演情侣，我拿手。但我得跟你说清楚，我干这个，不是为了谁，是为了能早点把日本人赶出去。”平祖仁点点头，把一个小本子塞给她：“这里记着几个名字，都是汉奸和日本军官，你回去后……”

英茵没让他说完，把本子揣进怀里，像揣着块烧红的烙铁：“你放心，我决不会给中国人丢脸。”

1939年冬天，英茵回了上海。报纸上炸开了锅，说她“为情私奔”，放着好好的明星不当，跟着个“无名小卒”跑了。以前追捧她的影迷骂她傻，片商也跟她划清界限。

英茵不管这些，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入百乐门、大光明这些地方，跟以前的“朋友”喝酒打牌，看上去真像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可没人知道，她包里总揣着个小镜子，镜子背面贴着张薄薄的纸，记着要盯的目标。

有回在百乐门，一个日本军官盯着她不放，端着酒杯凑邀请她跳舞，英茵笑盈盈地接过来：“先生，楼上有间包厢，安静，我请您喝杯好酒？”军官晕乎乎地跟着她上楼，刚拐进走廊，就被两个人捂住了嘴，拖进了楼梯间。这个军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没有人怀疑她。

她还借着拍电影勘景的名义，把一个汉奸骗到郊外。那汉奸以为能跟大明星单独相处，乐滋滋地跟着车到了荒地里，刚下车，就被埋伏在树后的人一枪放倒。英茵坐在车里，看着远处的火光，指尖掐进了掌心。她知道，每多解决一个汉奸，老百姓就少受点罪。

那几年，经她的手，前前后后除掉了至少9个汉奸。她的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候在舞池里，趁人不注意，把一根沾了药的烟递给目标，看着对方抽完，没过多久就捂着胸口倒下，她还能镇定地跟旁人说：“哎呀，这人怕是心脏不好吧。”

76 号的人不是傻子。那是汉奸李士群弄的特务据点，里面的人个个凶神恶煞。他们发现死的人都跟英茵有过接触，就把她叫去问话。审讯室里，灯泡晃得人眼晕。一个特务拍着桌子：“英茵，老实交代，那些人是不是你弄死的？”

英茵跷着二郎腿，手里把玩着个银镯子，慢悠悠地说：“长官说笑了。追我的人从霞飞路排到外滩，今天这个请我吃饭，明天那个约我跳舞，他们自己倒霉死了，跟我有啥关系？难不成每个跟我见过面的人死了，都要算在我头上？”

她脸上带着笑，眼神里却一点不怵。特务们没抓到实据，只能把她放了。出来的时候，她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可脸上还挂着笑，跟门口的守卫打招呼。

1941年，出事了。平祖仁和他家人都被日本宪兵抓了，关进了76号的监狱。英茵急得不得了，她知道那地方有多黑，进去的人，十有八九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她把自己所有的首饰都当了，换成金条，去找能说上话的人。可那些人要么推三阻四，要么狮子大开口。最后，她找到了袁殊，那个伪江苏教育厅的厅长，也是76号的红人。袁殊看着英茵，笑得不怀好意：“英小姐求我办事，总得有点表示吧？”

英茵咬着牙，答应了。那段日子，她天天陪着袁殊喝酒、打牌，听他说些卖国求荣的混账话，心里像被虫子啃着。可一想到监狱里的平祖仁，她就逼着自己笑。总算，袁殊松了口，把平祖仁的家人放了出来，可平祖仁还在里面。

没过多久，监狱里传来消息：平祖仁在牢里画了幅画，叫《梅花天地心》，明摆着是给戴笠表忠心。李士群知道了，气得拍桌子，当天就下令枪毙。

平祖仁的葬礼刚过，76号的人就找上了英茵。李士群让人带话：“英小姐是个聪明人，跟我们合作，好处少不了。”英茵心里清楚，这是摊牌了，他们肯定查到了什么，这是在试探她，也是在警告她。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如果被抓进去，万一扛不住刑，以前联系过的同志、没完成的任务，全得毁了。她想起平祖仁说过的话：“干我们这行，随时得准备着，不能让秘密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让秘密害了别人。”

1月19号，英茵住进了国际饭店，化名“干净”。她买了鸦片，又去药房弄了安眠药，还买了瓶烈酒。她给合众电影厂的陆洁写了封遗书，遗书并不长，只有几句话：“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

那几个点，看着像是没说完的话，其实是给陆洁递消息，她知道陆洁跟组织有联系，那是在说：“情况危险，快转移”。

她把买来的药混进烈酒里，一口气喝了下去。英茵死了，敌占区的报纸写得都是“影星英茵为情自杀”，说她是因为平祖仁死了，想不开殉情了。老百姓不明真相，有的骂她傻，有的叹她痴情，那时候，并没有人知道她真正做过什么。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军统才公开了英茵的身份。郑振铎先生写了篇文章，把她怎么锄奸、怎么搞情报、怎么为了保护组织牺牲的事情全说了出来。

那时候人们才知道，那个在荧幕上风情万种的姑娘，原来是个敢跟日本人、汉奸拼命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