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一旦立案，想要逆转有多难？法官、律师涉案也望案兴叹

近日，有自媒体发表了一篇来自一行政法官投稿的文章，讲述了一名律师涉嫌刑事案件后，被一路羁押、审判、再审驳回之路。看罢文章，留言区很多人感慨，即便是专业法律人士，一旦身在刑事案件程序之中，也只能望案兴叹了。

文章的内容大概脉络是：40岁的律师本也是“积蓄百万、开宝马车”的法律业内小有业绩之人，与一女子因恋爱同居后发生了分手纠纷。在一次登门讨债（律师根本不承认债务，法院经审理也没认定债务）之后，从律师家离开后，女子去医院诊断为胸骨骨折后报警称被律师打伤，律师随即被抓。

律师在看守所被羁押了一年半后，“实报实销”的被判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半，赔偿金若干元。律师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令人震惊的过程是，尽管律师坚称自己没有打女人（甚至没有身体接触），应该判决无罪，其却选择了信任“他的律师和司法掮客”，花费了上百万元“关系处理费”“承诺保其清白”，结果最后自己被判刑了，也直接导致了其的财务困境。

撰文的法官跟律师相识，是因为律师通过行政程序，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投诉、起诉鉴定机构在其刑事案件中存在虚假鉴定的情况。法官作为行政案件的主审法官，查看了整个卷宗，尽管对律师被判刑事责任存在疑问，但还是维持了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决定。

案件审完，行政法官认为，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存在着诸多的疑点，诸如，女人身上没有律师的毛发、DNA、血液指纹等，所有定罪的证据只有受害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女子受伤与律师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等，完全可以从法律的角度、疑罪从无的角度进行辩护。

行政程序走完之后，律师又申请了刑事案件再审，行政法官出于好心，冒着违反三个规定的风险，跟刑事再审法官进行了沟通，后者的答复是，“当下已经被判过实刑的案件，除非'亡者复活，凶手自认'，很难被推翻洗白，难道要同事承担国家赔偿吗？”于是，尽管刑事再审法官也认为行政法官分析的很有道理，但依旧驳回了律师的再审申请。

以上的案例，生动再现了网上讨论范围很广的“为何法院宣判无罪难”。最高检察院今年两会期间发布四大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提到，判决无罪、不负刑事责任418人，占比0.03%，有罪判决率99.97%。据往年最高法院报告显示，近年来全国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急剧下降，以2000年和2014年为例，2000年全国无罪判决人数达6617人，到2014年低至778人，无罪率仅有0.06%。

很多法律文章已经提出，无罪率越来越低，并不代表着审判的结果越来越正确，也可能意味着，很多案件在追求高额的有罪结果后，很多存在证据或事实差错的案件，也被做有罪判处。

“要坚持罪行法定原则，凡是刑事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一律不得作为犯罪追究。要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凡属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案件，一律做无罪处理。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据不足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并给予刑事处罚。”

如此的司法裁判要求，“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电影《二十条》检察官理解，距离现实中落实到每一个案件的审理上，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具体案件的司法进程中，办案机关、办案人员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上的理解，而是对自己、对同事、对相关单位及人员的利益影响。

要知道，一个刑事案件一旦被立案，嫌疑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无论是在检察院批捕审查起诉阶段叫停刑事措施，还是在法院审理阶段宣判无罪，都以为着随之而来的国家赔偿、办案人员办案机关责任追究问题。

即便是办案人员明知道上一个刑事阶段存在一定的问题，嫌疑人、被告人存在被冤枉的可能，按照无罪从无的法律规定需要改变案件结果，可都知道一旦如此的话，意味着什么，会得罪什么人或机关，又有谁能抵挡得住反噬的力量呢？

一起被告人坚称无罪、“所有定罪的证据只有受害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刑事案件，本应该成为一场程序与证据规则较量的法律较真，却在涉案律师信了“司法掮客”之后，悄无声息的一审、二审终结了。

作为律师本身，在法律较真与司法掮客之间，选择了相信后者，也令自己失去了最后挽救自己的机会。身为行政法官、刑事再审法官，即便认为刑事案件的办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疑问，也不得不认定既定的案件结果。

设想一下，作为撰文者的行政法官，行政诉讼审查鉴定机构检定过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审查鉴定行为过程中，针对律师主张的“没有身体接触”却可以出具鉴定报告，真的查不出可以撤销的情形吗？

可是，一旦撤销了鉴定报告，意味着后续刑事案件结果会是什么？会对自己的同事、身处的同一办案机关造成何等的影响？身为行政法官，可以做到力挽狂澜、应付各种压力吗？

法治，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