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眼目睹的“大跃进”顶极荒唐事

作者：徐俊，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汨罗市委员会网（2013年1月29日登载）《各界》杂志（2014年第4期刊发）

●我们每天和社员一道上山刨坟，劈开棺木取出枯骨，运回社里办的肥料加工厂，制造骨肥。

●规定相互之间要称“同志”。做子女的有时称“爸爸同志，妈妈同志。”有位小孙子叫爷爷为“爹爹同志”……

●干部和积极分子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批斗少不了打吊跪，打手们实施刑罚，就像当年鬼子用刺刀逼迫群众交出八路军一样。

●别人的老婆因饥饿失去生育能力时，享有特权的人的妻子照样生崽，因为他们没有饥饿。他们可以……

●2005年4月1日《湘声报》第3版披露，1959-1961年三年时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达4319万（农民4030万，城市298万）。

1957年11月，基于“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认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看了后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位科学家。”接着，“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

就在这时候——1958年4月，我们一行8人，从机关下放到县委主办的重点农业社——金星农业社参加劳动锻炼，和社员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其用意，一是改造思想；二是通过“大跃进”考验，为“大跃进”推波助澜。

这个农业社是个高级社，有13个生产队，约1000多人，相当于一个村的规模。

所谓高级社，就是比原来由几个互助组组成的初级社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管理更完善的合作社。

我住在13生产队队长家里。队长叫李四云，他排行第四，人们又叫他李四。队长的家是贫农，全家五口人，老娘80多岁。我每月交生活费1.5元，粮票24斤。从当时的币值来看，一月1.5元不算低，队长家也满意。队长是个好心人，为了证明我劳动积极，无论干多干少，每天在我的记工本上计10分工，加上晚工，一个劳动日记15分工，甚至20分。我们就凭这个记工本向机关领导汇报成绩。

我们来后，虽然人地生疏，但我们是县里“发配”来的，社员并无异议。后来混熟了，跟我们无话不谈。不过，他们总认为，下放到农村来劳动的干部一定是思想不好。如果你文化程度高，他们自然会想到家里不是贫农，因为贫苦农民家无钱读书。他们也不盘问我们的底细，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第二天，我们即和社员一道出了工。到底是个“干脚鸭”，劳动起来十分吃力，挑一天担，肩痛脚也痛。

因为金星农业社是县委的重点社，“大跃进”的号角首先在这里吹响了。

所谓“大跃进”，用当时的话说，叫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提出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亦即“超英赶美”。

为了掀起“大跃进”的高潮，领导者着实下了一翻苦工。首先是大造声势，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做前人不敢做的事”。还宣传什么“鸡毛可以飞上天”。社员听了，着实有点紧张，都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闷热感。他们都抱着一种“等着瞧”的心态。

为了发动社员投身到“大跃进”运动中来，首先是宣传鼓动。宣传的方法，除开大小会议学文件听报告外，就是写标语，用文字进行宣传。我们8个人，都是机关部门来的，都有点文化，于是分配我们做宣传。白天到生产队劳动，晚上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用石灰水，在山坡上、田埂上、社员住房的墙壁上、门板上，写前人连想也不曾想过的豪言壮语：“深耕三尺，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头可断血可流，亩产3万斤不可丢”等等。

除口号鼓动外，还要树榜样，说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过，“大跃进”运动刚开始时，人们还不太愿意去胡吹乱侃，同时也没有出现创造“奇迹”的人和事，没有什么榜样可树，于是就号召大家学古人：学黄忠，学赵子龙，学罗成，学穆桂英。口号是：老人赛黄忠，青年赛子龙，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

还有一项宣传是打山歌，全社在男女社员中，挑选了一批“歌手”，经过培训后，每逢上级和外来人员检查参观时，就安排到田间和山上打山歌。山歌的内容，自然不是什么哥哥妹妹的情调，都是歌颂“大跃进”和为“大跃进”造势的新词。

为了造成一种“热气腾腾”和“干劲冲天”的气氛，有时还在晚上组织社员上山打吆喝——放开喉咙喊“喔嗬”。虽然大家带了生产工具，名之为出晚工，但并不劳动，闹腾到深夜后，年轻姑娘们一路打打闹闹回到了家里。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满脸不高兴，回到家后，默无声息，摸到床连，倒头便睡。

除口头文字造势后，还有硬的一手——大批判——批资本主义，又叫作“大批判开路”。社员们都知道大批判的滋味。因为“气候”异常，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大跨进”。干部说什么社员就干什么。正如现在的一句戏言：跟着感觉走。

为了推波助澜，文艺界的“热心人”都争相起哄。有位大文豪还发表了一首趋时之作《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有人点题说“我来了”的“我”就是贫下中农，说贫下中农要改天换地。

接下来，便是“放卫星”。中国发射卫星虽然是70年代的事，但1958年即有了“放卫星”这个词语。大概是从国外移植来的。那时可以任意地放。什么“一个月消灭苍蝇”，“三个月消灭蚊子”，“半年消灭孑孓”等等。这“三个消灭”是1958年从湘阴县县长武印楼的名字发了布告的，我亲眼在范家园车站拜读过。

由于谎祸愈演愈烈，做领导工作的，凡是到了第一线的，做任何事，出任何主意，都得“大胆假设”，但决不“小心求证”。糊涂人跟着起哄，明白人假装糊涂。

1958年4月的一个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县委驻社工作组召开了一次“现场放卫星”大会，又叫作“比武大会”，也叫作“打擂台”。

参加大会的，除本社社员，还有乡干部和邻社基层干部。这天晚上，由于气候的衬托，大会的战斗气氛显得更加浓烈。会议一开始，从县里赶来参加会议的领导，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敢想敢说敢干。

领导讲话后，要求参加大会的乡干部、社、队干部“打擂台”。一时间，打起了口水大战。有保证亩产稻谷一万斤的，有保证结个南瓜一吨重的，有保证亩产红薯5万斤的。最勇敢的保证亩产稻谷3万斤，夺得了比武大会的“冠军”。县里领导当场表扬。

说来也奇怪，这些超乎常理的大话谎话，居然无人提出质疑，好像一下子换了人间，都严肃认真地以假作真。

我所在的生产队长李四，在“比武”前问我：“老徐，我报个亩产万斤要得不？”我说：“你想报多少，你自己决定，你是队长。”他知道我不便作这个主。他鼓足勇气，报了个亩产万斤，话音未落，即躲到人群中去了，竭力回避人们的眼光。他一下子成了害羞的小姑娘。

队长是个办实事，讲实际的人。散会后，他满脸不高兴，回到家里后，他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他哭丧着脸对我说：“老徐呀！刚才我在大会上保证亩产稻谷一万斤，是打摆子发高烧。”我听了只好默然。

比武大会开过后，社员们都私下告诫说：“不要说话，只认做事，要你圆就圆，要你扁就扁。”他们不少人违心地“响应号召”，深耕时，把田底的坚土翻卷了过来，全部搬走，然后再铺上一层熟土。耕作时，连泥带水深及大腿。有位社员，仗着自己是贫农，站在田埂上骂开了：“我作一世年的田，冇看见过埋这号空人。”当天晚上，开会批斗，说他破坏“大跃进”，还挨了一顿饱打。

搞“大跃进”，无非是要多打粮食。要多打粮食，总少不了肥料。人们虽然被浮夸风吹得昏昏然，但没有人说种田可不用肥料。可在那时，种田所缺的就是肥料。因为刮共产风时，说什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搞平调，前人谓之“大同”。所以鸡鸭宰了，猪没人喂了，人畜粪少了。那时又无化肥。怎么办？不知是什么人，想出了一个使人十分反感的主意——刨坟。有人讥之为“挖祖坟”。

1958年7月，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我们8人，每天和社员一道上山刨坟，劈开棺木取出枯骨，运回社里办的肥料加工厂，制造骨肥。

有一座坟，据老人说已埋葬了70年之久，挖出来后，尸体仍未腐烂，肤色仍像死时一样。我们只好重新掩埋了。由于天气炎热，恶臭难闻，即使戴上双层口罩，也要使你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这些死人绝没有想到，他们死后的尸骨，会被他们的子孙从地下挖出来，制成肥料，施放到他们留给子孙的稻田里，多产粮食，供他们的子孙享用。

放“卫星”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种“试验田”，放“高产卫星”。

1958年8月，县委杨书记在金星农业社放了个亩产3万斤的“卫星”。

试验田选在通往县城的大路旁。他先是发动社员将各生产队积存的数百石土杂肥和少量人畜粪挑入试验田，还从县里调拨300斤白砂塘撒入田中。田里的泥土被捣成了糊状，然后将15亩长势良好的晚稻禾苗移栽到面积仅3亩的试验田里。由于移栽时禾苗根部被损坏，移栽后，过度拥挤，几天之后，开始枯黄。尽管社员都把风车抬到田边鼓风，亦无济于事。20天后，禾苗大部腐烂了。

试验田虽然失败了，为了应付县里验收，晚稻收割后，又利用一个晚上，组织部分生产队的社员，将已经收割的粮食挑运到一个指定地点，以备验收。我们8个人也参加了挑运。三天后，县里来人过磅验收，杨书记的试验田亩产超过万斤。

“五风”越乱越烈，及至后来，农业耕作的季节也被改变了，寒冬腊月，冰冻下雪，也要下田作业，脚的毛细孔冻得鲜血直滚。我们中有一位读过老学的先生，一边发抖，一边哀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尤为荒唐的是，吃完年饭浸禾种。

金星农业社还刮起了共产风——建立“共产主义”。社员们一头雾水，不知要建什么“共产主义”。他们猜测并四处打听。头一个听到“共产主义”的是13队一个70多岁大字不识的严二娭毑。她的侄儿从湖北走亲戚回来，悄悄告诉二娭毑，说“共产主义”到了湖北。

有一天，我到二娭毑家坐了一会儿，她见周围没人，神秘兮兮地将嘴附着我耳边小声地问我：“老徐呀！我哩二侄伢子从湖北回来，说‘共产主义’到了湖北，你听说吗？”我回答说：“没听说”。

她又问我：“你看会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呀？”“不知道”，我又回答说。

后来二娭毑串门时，又告诉了铙舌的韩二嫂，“共产主义”到了湖北的消息也就不胫而走了。几天之后，又传出了一个崭新的消息，说“共产主义”到了城关镇。消息传开后，有的人就跑到城关镇去看“共产主义”，他们到处打听察看，然而，街市依旧，什么也没看到。真是“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大跃进”刮起来的“共产主义”，乍听起来好像是笑话，但也并非无稽之谈。金星农业社确实实行了一阵子“共产主义”。

第一件事是办公共食堂。干部宣传说办公共食堂是过“共产主义生活”。并说它有两大好处：

一大好处是，将几千年来自由散漫惯了的农民集结到一块，可以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思想；

第二大好处是能将广大妇女劳动力从灶台下解放出来，投入农业生产。

一时间，每个生产队都办起了公共食堂，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就餐。我所在生产队的食堂大门上还贴了一幅门联：巧煮千家饭，温暖万人心。横联是：吃饭不要钱。

食堂办起来后，粮食消耗很大，因为吃的是不要钱的饭，于是敞开肚子吃，人平每餐煮一斤米还不够吃。不到5天，吃不下去了。因为粮食消耗太大，只好改为按劳力强弱定量分食。甲等劳动每餐半斤（16两制），乙等劳动每餐6两，丙等劳动每餐4两，小孩和婆婆老老人平每餐3两，由于粮食少，社员们一日三餐后，总是处于饥饿感。定量分食不到两天，都喊吃不饱。加之集体的粮食所剩无几，只好让其各自回家，重起炉灶。这个公共食堂不是政策规定下放，而是办不下去，社员称之为“散伙”。

第二件事是实行军事化。社队按连排建制，社为连，队为排，社长称连长，支部书记为指导员，队长为排长，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吹哨到禾堂坪里集合，操演齐步、正步、跑步，还喊“一二一”。农民终归是农民，吹破了口哨，他们都还在床上或在家做家务。到了操坪，席地而坐扯乱弹、抽旱烟。

出工收工，开会学习，规定必须步调一致。一切动作以吹口哨为准。开会还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亲戚必须请假。不准上市贩卖，一经发现，以搞资本主义论处。累教不改的，划为“资本主义分子”。家庭种养业，必须统一安排。自留地人平一厘。

还规定相互之间要称“同志”（5类分子及其子女例外），做子女的有时称“爸爸同志，妈妈同志。”有位小孙子叫爷爷为“爹爹同志”，被爷爷瞪着眼睛骂了一顿，以后作子女的再不称长辈为“同志”了。

有一次一群社员坐在一块扯闲谈，七嘴八舌编出了四句顺口溜：出工一路行，都喊同志们，做事要发狠，不准磨洋工。

其实，在那时候，除了动嘴不动手的支部书记和社长，都磨洋工。因为社员们都不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是被强行编在一起的“国家农民”，他们没有了剩余和自由。他们天天都得出工。一是纪律制约；二是不出工挣工分不给粮食。不过，这种劳动，社员称之为“打大跎”，都跟着混。

第三件事是上夜校学文化，又称“农民大学”。除“五类份子”外都得上“大学”。然而，这也是一件难办的事。因为社员每天要干将近16小时之久的农活，农忙时还要出晚上。一天之后，疲惫不堪。年老体弱的不肯来；年轻的，来了坐着打瞌睡。老师讲了无人听。不久之后，也只好作罢。有的人提出来：如果硬要我们来，队上要开一次夜餐。这当然办不到。

“大跃进”历经三年，给农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大概是不得不作点自我批评的缘故，于是将“大跃进”贬称为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将刮风的干部称之为“五风干部”。他们大部分人挨批评、挨斗，少数人被关进了监牢。这一招虽然帮农民出了口气，但这是“马后炮”。其实没多久，这些“五风干部”都官复原职，他们和农民一样，享受了几年的“休养生息”。因为这些“五风干部”是“代人受过”。不过，农民的伤痛则永远无法抚平了。

这五股风的表现形式是可怕的，给农民造下的后果是惨烈的。

“共产风”它所标榜的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最高纲领，谁也担待不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罪名，因此，农民对那种被扭曲了的“共产主义”不得不保持沉默。其结果，这种“共产主义”破坏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民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浮夸风”是从上至下劲吹起来的。首先吹起来的是河北省的徐水县，它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1958年8月4日，毛泽东来到了徐水，县委书记向他汇报粮食生产时，说全县小麦亩产已达到2000斤，还要放大卫星达到亩产12万斤。毛泽东担心粮食用不完，鼓励农民每天吃五餐，将耕地轮休。讯息传到全国后，各地争相说假造假。由于胡吹乱海，把沉重的社会危机掩盖了。政府竟依此用超征购的办法，将农民手中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拿走了，造成了“饿殍载途，哀鸿遍野”。据2005年4月1日《湘声报》第3版披露，1959-1961年三年时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人达4319万（农民4030万，城市298万）。

“强迫命令风”比比皆是。干部和积极分子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批斗。批斗的方法少不了打吊跪。批斗时，社员们站在周围，被斗者站在中间，打手们实施刑罚。就像当年鬼子用刺刀逼迫群众交出八路军一样。

许多基层干部明知自己的行为是无法无天，但他们也知道，已经上了这股道，不能往回走了。如果不无法无天，就必须违拗他所依附的人的无法无天而落个自己所不愿看到的下场，因此，只好昧着良心无法无天。

“干部特殊风”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派生出来的。干部领导群众，指挥群众，可以任意批斗群众，可以打骂群众，可以扣饭，可以扣工分。社员尤其害怕扣饭。正因为是这样，干部可以享受各种特权。别人的老婆因饥饿失去生育能力时，享有特权的人的妻子照样生崽，因为他们没有饥饿。他们可以打着检查工作的幌子到任何食堂吃饭，而且可以吃到社员们无法吃到的好饭好菜。他们还可以充分享用社员们因饥饿摧残而早已置之脑后的性事。

“瞎指挥风”遍及全国上下，用现在的话说叫作不按科学发展观办事。破冰下田耕作，吃过年饭浸禾种。1958年湘阴县号召农民吃过年饭浸禾种，播下去的9.42万公斤的种子全部烂掉了。为了解决缺肥的难题，发动社员上山挖祖坟制作骨肥。由于农民害怕挨斗挨打，只好捧着一颗滴血的心，忍气吞声任其胡闹。

那些为“大跃进”出谋划策的，为“大跃进”打前锋的，主要的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依附强势，使自己不被这股恶流淹没，于是昧着良心干不要良心的事。

“大跃进”是权力的滥用。由于权力没有制约，加上狂热无知，于是异想天开，游戏国家和人民。在一个建国不到10年且百孔千疮的国家里，企图在15年内赶上美国超过英国，建成人世间最美妙的“乌托邦”，创造出无与伦比的历史奇迹，结果适得其反。

1962年1-2月，开了个7000人大会，用“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对与会者加以抚慰，可惜的是那些与会者都不是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