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文体岂能有等级？
金 新
华师大长江学者刘阳编写的大学文科教材里收录了很多杂文案例，有鄢烈山的，有吴非的，有赵健雄的……老夫也有幸被选中多篇进行学理性分析。出过杂文集《推敲人文》的刘教授深知杂文在辩证思维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想到一件有关杂文的往事。
《南京日报》曾有消息：《钟山》杂志社发起了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南京新生代作家吴晨骏公开宣称，“我的小说代表当前最高水平”，“鲁迅的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
不论吴先生其人的小说是否代表了当今最高水平，名不见经传，没有拜读，遑论是非；亦不评迅翁与达夫先生之小说孰优孰劣，此文坛自有公论，不必赘言。欲浑点迷津的倒是有关文体的等级问题。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从吴先生所说的“杂文谁都可以写”来看，似为一种寄人篱下的劣等文体，顺手牵羊，乃下里巴人之技耳，哪里像小说，阳春白雪之道也。
查一查《中国文学史》，平心而言，吴先生的话确有一定的道理，文体自古有等级，只不过显而易见者恰恰是其溺爱之小说罢了。“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仪远矣。“指的是一些卑琐无价值的言谈，还不成文体。嗣后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才有了文体的概念，尽管不登大雅直堂。其魏晋南北朝时期发迹，有了志怪小说于轶事小说，而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吴先生鄙薄的、小说上不了台阶的鲁迅先生对小说倒颇有研究，著有《中国小说史略》，认为：“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神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对于小说，历代正统文人往往不屑一顾，汉人班固纵然摒之于九流之外，唐人也“每訾其下”，就像吴先生堂而皇之唾弃杂文一般。可当时参加名为传奇的小说创作的人，却有不少名家。李肇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这说明，吴先生引以为豪的文体，直到唐代才日臻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定势，正式形成了规模与特点，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走向社会。适得其反的是，被吴先生抢白的杂文，则“春风得意马蹄疾”，先秦历史散文与哲学散文里独占鳌头，经久不衰，与诗于某种意义上秋色平分，各各江山半壁风骚领。
每一种文体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文体的影响。唐传奇之所以能携小说步入文学殿堂，盖因受诗和散文等的熏陶，形成了以诗歌与散文结秦晋之好、抒情与叙事缀同心并蒂的独特风格。看一看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莺莺传》与《李娃行传》之类，便见一斑。在小说早已走出古之困境，眼下再造现代辉煌之际，吴先生石破惊天之高论未免让人想起《山猫与老虎》的故事，置小说于不仁不义之地哉！
其实，文体的等级是由演变过程而造就的暂时性距离，一旦形成，岂有优劣之分？关键是看掌握在何人手里，优则优，劣则劣，楚河汉界生焉。试将刘禹锡之百字杂文《陋室铭》较之吴先生之洋洋万言小说，公论向谁？愚大胆妄想，除却字数悬殊，占绝对优势外，其小说不要说千年之后，恐数载面世也即不复存在！
孔子之断语“不知诗无以言”，有夸大诗之嫌，唯因其为圣人；吴先生之断语，也有夸大小说之疑，则何许人也？记得当时尝拟《诗经·小雅·巧言》句羞辱这厮：“巧言如‘狂’，言之厚也。”尽管迅翁有语：“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
据有关资料显示， 吴晨骏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一个理工男能著有小说集《明朝书生》（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我的妹妹》（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柔软的心》（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诗集《棉花小球》（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长篇小说《筋疲力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版），平心而论，比北大中文系才子陆步轩卖肉的“改行”强多了，但吴氏的“自大”的近乎狂妄的举动除了证明中国语文界的耻辱，其实并不能证明其他什么！
吴先生因1999年海天出版社的《《明朝书生》红火了一阵，没几年好像就“泯然众人也”，2004年之后好像就动静不大亦或没了。他1966年出生，而今亦奔六也，不复“新生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狂妄气焰是否消退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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