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间介绍人—环境犯罪中的“特殊”共犯

本文作者：张思嘉

在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犯罪越来越精细化，涉及生产、出售、处置、购买等多个环节，从污染环境罪共同犯罪参与人身份进行区分，会存在不同主体，如污染物的提供者，污染企业、居间介绍人，受雇从事运输、倾倒、生产、加工人员等。居间介绍人作为污染环境上下游犯罪链条中的一环，其实施居间介绍行为与污染企业、处置人员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以及意思联络内容不一致时应如何认定其刑事责任。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居间介绍人往往以“单纯中介”为由规避责任，但司法实践中，此类行为若符合共同犯罪构成要件，仍需承担刑事责任。为厘清居间介绍人污染环境犯罪中共犯认定问题，笔者将从《刑法》第25条结合以下案例细节展开分析。

案例引入：《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22）津0113刑初20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李某群等污染环境案中，王某河作为居间介绍人，因明知李某群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仍为其介绍收购废液压油，也知晓该废物将被非法填埋，最终被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共犯。

一、共同犯罪的认定：《刑法》第25条在污染环境罪中的具象化适用

《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一规定为污染环境罪中居间介绍人的责任认定提供了根本依据。共同犯罪的成立需满足三个要件：二人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共同的犯罪故意、协同的犯罪行为。

在李某群污染环境案中，王某河的居间介绍行为与上述要件高度契合：

主体要件

王某河（居间介绍人）、李某群（直接处置者）、任某（参与者）均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形成“三人协同”的犯罪主体结构；

故意要件

王某河明知李某群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介绍任某向其出售废液压油，且知晓该废物将被非法填埋，与李某群的非法处置故意形成“意思联络”；

行为要件

王某河的介绍行为为李某群的污染行为提供了“原料来源”，李某群的处置行为则将该介绍行为转化为实际危害，二者形成“供需衔接—非法处置”的犯罪链条，共同导致土壤中石油烃超标、锌含量超限的危害结果。

法院最终认定王某河构成污染环境罪共犯，正是对《刑法》第25条“共同故意+协同行为”核心要义的准确诠释。

二、主观明知的层级化认定：从“明知”到“应当知道”的证据链构建

污染环境罪的共同故意要求居间介绍人对“行为违法性”与“危害后果可能性”存在明确认知。李某群案中，王某河的主观明知可通过三级证据链证实：

01对资质缺陷的直接明知

王某河在供述中承认“知道李某群没有环保局发的许可证”，且知晓《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对处置资质的强制性规定。结合其从事废料回收行业10余年的经历，足以认定其明知李某群行为的违法性。

02对危害结果的预见性认知

涉案废液压油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明确列明的“HW08类危险废物”，王某河作为行业从业者，应当知晓此类废物若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填埋，会导致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其在交易时特意叮嘱“处理时离河边远点”，反证其对污染风险的明知。

03对利益属性的违法性认知

王某河从每笔交易中抽取200元/吨的“介绍费”，远高于普通货物中介50元/吨的市场标准。该溢价本质上是对“违法风险”的补偿，其接受溢价的行为可推定其对交易的非法性存在概括故意。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明知资质缺陷—预见危害结果—接受违法溢价”的完整认知链条，满足共同犯罪对“主观故意”的要求。

三、客观行为的实质性判定：从“中立帮助”到“犯罪协同”的边界划分

居间介绍人的客观行为是否构成共犯，关键在于其是否超出“单纯信息传递”范畴，对污染环境行为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李某群案中，王某河的行为呈现三重递进性：

01交易促成行为

王某河不仅提供李某群与任某的联系方式，还主动撮合双方谈判，敲定4.869吨废液压油的交易价格（1.2万元/吨）和交付时间，并协调运输车辆。其行为已远超“中立中介”的范畴，成为交易的“主导者”。

02风险规避行为

为确保交易顺利，王某河向任某提供“避开环保检查站的路线图”，并指导李某群“夜间卸货以规避巡查”。这些行为直接降低了非法交易被查处的风险，为污染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

03持续协作行为

王某河并非仅参与单次交易，而是在2021年3月至11月间，先后5次介绍李某群收购危险废物，形成稳定的“介绍—收购—处置”合作模式。其行为与李某群的非法处置形成“常态化协同”，对危害结果的持续发生具有“累加作用”。

法院认定这些行为“与李某群的填埋行为构成有机整体”，正是基于对行为实质性的判断——即居间介绍行为已成为污染环境罪实行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主从犯的精细化区分：以“作用大小”为核心的责任划分

根据《刑法》第26条、第27条，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区分应以“在犯罪中所起作用”为核心标准。李某群案中，各行为人地位与责任的划分具有典型性：

01主犯的认定

李某群作为非法处置的“组织者”，负责租赁厂房、购买过滤设备、组织人员填埋废物，直接实施了《刑法》第338条规定的“处置危险废物”行为，是污染结果的“直接制造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故被认定为主犯，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02从犯的认定

王某河的居间介绍行为为犯罪提供了“原料供给”，但未直接参与填埋等关键环节，属于“帮助犯”。其作用虽低于李某群，但高于仅参与收购的任某，故被认定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轻于主犯但重于次要参与者）。

03量刑的差异化体

任某作为王某河介绍的“出售方”，仅实施交付废物的行为且退缴违法所得1.5万元，作用最轻微，故被判处缓刑。这种“主犯重罚、从犯轻罚、次要参与者缓刑”的量刑梯度，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五、结论

李某群案为污染环境罪中居间介绍人共犯的认定提供了清晰范式：依据《刑法》第25条，若居间介绍人主观上明知他人无资质且预见危害结果，客观上实施了促成交易、规避风险等实质性帮助行为，即构成共同犯罪。司法实践中需严格把握“主观明知的证据链”“客观行为的实质性”“作用大小的层级化”三个核心要点，既防止将合法中介行为入罪，也避免放纵以“介绍”为名的协同犯罪，实现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与保障市场正常运转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