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婚姻律师离婚律师金佳：公告瑕疵能否推翻收养关系？

一张迟到的公告收费票据，让养父在离婚时要求宣告收养关系无效，法院的判决却出人意料地保护了孩子最后的避风港。

2017年，王某夫妇收养了一名被遗弃在岳父家门口的女婴，取名王某乙。他们按规定办理了收养登记，孩子从此有了温暖的家。
三年后，当夫妻感情破裂闹离婚时，养父王某突然向法院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理由令人意外：民政局签发的收养登记证日期是2017年12月29日，而公告费支付凭证显示日期是2018年1月17日。

程序倒置是否必然导致收养无效？ 这个看似确凿的证据，最终被两级法院驳回。法官的判决书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王某乙现已与养父母生活多年，建立起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感情。如果贸然解除收养关系，必然会对孩子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01 收养关系成立，法律如何把关？

收养关系不是简单的“你情我愿”，我国法律设置了双重门槛。实质要件决定“能不能收养”，程序要件则解决“如何合法收养”的问题。

根据《民法典》规定，收养人必须同时满足五大条件：无子女或仅有一名子女、具备抚养能力、无医学禁止疾病、无违法犯罪记录、年满三十周岁。本案中王某夫妇符合所有实质要件，这也是法院维持收养关系的基础。

程序要件的核心是登记制度。民法典第1105条明确规定：收养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对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还必须在登记前进行公告。

金佳律师的提示：收养登记如同婚姻登记，是确立法律关系的“身份证”。缺少这张“身份证”，即使共同生活几十年也可能被认定为“非法收养”。2012年《收养法》修订后，事实收养的认定窗口已基本关闭。

02 公告程序：法律漏洞还是安全阀？

公告制度常被视为“走过场”，但它的法律价值不容忽视。公告是寻找生父母的最后机会，更是阻断“假弃婴、真送养”的法律屏障。

在王某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法律规定在收养登记之前进行公告，其目的是为了最大可能寻找被收养人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维护未成年人及其生父母的利益。”

公告瑕疵不等于无效。法官在判决中创造性地提出：“公告程序倒置等瑕疵，并不影响被收养人事实上处于无人认领的状态。”这个观点后来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成为人民法院案例库的裁判规则（入库编号2023-14-2-025-001）。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扩大了保护范围。将收养对象从“弃婴”修改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覆盖了被拐儿童等非自愿失亲群体。这要求公告程序必须更加严谨。

03 未成年人利益：司法裁判的终极标尺

本案判决最闪光之处，是将儿童利益置于程序正义之上。法官的论述充满人文关怀：“相对于被遗弃或在儿童福利机构生活，王某乙能够被收养，得到养父母的关爱，对其成长更为有利”。

法律的天平如何倾斜？民法典实施后，法院在裁判中更注重三个维度：→ 情感维度：共同生活时间越长，关系越难割裂→ 发展维度：稳定环境优于程序完美→ 社会维度：家庭抚养减轻社会福利负担

金佳律师的提示：收养关系纠纷中，孩子不是诉讼客体。根据《民法典》第1114条，八周岁以上儿童的意见必须被听取。即使程序存在瑕疵，打断已形成的亲情纽带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04 风险防范：收养中的法律雷区

王某案暴露出民政部门的工作疏漏，也给收养人敲响警钟。三大常见法律风险值得警惕：

程序风险：公告媒体级别不符要求（需县级以上）、公告期不足60日、登记前未实地核查。本案因收养人实际抚养多年才得以补救，但严格来说仍属违法行政。

证据风险：档案管理不规范。王某在离婚时才发现公告日期倒置，若能在收养时索要公告报纸原件，或许能避免后续纠纷。

身份风险：本案中生父母始终未现身。但若真如王某所称，詹某夫妇希望孩子回归，则可能引发监护权争夺战。法院特别指出：“詹某、宁某并未到庭参加诉讼”，暗示其主张缺乏证据支持。

金佳律师团队在办理收养案件时，采取三重保障策略：

1. 建立收养档案清单（含公告原件、登记证、体检证明等）
2. 办理收养公证强化证据效力
3. 配套遗嘱安排防范意外风险

法律程序可以补正，但孩子破碎的童年无法重来。在郑州某案中，被收养二十年的养子纵容妻子殴打养父母，法院毅然解除收养关系并判决20万元补偿金。而上海王某案中，法官选择用司法智慧修补程序裂缝，只为守护四岁女孩最后的家园。

高级资深婚姻专业金佳律师，执业近20年婚姻家事经验，擅长婚姻家庭房产、股权分割与非诉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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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婚姻家事部门主任。浦东新区巾帼建功标兵，九三学社社法委委员。
专设婚姻团队，全程隐私保护（案件结束后敏感信息物理粉碎），定制诉讼调解一体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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