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我军在甘肃剿匪碰到一女匪首，没想到是失散14年的红军排长

1950年8月，甘肃临泽剿匪部队冲进一座土匪山寨时，梳着发髻的“女匪首”突然扯开衣襟——贴身红肚兜上缝着半块褪色的五角星布片。剿匪队长任学耀愣住了，这布料与他在延安见过的红军被服厂样品一模一样。

这个自称“吴珍子”的女人从炕席下摸出个油纸包，里面裹着1936年的《红星报》，报纸边角用炭笔写着“妇女独立团三排七班”。当剿匪战士翻开报纸，一张泛黄的党证滑了出来，编号“西路军第0417号”。

1917年，四川通江的吴家把四女儿换了三袋苞谷，7岁的吴珍子成了地主家的童养媳。每天寅时起床挑水的她，总盯着院墙上红军刷的标语认字。1933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16岁的吴珍子带着满腿鞭痕翻墙投军，背包里藏着用灶灰临摹的“打土豪分田地”。

在妇女独立团，这个不识字的女兵两个月就背会了《救护手册》。长征过草地时，她用烧红的马刀给伤员截肢，把最后半块青稞饼掰成八份喂昏迷的战友。1936年西征前，21岁的吴珍子已是妇女团排长，腰间别着师长送的三棱刺刀。

1937年3月，西路军残部在祁连山石窝分兵。妇女团团长把花名册塞进吴珍子的裹脚布：“带七个伤员往东走，活一个算一个！”这支小队在雪地里爬了七天，最终被马家军骑兵发现。吴珍子把党证吞进肚子前，用三棱刺刀在岩石上刻下“红”字——这个刻痕2011年被登山者发现，现藏于兰州战役纪念馆。

被俘的女红军遭遇比死更残酷。马步芳的堂弟把吴珍子赏给营长当妾，她在新婚夜用烛台戳瞎对方右眼。地牢里的马夫偷偷告诉她：“往北三百里有支红军游击队。”这个情报救了她的命，也改写了她的命运。

1942年，祁连山北麓出了个“专劫官商”的女当家。她定下三条铁律：不动穷苦人、不伤妇女儿童、不抢药品盐巴。商队伙计都知道，遇上“吴大姐”的土匪，留下两成货物就能平安通过。有次她劫了国民党军需处的卡车，把二十箱盘尼西林悄悄送给山里的八路军联络站。

当地百姓传说这位女匪首会使双枪，左枪打贪官，右枪救孤儿。直到1950年剿匪部队进山，才从她枕头里翻出真相——那把左轮手枪的握把上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审讯室里，吴珍子突然扯开衣领，锁骨下的伤疤组成个“川”字：“这是马家军的烙铁印，每逃走一次烙一道。”她掏出个牛皮账本，上面记着十四年来劫掠的财物去向：1943年劫兰州商行得银元八百，全数购买棉衣送陕北；1947年抢马鸿逵军火库，五十支步枪转交陇东游击队。

最让审讯员震撼的是1949年8月的记录：“劫获胡宗南电报，知兰州布防图，送一野指挥部。”这张标注着国民党军火力点的地图，现存在军事博物馆的兰州战役展区。

当组织确认吴珍子身份时，她正戴着脚镣给伤员包扎。听说要恢复红军待遇，她抓起桌上的审讯笔录纸写申请：“我要去朝鲜抬担架。”这份字迹歪斜的请战书，至今钉在西部战区档案馆的警示墙上——旁边贴着1952年她在朝鲜前线荣立二等功的奖状。

1983年，通江县修缮红军纪念馆时，在吴珍子老宅墙缝里发现个铁盒。里面装着1935年的党费登记册，第七页用炭条画着二十七个圆圈——那是她当排长时替牺牲战友代缴的党费。

结语：在临泽烈士陵园东南角，有座没有照片的墓碑。清明节总有老人带着孙辈来擦拭碑文，他们记得1949年那个雪夜，是“土匪婆”带人砸开地主粮仓。碑前供着的不是鲜花，而是铁路工人放的火车模型——陇海线兰新段恰好经过她当年劫富济贫的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