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 与书相遇，与人相会

傅国涌

与书相遇，与人相会

题记：光阴易逝，人生也会逝去，但是相遇不会逝去。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一定会结出加倍的果实，“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与师相遇，与书相遇

相遇是人类最美好的词之一，我十分喜欢“相遇”这个词，世上一切美好都从相遇而来。

江苏有一个高邮县，那里出了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大家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在县立第五小学读书时遇见了国文老师高北溟，是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见的。正是高老师——他们学校那首校歌的歌词作者，带着汪曾祺走进了最初的文学世界。若干年后，汪曾祺考上了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和朱自清的学生，也是沈从文最喜欢的学生。沈从文对于汪曾祺来说当然十分重要，汪曾祺不遇见沈从文可能成不了一代作家，但是今天我要更确定地说，他在小学五年级遇到的高老师，对于他，也许更为重要。只有少年时代遇见过高老师，当他青春时代遇到沈从文老师时，才会将他生命中的那盏才华横溢之灯全然点亮。

许渊冲先生是江西人，中国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就是他把唐诗宋词翻译成英语、法语。许渊冲当年毕业于南昌中学，他在南昌中学遇到过一个叫汪国镇的国文老师，后来他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成为吴宓先生的学生，但是他在中学时代打下了极好的国文基础，他的翻译极为精彩。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位江西人的厉害。李白的那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怎么才能让外国人一读就能明白诗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因为外国人并不一定能把月亮与团圆挂起钩来。他思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精妙的表述，先把月光暗喻作水，又把思乡之情也比作水，这样就用水将明月与乡愁巧妙地联系起来，译为了“床曾经在如水的月光中，于是我也沉浸在乡愁中”。这两句诗翻译得太好了，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已经很难了，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或法文就更难了。

如果说人生就是怀着乡愁冲动四处去寻找家园的过程，那么教育就是为了更好地安放你的精神家园，一生一世的精神家园。中学小学太重要了，小学老师比大学教授更重要，他们对一个国家文明进程的影响更大，小学老师的讲台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读大学的。

我曾做过三个学期的乡村中学教师，那是遥远的1987年和1988年，我十分怀念这段在乡村中学任教的生涯，那里有好山、好水、好空气，还有一片美丽的石子滩。许多晴朗的黄昏，我都在石子滩上仰望月亮升起，在那里读书思考。

汪曾祺在小学遇见了高北溟，许渊冲在中学遇见了汪国镇。在南开中学，从天津直到抗战时期的重庆，作家黄裳、韦君宜（《思痛录》的作者），翻译家齐邦媛等，都在国文课堂上遇见了一个叫孟志荪的老师。孟老师的课上得有多好呢？他讲庄子的《逍遥游》，开头就说：孔子抓住一个“仁”，孟子抓住一个“义”，庄子什么都不抓，但他拥抱了全世界。这样的课堂，这样简洁明快的语言，很快就能抓住学生，进入“逍遥游”的世界。

孟老师最精彩的还不是这样的课堂，而是他开的几门选修课。他在重庆南开中学给高二学生开了唐诗选，给高三学生开了宋词选。这两门选修课让齐邦媛女士一生感恩。她在回忆录《巨流河》中深情地回忆遇见孟老师的故事，将来她还要在武汉大学遇见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叫她背了几百首英文现代诗。她说一生就带着三个“几百首”，即高二背的几百首唐诗，高三背的几百首宋词，还有大学时代背的几百首英文诗，中外文学的装备不仅滋养了她的一生，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丰盛的祝福。还有一位毕业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的谢邦敏同学，他在白卷上填了一首词，意想不到的是，全校物理教得最好的魏荣爵老师也在卷上写了一首诗，给他六十分。当年，谢邦敏同学考入西南联大法学院，四年以后成为北大法学院年轻的教师。谢邦敏一生中最美好的相遇竟然是一位物理老师，虽然他的物理交了白卷。人生之美好莫过于此，教育之美好同样莫过于此。在孟志荪老师、魏荣爵老师的背后站着南开中学伟大的校长，中国教育史上的柱石张伯苓先生。教育是为了成全人，人与人的相遇可以变得如此之奇妙。

钱穆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遇到了他的恩师吕思勉先生，后来严耕望、余英时也将在课堂上遇到他。叶嘉莹先生当年在辅仁大学遇见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顾随先生，而她带出来的弟子今天已遍布全球。一代一代的传承都是由于相遇。金庸也在小学五年级时遇见了国文老师陈未冬，请他一起办级刊；在高一时他在壁报上贴出的《〈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曾得到高三国文老师、研究戏曲史的学者钱南扬先生的赞扬。许多年后他成了武侠小说大家，但仍念念不忘这篇早已散失的小文。人生的起点往往比人生的终点更重要，因为每个人的终点都是相同的，而起点是不同的。

在他们的人生里，有那样美好的相遇。相遇就是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特别是学生与老师的相遇。因为透过人与书、人与人的相遇，将实现人与美的相遇。与美的相遇就有了文学、美术、音乐等；当然还要实现人与真的相遇，于是就有了历史学、社会学，有了自然科学；同时还有人与善的相遇，因此有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这一切都是相遇带来的。

教育不仅是一种相遇，也是一种选择，教育是人主动选择的结果。教育不是天上自然降下来的雨水，教育是人主动地对自然、社会乃至一切挑战的回应，有极大的主动性。有些人喜欢读书，有些人不喜欢读书，这都是一种选择。

教育是一种积累。教育不是天上掉馅饼，不是一夜暴富，一天早晨醒过来家门口堆着黄金。这样的事，古往今来都没发生过。教育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零开始的积累。钱钟书先生是积累，钱穆先生是积累，叶嘉莹先生是积累。

我还想说，教育是一种超越。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超越同时代的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就比巨人看得更远、看得更高，教育是一种积累性超越。几年前，在一位做教育的朋友那里第一次听说“积累性超越”这个说法，我就很喜欢，有了积累才会有超越。

教育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它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教育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宇宙的终极关系，这才是教育最终要解决的。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回答教育是什么，我会说，教育是一种建设力。

那么教育的重心到底是什么？根据我个人从小到大，自童年开始阅读以来建立的一点点有限经验，我想把教育的重心放在“阅读”上面。如果把阅读看作教育的重心，在所有的相遇中，首先就是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书的相遇就是与古今中外的灵魂相遇。阅读应是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社会学科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文学阅读。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是把阅读误解为文学阅读。这样的理解是狭隘的，文学阅读只是一个起点，不是全部。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小学生一定要去读哲学、自然科学的高深之作。文学通向美，带出善与真；而其他的学科如自然科学带出的是真，通向的是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围绕着善，同样通向美。三者之间是相通的，真善美是一个循环的圆。

与读书相遇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读书当成最美好的事。

在许多百年老宅，常常能遇见这样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读书是人类文明最核心的部分。读书是什么？读书是自我解放，是自我成全。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没有颜如玉，但书中有过去、有将来，埋藏着人类最宝贵的资源，在书中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可以找到将来。

在我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相遇的故事。首先是人与书的相遇，我遇见了书，书遇见了我。我从10岁到40岁这30年间的阅读史，可以用五个词来概述：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不求甚解。透过这五个词，可以看见我自己从少年时代到不惑之年对书的狂热、痴迷、喜爱，那种深入骨髓的感觉。我与书的关系是人书合一，书与人不可分割，书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感谢这些书，我被这些书点亮，这些书成了我人生的起点。

▲北京胡同里的一所书院（原刊插图）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我18岁那年遇见的，在此之前我是古典文学的爱好者。我自10岁开始读《水浒传》，读到高一，除《红楼梦》以外，我几乎把当时找得到的古典小说一网打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到的小说都一一找来读了。1984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到北京、天津、杭州，那是我第一次远行，十六七岁，买回来一批古典小说研究、戏曲研究的著作，从中寻找阅读的线索，但阅读兴趣却慢慢地由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接触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现象学》等，一头撞进那些汉译名著当中，从此我的偏好就转向了理性、抽象的书。这批绿封面的汉译学术名著曾是我最喜爱的书，我人生的起点就源于这样的一批书，其中有些书我读过三遍，做过两遍笔记，比如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我先借到严复的译本《法意》，读了个半懂不懂。我还曾在笔记本上抄过洛克的《政府论》下册、密尔的《论自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这是我最早的手抄本，因为这些书当时买不到，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后来我又走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蓝色封面的书，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都吸引过我。然后就是那些黑皮书，20世纪的哲学译丛，西方的各种哲学译本，从柏拉图到康德，从卢梭、叔本华、尼采到萨特、海德格尔，都曾经是我青春时代的伴侣，我带着它们从南到北，从乡村到城市，它们是我一生的梦，我将带着它们走完我一生在地上的行程。因为这些书，这趟行程真美好。

最后我走向了历史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把我带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少年以来的知识背景不是中国近现代史，我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只是在温州教育学院中文专业读过一年，我最初的一点装备是文学，我在不同的时间点先后爱上过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最后我的落脚点是中国近现代史，与我少年时代的积累看上去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有极大的关联。正是带着这些阅读储备，我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历史演变的脉络。我深深感谢青春时代的阅读。

与写作相遇

在我的人生中，有幸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老师。第一位老师是1980年遇到的，他叫徐保土，那时他是浙江乐清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也做过我母校乐清大荆中学的校长，1980年代他是我们县传说中的文章第一高手，散文写得很好。他的散文当时登在《浙江日报》上，还登在英文版的《中国》杂志上。他不是我的老师，他太太卢鸾娇老师是我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刚进初一时，她让我们写第一篇作文，好像是《我们的校园》，她就发现我有一点写作的天分，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自偏僻的山沟里，哪会写什么文章呢？无非是“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之类的，鲁迅这样写，大家说他是天才，我这样写，只能说我是庸才。但是我们的校园，一进门确实是“一棵是梧桐树，另一棵还是梧桐树”，我大概写了我对这些梧桐树的印象。初二的暑假过后，她布置了一篇作文，大约是记暑假里的一件事之类。一开学，我交了一篇，内容是“捉石蟹”。不久，卢老师的丈夫徐老师来了。有一天中午，卢老师将我叫到她的宿舍兼办公室，说我这篇作文写得不错，叫徐老师指导我修改，拿到报纸上去发表。我是1978年进的雁荡中学，就在“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的温州雁荡山。我见到陌生的徐老师，有点拘谨、紧张，站在那里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因为大人物我从来没见过。那年我14岁，怕生。他和我说的其他话我都忘了，只记得，他说最后一段应该这么说：这些螃蟹大的大，小的小，四处乱爬，“先抓大的，再抓中等的，然后再抓小的”。我原来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但是中间为什么要加一个层次“再抓中等的”，我当时不明白，心里还在想：这样写是不是多此一举？这句话并不是很好的表述。但我照着他说的修改了。这篇习作很快在当地的《语文小报》上发表了，题目就叫《捉石蟹》，后来听徐老师说，还被《浙南日报》（《温州日报》的前身）转载了。

▲雁荡山瀑布（原刊插图）

我估计他指点了我三五分钟，但这三五分钟却成了我这辈子写作的起点。后来我看了吴冠中先生的画，就明白了徐老师何以要分三层，三层就比两层更细更密更好。这是叙事的本事，是文章之技术，我从徐老师那里得到了最初的叙事启蒙，后来我以历史写作为事业，用的其实都是徐老师教我的技术，叙事的生命就是细节、层次。直到20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那三五分钟是何等重要，他其实说出了文章之奥秘。文章之奥秘就是朴素，就是有细节，就是在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徐老师有一篇散文《我爱中折瀑》，发表在《浙江日报》上，是我少年时代读得滚瓜烂熟的范文，也是我真正走进优美的母语世界的入门之文。今天看来或许它不是特别好，少年时代读来却惊为天人，他写的是雁荡山有名的景点之一中折瀑。他开头说：“三折瀑是一脉明亮清澈的山泉，从雁荡烈士墓后边，挺拔巍峨的山上，三越重岩云崖，飞流直泻，构成奇异的上、中、下三个姿态不同的瀑布……”然后他讲了一个烈士的故事，接着开始写景色，有感受，有细节，步步深入。那些句子，我曾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过。这篇文章我最初是1978或1979年读到的，让我极为动心，因为雁荡是我的家山，我生在雁荡、长在雁荡。这么好的文采来写雁荡，让少年的我很痴迷，后来他竟然来指点我写作文，可想而知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高。

1985年春天，那年我18岁，雁荡山已成为第一批40个国家级景区中的一个，要办一所旅游学校，没有教材，我受历史老师盛笃周之邀，与他一起编写了一本训练导游的书《雁荡山名胜古迹》，大约印了200册。这本小册子一共40篇，40000字，我写了30多篇，老师把大部分稿酬给了我，200元，厚厚一叠面值十元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笔巨款。写这本小册子，不仅是叙事，还有历史考据，这大概可以算是我青春时代从读到写的一个转换。当年，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有的被登在《浙南日报》，另外有七篇被收入了当地政协编印的出版物《雁荡山特辑》。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1986年秋天，那年我遇见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恩师吴式南先生。我在课堂上听到他讲《文学概论》，他不用出版社出的教材，而用自己编写的油印教材给我们讲。他提出文学的人性论，阐述四部小说何以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让我大开眼界：“《西游记》代表了人性之童年、少年时期的天真和幻想、放诞和浪漫；《红楼梦》代表了人性之青年时期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激动和思考、狂热和追求；《水浒传》代表了人性之中年时期的血气方刚和爱爱仇仇、雷厉风行；《三国演义》则代表了人性之中老年时期的成熟和权术、智慧和争斗；而“西游”和“红楼”还共同探索了人生终极之皈依问题，近乎一种宗教的解脱了。”我从十来岁起就喜欢读这些小说，以前只知道“如此”，突然有位老师告诉我“何以如此”，真让我佩服啊。

老师给我的震撼之处是他竟然把文学定义概括为一条简明的公式：L=[W×E]n。

转成文字就是：文学就是文字加上情调经过由比附、意会、象征而合成的审美意义空间的无定值，其中“L”代表着文学，“W”代表文字，“E”代表情调，外面的方框代表审美意义空间，n次方代表文学价值的无定性、可拓性，是一个合成的函数值。这么一解释，我就觉得太精妙了。

1987年，我离开温州教育学院，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了三个学期的书。那三个学期我除了上课、改作业就是疯狂地读书，读了大量经典名著，写了一大袋笔记本。那个时候，我有着不知天高地厚的雄心壮志，我想写出惊天动地的著作，现在看来多么狂妄，多么幼稚，多么不对头。我一心想写两本书，一本是《困惑——人类东方之足迹》，试图解开古神话以来中国文化的困惑，另一本是《为了世纪的早晨——当代中国十大困惑》。一本是关于历史的，一本是关于现实的。我写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并且为后一本书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准备整理成一本20万字的书。我先把后一本书的写作计划写信告诉了吴老师，他给我回了一封信，时间是1987年10月18日。在信中他说：“现代人的困惑是一个牵动人心的大问题，思考这些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陷阱，它的难度是巨大的。我只怕你的学养经验还不足以去碰它。虽然我看了你拟就的提纲觉得很有系统也很感兴趣。但我总很担心不宜为之。当然你积累了资料，做了一定的思考也不妨试着写出来给自己的朋友、熟人看看，你不妨先试写一章，我高兴做你的读者。”接着他讲：“你不妨找一两个实际问题，做学术性的思考与研究，并写成文章，这比《为了世纪的早晨》更切实更易收效。未知你意如何。”

我回信又将另一本书的写作计划也告诉了老师。10月31日，他给我写了对我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封信，信很长，写了四页纸。他建议我“抓住一两个实在的问题，宜具体，宜小，先做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并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起码要有10年时间的学术训练。当时我收到这封信，心中黯然，老师鼓励了我，没同意我的伟大计划。老师就是老师，很多问题都是我想不到的。那是1987年，我20岁，老师正是望六之年。今天回望过往，我看到的是与吴老师的相遇给我带来的祝福，一生一世的祝福。

1995年，我28岁那年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三位先生，就是《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编译者许良英先生。《爱因斯坦文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之一，1970年代出版时曾洛阳纸贵。他是学物理出身的，是他将我带入了一个更为辽阔的世界，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徐老师，如果没有吴老师，即使我遇到了许先生，有用吗？如同汪曾祺不遇见小学的高北溟老师，将来遇到沈从文、朱自清有用吗？三个饼的故事就是关于相遇的故事，你遇见了第一个饼，又遇见了第二个饼，千万不要以为第三个饼才是让你吃饱的饼，人生也是如此。

我认识许先生时，他已经75岁。1995年冬天，他找到了我，当时，他看到了我的一篇长文打印稿，即没有发表的《民主阶段论》，两万多字。他写了一封信给我，送来了2000元人民币。他听说我生活困难，没有房子住。他在信中说了一句话：你是我所见到的中青年一代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人。他希望能帮助我，信和钱是托他弟弟送来的，当时我妻子住院做手术，信和钱是辗转送到病房的。我们因此结识，开始通信，头尾跨了18年，一直是书信往还。我与先生见面的次数并不太多，但我们通信不断，从1995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给我的信，谈论古今中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现实人生，可以说无所不谈。

他重点推荐我读两本书。其中，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早就读过了，但他要我重读，我就重读了，并且认真做了笔记。另外一本是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我没读过，就借来读了三遍，并做了两本密密麻麻的笔记。许先生叫我重读的这两本书，让我对世界文明史有了新的认识。好书是要一读再读的，好书是要抄出来的，我家里大概有一百多本笔记本，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许多都是读书笔记或书摘。现在翻起来，感觉太亲切了。

在我与许先生长期的交往中，他给我最深最重要的教诲是这句话：以平常心，做平常人。这是他漫长人生留下的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八个字，是他的人生密码、学问密码。他活到93岁，一直如此做，他的太太、历史学家王来棣也是如此做，他们都是竺可桢先生的学生。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是许良英先生后半生的追求与目标。对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启蒙他人，而是自我启蒙，所以读书、读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读书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他留下了一部文集叫《科学·民主·理性》，书名本身就是他一生守护的三个关键词，来自五四的传统。他生于1920年，成长于竺可桢时代的浙大，一生都以“求是”为念。

许先生给了我什么？我想，他给了我三样东西。一是给了我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他是学物理出身的，又研究爱因斯坦和20世纪科学技术史，最后的25年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的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最后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19万字的《民主的历史》（法律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二是教会我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我的许多文章，他都提意见，有不严谨之处，一定要指出。他是一个认真的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做学问。三是教我求真相、说真话、做真人，不断反省，这个反省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人格追求。这三点最终可以归结到他反复跟我说的八个字：以平常心，做平常人。他曾当面或写信，一次又一次地跟我唠叨这八个字，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做平常人。永远做一个平常人，这是他18年间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如果我把1980年徐保土老师给我的指点概括为三个字——“大、中、小”（细节就是生命），把1987年吴式南老师写给我的话概括成“题目宜小，宜具体”，那么许先生给我的就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人”。三位先生，第一位教我怎样叙事、捕捉细节；第二位教我最初的学术方法；第三位教我做人，拥有宽阔的视野、平常的心态。三位先生在我身上渐次打磨，让我从一块粗糙的石头慢慢地变成可以为世所用的器皿，成为一个可以服务社会的、卑微的平常人。是这三位先生在我的生命中发挥了关键的、重要的作用，深深感谢他们。

光阴易逝，人生也会逝去，但是相遇不会逝去。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一定会结出加倍的果实，“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