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独分子”陈方安生：勾结外部势力祸乱香港，如今下场大快人心

陈方安生是香港政坛老人物，早年在港英政府就混得风生水起，后来还当上了回归后的政务司司长，是特首之下的二把手，她家境好，从小就接受西式教育，亲英立场一直很明显。

但问题在于，回归后她并没有真正转变立场，反而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中央政策，成了“反中”声音的代表之一，她不仅多次赴美赴英与西方政客会面，还力挺一些激进团体，被认为是“祸乱香港”的重要推手之一。

正因如此，她被不少香港市民称为“祸港之母”，有人质疑她在背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一边享受中国给予的待遇，一边却不断制造分裂和对立。

她一九四零年生在上海，抗日名将方振武是她的祖父，这背景确实厉害，后来她总把这家世当政治名片，可真正让她变成现在这样的，是八岁那年全家搬到香港后的那些日子。

那会儿她还是个小丫头，却一头扎进西式教育里，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香港大学，1962年才毕业，学的是正经学问，讲的是各种规矩，脑子也练得又快又灵光，一点小事都能琢磨得明明白白。

大学一毕业她没有像别的女生那样去当老师、护士，而是一脚踏进了港英政府，当年整个政府也没几个华人能混进核心部门，而她是凤毛麟角的女性政务官（AO），直接插队进了权力的第一线。

对她来讲，这可不只是份差事，更是踏进统治阶层的敲门砖，打那天起，她的人生就像上了仕途高速路，只能往前冲，再没回头路。

她的官路简直顺得不像话，哪个部门棘手她就去哪儿，干完了还得个好评，1984年她当上社会福利署署长，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个女性坐这个位置。

这个信号非常明显，港英当局已经把她当成过渡时期要重点培养的“华人样板”，最关键的一步，是1987年被派去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

这不是普通留学，这是去接收西方“高级洗脑”的地方，全球很多军政大员都在那儿练级，能进这种地方，等于说她已经被当成港英体系的“接班人”候选，她自己也明白这点，所以回来之后干劲更猛，节奏更稳。

1993年，彭定康亲自拍板让她接替霍德爵士出任布政司，这可是整个香港公务员系统的最高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香港开埠以来，她是第一个坐这把交椅的华人，更是第一个女性。

那一刻她成了香港官场真正的“封神人物”，媒体给她封号“铁娘子”，市民觉得她干练、清廉、有魄力，是那个时代最信得过的公仆。

她自己也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是旧制度最成功的产物，而这个光环一直罩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

1997年香港回归后，陈方安生顺利过渡到特区政府，还当上了首任政务司司长。她从港英政府的高官，变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核心人物，地位没降反而更稳。

她的留任被当时不少人看作是“过渡稳定剂”，毕竟她是精英出身，熟悉政府运作，又颇有声望，看起来能让香港顺利“转场”。

可没过多久她就懵了，手里攥着的还是港英那套老章程，却一头扎进了 “一国两制” 的新环境，她熟门熟路的那套官僚路数，讲究让专业公务员说了算，凡事论规矩、走程序、图效率。

可到了特区这体制里，权力咋运作早变了样：行政长官不光要伺候香港老百姓，更得对中央政府上心，“一国” 可不是摆着看的，那是实打实的根本前提。

这场制度大迁移，对陈方安生来说完全不适应，她依然试图用旧路数解决新问题，但很快四面碰壁，她在很多涉及内地合作、政策对接的场合，不是回避就是消极应付。

在她看来，可能是坚守“专业中立”，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种表现被视为对中央的不信任甚至轻视，她和首任特首董建华之间的“不咬弦”也逐渐浮出水面。

两人风格南辕北辙，理念隔着一道墙：董建华希望推动中港融合，她却仍然想着维持“原汁原味”的英式管治，她不愿“放权”给中央，也不认同“新格局”下的政治秩序，慢慢地她就变成了一个“卡在中间不上不下”的人物。

但真正让她下定决心“退出”是权力顶峰的落空，她曾被外界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特首的人选之一，而她自己也确实有这个想法。

但现实是，中央迟迟没有给她明确的接班信号，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再怎么资历深、履历漂亮，也不可能成为“一国”体系下的掌权者。

2001年她突然以“私人理由”宣布辞职，离开了她经营了几十年的官场，这个“私人决定”其实更像是被体制现实“请”下台阶，她的离开不只是一个人的谢幕，更是旧港英系统在新时代彻底“脱轨”的象征。

陈方安生辞职离开体制后，并没有选择退出公众视野，她虽卸下公职，却仍手握不少“老本”：几十年攒下的官场威望、深入上层社会的国际人脉，还有那顶曾被封为“香港良心”的光环。

她很清楚，自己虽然不再是政府高官，但在政治舞台上依然有“发挥余热”的资本，她没打算沉默，而是迅速找到了新的“主战场”，2003年香港社会因“二十三条立法”掀起轩然大波，街头抗议声势浩大。

就在当年7月1日游行当天，陈方安生现身示威人群之中，这不是单纯凑热闹，而是一次公开“转身”，这个动作向外界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她已从体制的维护者，变成了制度的挑战者。

这一步棋下得很准，她曾是港英政府的二号人物，如今站在反对派队伍里，就等于给整场抗议贴上了“合法理性”的标签。

她的声望一下子变成了反对派最强的“加分项”，短短时间内她就成了泛民阵营里最有份量的公众人物，媒体称她为“反对派的大姐大”。

但她并不满足于当“象征”，她要变成“行动者”，2007年她通过补选进入立法会，从委任官员变身民选议员，这个身份变化既是政治合法性的补强，也为她参与更多政治议程扫清了程序障碍。

随后她又于2013年成立了“香港2020”组织，声称要研究政改，实际上是为自己搭建了一个政治阵地，这里成了她整合资源、发声动员的总部，为她日后的行动打下了组织基础。

她与壹传媒老板黎智英等人关系日益紧密，据后来曝光的资料显示，黎智英曾向她的组织提供350万港币的“政治捐款”。

有了钱，有了舆论平台，又掌握一定政治资源，陈方安生成功地完成了“再出发”的转型，她不再是那个在办公室里讲程序、讲效率的高级公务员，而是变成了一个游走街头、直面体制的政治活跃分子。

陈方安生最后一段政治生涯，走上了一条最危险、最不归的路，她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外国势力，这一步不仅断送了她在香港积攒一辈子的声望，也彻底葬送了她的政治人生。

她深知自己的价值不在街头，而是在西方政界那张老关系网，于是她把自己打扮成“香港民主的守护者”，频繁出现在欧美政坛。

从华盛顿到伦敦，她到处游说，唱衰香港，攻击“一国两制”，向美国、英国高层递交“香港问题”的小报告，甚至直接游说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说到底，她就是想借外国势力之手，对香港和中央政府施压，这不是一次两次的“发声”，而是持续多年的“拉外援”。

在2014年和2019年这两场严重扰乱香港的事件中，陈方安生都公开露面，发声力挺反对派，她跟黎智英、李柱铭、何俊仁并列，是搞乱香港的主要推手之一。

别人还在台前呼吁，她已经成了台后的联络人，主动策划、鼓动、串联，把街头的火点得更旺，也把香港往分裂与混乱的深渊推得更远。

她曾是管理香港的高级官员，却转身去向外人“告洋状”，甚至不惜推动针对自己同胞的制裁，这种行为在任何主权国家，都难逃“背叛”的定义。

香港社会因此遭了大罪：街上动起了手，经济停了摆，国际上没人信了，社会裂得快拼不回去，这城市原本以高效和讲法出名，全被她们折腾得一塌糊涂。

终于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前夕，她宣布“年事已高”，从此退出政治生活，时机之“巧”，让人一眼看穿这是“急流勇退”，说白了就是怕了，怕的是法律的问责，怕的是彻底暴露的代价。

她的离场不仅宣告了她政治路线的失败，也证明了靠外力“搞事”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她没有赢得“国际支持”，只赢得了千夫所指。

晚年更是多灾多难，亲人接连去世，孤身一人，留下一个从“铁娘子”变成“过街老鼠”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