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忠矢志，愿效丹忱安社稷；国尧垂范，当怀大爱济苍生

文︱关品方

今天介绍一位较少为人所知的民族英雄赵忠尧。他一生尽忠矢志，堪作国尧垂范；效丹忱以安社稷，怀仁爱为济苍生。值得我们铭记。

赵忠尧（1902至1998，享寿96岁）是浙江诸暨人，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核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是我国核物理、加速器、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赵忠尧1920年（18岁）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后留校助教；1925年升读东南大学，1927年毕业后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1930年（28岁）获得博士学位。当年，赵忠尧发现：与"异常吸收"同时存在的，还有"额外散辐射"，发表题为《硬Y射线的散射》的论文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他发现硬伽马射线通过重金属元素（例如：铅）时，所测得的吸收系数比较《克莱因-仁科》公式的结果大了40%左右，是“反常吸收”；他还观察到“特殊辐射”，实际上是首次观察到正负电子对（pairing）的产生和湮没现象，发现了正电子、让物理学家接受量子电动力学的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忠尧随后转赴德国哈罗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翌年初（1931）到英国，与原子核大师卢瑟福（Rutherford）一起做研究，同年秋返国。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赵忠尧的同门安德森被他的研究启发，在云雾室中观测到了正电子的轨迹，并因此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赵忠尧的工作实际上为安德森打开了进一步验证正电子的大门。安德森是瑞典裔美国人，父母从瑞典移民到纽约。为什么赵忠尧的贡献被抹杀？不言自明，无需多说。

赵忠尧1931年回国后，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并参与核物理研究。他出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开设我国首个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清华大学核物理实验室，用盖革计数器进行伽马射线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在中国的《物理导报》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上。1937年抗战爆发，他（35岁）远赴西南大后方任教，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讲授核物理课程，培养了我国首批核物理领域人才。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他的学生。

赵忠尧早在1930年已提出的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有反常吸收现象，是首个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灭的实验证据，可惜未获国际学术界充分认可。现在回顾起来，笔者认同意今天物理学界的普遍看法，认为赵忠尧的发现足以赢得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

二战结束后（1945），赵忠尧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系宇宙实验室进行“混合宇宙线簇射”研究，论文仍发表在《物理评论》上。1946年，他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参加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海军总部联合支持的核物理应用项目，对“质子轰击F19时所产生的低能α粒子”进行研究。那是当年世界核反应堆研究的前沿课题。当年他赴美的目的还包括采购核实验设备，为国内核物理研究累积实际操作的技术经验。

新中国建国后，赵忠尧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近代物理系主任。赵忠尧还参予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筹建工作，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关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成立，是在“两弹一星”事业的背景下由中央创办的顶端大学，是中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建校初期，中国科学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汇集了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一批著名科学家，高起点培养尖端科技人才，建校第二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1972年，赵忠尧参与高能物理研究所筹建工作。翌年成立后，他担任副所长、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他的其他成就包括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是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赵忠尧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二台静电加速器（accelerator），为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为近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发展、为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核事业的前驱者、奠基人。

赵忠尧工作踏实，努力钻研，远涉重洋求学是为了回来报效国家。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冒着被核辐射感染的危险。主动请求承担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题目。他一生为人正直、忠于科学、潜心研究，朴实无华；最令人敬佩的事，是在1937年，他假扮乞丐千里护镭。

当年，当他怀抱咸菜坛子出现在湖南长沙清华临时校区门前的时候，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校长梅贻琦辨认出他的声音后，泪流满面，没想到北平一别之后，能够在长沙重逢。赵忠尧怀中坛子藏着50毫克镭（uranium），是中国原子能研究的“火种”，也是他历经九死一生从北平间关万里徒步带到大后方的科研命脉。这个护镭壮举，从北平到长沙，是生死转移。1934年，赵忠尧从英国核物理大师卢瑟福处获赠50毫克镭，是当时中国稀缺的核研究核心材料。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7月29日占领北平。镭若落入敌手，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生死攸关，非同小可。赵忠尧与梁思成（建筑系教授）冒死潜返清华园取回镭元素，随后两人决定由赵忠尧转移至清华在长沙的临时校区。两人各自上路，约定长沙重会。

为了躲避日军搜查，赵忠尧（35岁）扮成难民，将镭装入铅筒（防止幅射泄漏）塞进咸菜坛，混入逃难人群徒步南下。他一手拄木棍、一手抱坛子，胸口被磨出血印，风餐露宿，从北平步行大约1530公里历时40多天抵达长沙，期间多次突破日军关卡搜查。他有幸成功，是天助中华。

赵忠尧从留学先驱到“两弹一星”奠基人，错失诺奖，无怨无悔。1938年12月，赵忠尧（36岁）是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他的学生杨振宁当年16岁，邓稼先更只有14岁；两人展现巨大的学习自然科学的潜力。

1957年，学生杨振宁（35岁）获颁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老师赵忠尧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桃李满门，致力于核物理实验室建设与加速器研发；同时参与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翌年成立，如上述）。

赵忠尧本人不是“两弹一星”元勋，但他有9个学生都是“两弹一星”元勋。赵忠尧在核物理领域的贡献极其突出，特别是他带回了50毫克的镭，对于中国核研究的起步至关重要。“两弹一星”元勋的评选标准除了科研贡献之外还包括在具体项目中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作用。赵忠尧的主要贡献更多体现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而非直接参与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具体研制工作。“两弹一星”元勋的评选是在1999年，受到当年某些评估条件的局限，导致一些早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的贡献未能得到充分认可。正因为这样，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然有我；赵忠尧的可贵之处在此。

回望赵忠尧的一生，他18岁（1920）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物理学家叶企孙，是他取得成就的起点。192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奖得主密立根，首次观测到正电子湮灭现象，成果足以获诺贝尔奖却因当时中国科研的国际影响力不足而被忽视。他回国后创办中国首个核物理实验室，开设国内首门核物理课程，在西南联大建立关键实验条件，培育了9个“两弹一星元勋”，是大师之师。他的学生包括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创办了“长城铅笔厂”，用生产铅笔的收益补贴科研与教学，展现科研与实业结合的智慧。他将被永远铭记为“镭元素守护者”。他的护镭壮举，不仅保卫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火种，更象征着在国难当头的战乱年代、科学家以身许国的精神。

清华的梅贻琦校长说过，这位“乞丐教授”怀抱的咸菜坛，装着中华民族科技的希望。他的事迹是后继者的典范，值得后人缅怀，向他致敬，同时提醒我们，强国强军建设、两弹一星辉煌的背后，有不少好像赵忠尧这样、默默奉献的同胞，构筑成中华民族坚挺不屈的“国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