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义 | 清代婚姻“论财”对“礼”的冲击

传统婚姻以“门第、年德、贤淑”等为择偶标准，而“论财”则对一向标榜以礼嫁娶的传统婚姻造成了冲击，给夫妻、家庭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微妙变化。婚姻“论财”一方面导致婚姻沦为财富交易，瓦解了传统婚姻的伦理基础，加剧家庭矛盾，暴露人性贪婪。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打破了古代僵化的门第壁垒，推动婚姻观念向现实需求靠拢。全国各地地域的差异，文化传统与经济形态也共同塑造了清代婚姻实践的多样性。

婚姻论钱财，对一向标榜以礼嫁娶的传统婚姻，也是一种冲击，从而亦给旧日平稳少变的夫妻、家庭和社会关系，带来微妙的变化。有人议论说：

古人六礼之设，以重大婚，非财之谓也。婚礼论财，原非美俗。夫择婿者择门户、择年德也，使惟财之是问，则皂隶盗贼，何必非丰财之人可以其子为婿乎；择妇者择贤淑、择种类者也，使惟财是问，则倡优下贱，何必无绮罗之资，何以其女为妇乎！况为夫者以财媚妇，妇必至以财骄夫，而舅姑妯娌之际，必有大不安者。至不幸而先富后贫，则夫或以无财轻其妇，妇或以无财轻其夫，夫妇之道必不能终，此薄俗之最当维挽者也。

此人是站在维护旧道统的立场上抨击婚嫁论财恶俗的，但他说到由此对夫妻、家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确实也是存在的。在当时，有所谓“抬头嫁女，低头娶妇”的说法。在女方，自以为把女儿辛苦拉扯成人，由父母供其吃穿，到可以劳动自食，恰在此时，又要出嫁给别家了，这就必须有所补偿。也有的家庭为宠惜女儿，给女儿构营私蓄，不断向男家苛索聘礼聘金，甚至出现嫌婿家礼物简薄，致“掷碎器皿，辱骂媒氏者”。如此等等，归结一起，叫作“抬头嫁女”。对于男方，为了能如期把新妇娶进门，只好赔着小心，竭力奉承，故称“低头娶妇”。但事情总有其两面性，在聘娶过程中，男方虽低头奉承，可也在盘算能否得到相应的回报，也就是给的聘金和女方送来的陪嫁，是不是大体相当，或更有过之。这叫作“女索重聘，男争妆奁”，彼此论财，各显门道。如果女方的妆奁与聘礼大体相等，而且新媳妇确实懂事贤惠，先前“低头娶妇”的闷气和怨气自然就消弭了，否则由此而酿成夫妻、家庭不和的，亦不在少数。正如有人所说:“男子父母较论妆奁，日后妇姑失欢，夫妇反目，未必不基于此。”又有人说:“不则翁姑、夫婿或以奁薄而轻其妇”，甚至有终身愤憾媳妇者。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新妇自恃妆奁丰厚，傲视翁姑、丈夫，用娘家的财富压制夫家，这也会使家庭失去和睦与平静。

在中国传统婚姻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聘定重诺，嫁后从一。即一经聘定，双方都应遵守承诺，不得随意反悔。至于嫁后从一，更属于女教中的“三从四德”之一。可钱财的驱使，却引导某些人走向另外一端。广东海澄县，“井里之家，婚姻论财，厌贫爱富，有始富终贫者，即求他适，虽己产男女不顾，年貌不称亦如之”。在北方，陕西富平等地，也是结姻后，往往婿家贫，“女遂别证”。在这些人看来，共富是可以的，守贫却不愿意。夫妻和亲家关系，在金钱和财富面前，已变得心如铁石，无感情可言了。更有甚者，如四川云阳县，有的家庭在聘定时，不问女子贤德和夫婿人品，但见其家富有，便迫不及待地缔结姻缘，及至日后得知不是那回事，便“男女相嫌，毁盟讦讼”。安徽宁国县也有“贫聘悔婚，挟嫌改适，委庚帖于不足凭者”。在某些偏远贫困地区，或土客杂居区，养女之家利用外籍客民多年轻光棍汉，觅妻不易，多多索取财礼，叫作“养女接贫”或“养女济贫”。也有携带家眷的客民，因缺乏土地谋生，将女儿嫁与土著者，以换得耕种权，称“以女易地”。甘肃海城县(今宁夏海原县)“贫者每以女招雇工，为待年之嫁”。把女儿的婚嫁作为换取男壮劳动的手段。

因为看重妆奁，促使一些聘许后尚未过门的姑娘家，也十分关注乃至计较父母陪嫁物的丰厚。民间流传的歌谣是这么唱的:

女儿亲，不是亲，全副嫁妆还嫌轻。

又如：

檐前鸟，噪奁前，看看新娘好妆奁。妆奁少，一定恼。

女儿恼恨妆奁少，除了碍于自身的脸面以外，更重要的如同前面所说，妆奁厚薄，往往关系到她在婆家的待遇，是现实利害所使。

社会风气的变动，决定着人们思想的改变，这是任何人无法扭转的。在这种新旧观念冲击中，有的确实可闻到前进的气息，但也有许多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有些人颇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中有人发出叹息说:“至慕女作门楣，多重财货而轻骨肉者，此又君子所不忍道也。”可这些君子难道都洁身无染了吗?

婚聘论财，对贫苦百姓造成的压力巨大。他们常因没有足够的钱财，致嫁娶失时，或不得良配，有的家庭竟狠心溺婴。

总的说来，清代论财之风确实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但也不是说它就完全压倒了世家大族的门第婚，或者只论财产不及其余了。对于那些正在兴旺势头上的名门望族，无论是婚姻论门第或者论贸财，都毫无二致，因为只要有名望地位，丰厚的聘金与光彩夺目的陪嫁都会随之而来，决不会因追求财富而置门第于不顾。至于官商通婚，直到清末以前，至少在多数官僚士大夫中仍心存芥蒂，这从弘历谴责赵国麟和阿里衮对谢光宗的指斥，就看得很清楚了。在婚嫁论财之风的影响下，多数家庭往往一方面关注聘礼妆奁，另一方面也看重男女本身的品格和德行，而且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婚后夫妻的和睦、家庭的稳定，毕竟是压倒一切的。社会上有人提出的“过聘伤财”“嫁娶宜量力”，以及娶妇“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等许多带有箴诫性言论，正反映了人们对婚姻质量的重视。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的发展千差万别，在婚嫁观念上也并非完全一致。当东南沿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人们把眼睛盯着聘礼嫁妆的时候，仍有不少地区保留着淳朴厚道的婚俗。陕北延安府民间人称有四美，第一条就是“结姻不论财，耻攀势力，罔争聘礼”。甘肃的很多地方，也是女家不索财礼，男家不计妆奁，因而“贫富便之”。在大西南，贵州荔波县，人们择配议婚，只访求家声清白，女子贤淑，不在贫富。靠北的正安州，地虽贫薄，人却淳朴，男女婚嫁，不言财礼。云南省的云南县(今祥云县)，婚嫁不慕势利，不厌贫寒，只要门第、年齿相当，便可通媒问聘。明清之际，四川省饱受战乱的创伤，许多世家大族遭到打击，陷于凋零沦落，外省移居者多以贫民为主，门第观念淡薄，以致在婚嫁中，既不分门第贫富，也不计较衣饰妆奁的轻厚，只求清白相对、年岁相仿即可。在内地等腹心省份，亦不乏有此者，北方的燕赵和齐鲁大地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两湖和赣、桂等省，也不少见；甚至连靠近沿海的江苏邳州，因地邻徐兖，婚礼亦“不责取财礼”。当然，它们多限于市场经济相对不够发达的偏远地区，而且地盘也可能在逐渐缩小，但至少说明，当我们强调一种倾向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世界在变，但总是有前有后，有浅有深，永远不会是清一色的。

本文节选自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出品，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