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翻车，关键并不在于财色破戒

穿袈裟的也能当好CEO，但既然是CEO，就得按现代方式来管理。

撰文丨维舟

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被开除僧籍了，原因是他严重违反佛教戒律：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

这两条说到底，就是涉及“财”和“色”，确实与中国社会对出家人“六根清净”的道德期待背离。不论背后还有什么隐情，至少这两条就已足够扳倒他了。

一时之间，网上全都是嘲讽他的段子，“对佛祖不忠诚，不老实”，“搂着姑娘念着经，不负如来不负卿”，把少林寺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

有人说，释永信是个“穿袈裟的CEO”，言下之意，当然是说他是个“假和尚”，其实私底下借着少林寺的招牌敛财。然而，在此有必要较真一下：“穿袈裟的CEO”，为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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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属于禅宗“五宗七派”中的曹洞宗，释永信就是其第四十七世传人，然而同样是曹洞宗，这一派的僧人在日本却可以娶妻生子，寺院也常常就是其私有产业，相当于一个家族企业，通过寺院经营赚钱完全是正当合法的。

多年前，日本的曹洞宗还爆出过轰动全日本的新闻。2008年，桥本英树从父亲手上接任见性院（位于埼玉县熊谷市）住持一职，随即宣布废除千余年来的檀家制度，任何人只要缴付3万日元，便能在寺内供奉先人骨灰灵位，并由住持处理各种供奉仪式，其它各项服务业全都明码标价公布在网上。

“檀家制度”是日本的佛教制度，信徒（檀家，相当于中国的“施主”）向寺庙长期布施供奉，以换取寺院满足其精神需要。这种长期关系是自愿的，但也存在大量模糊暧昧之处，例如，你给寺里捐了一大笔钱，但不清楚能换来什么服务。桥本英树打破了这种惯例，把寺院的宗教服务完全变成了明确的收费项目，因而招来了强烈非议，认为他是把宗教商品化了。

桥本英树可说是“穿着袈裟的CEO”无疑。这间寺庙是他的家产，他也完全把宗教服务当作和其它按项目收费的服务业，没什么本质区别，强调“清晰的会计”和“服务重点”。即便在遭受非议之后，他也没有动摇，反倒认为那些不能透明公开的寺庙才是腐化的。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坦然说：“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中，只有寺院不能与时俱进，僧侣也堕落了。”（今の資本主義経済の自由競争の中で、お寺だけ時間が止まり、僧侶も堕落していました）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传统寺庙的收费是个保密的黑箱，桥本英树认为，天价但不明确的收费，正是年轻一代疏远佛教仪式、导致日本寺院衰落的主因之一，而其中不知去向的资金也使僧侣腐化了，现代服务业都是明码标价的，为什么宗教就得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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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改革之前，桥本英树的月收入仅10万日元（日本一般大学毕业新人的月收入都能达到20万日元），维持生计都成问题，一度不得已四处兼职。他很了解顾客的需求，不但明确价目，而且像僧侣守夜和葬礼上诵经的服务，他收费减半，甚至考虑到一些人生活太忙，他可以接受邮寄过来的骨灰。

正是他打破传统的做法，让见性院起死回生，走出了经济困境：收入扩大到过往的4倍多——2016财年约1.28亿日元，而他接手前还不到3000万日元；信徒达到改革前的两倍；葬礼服务的请求比以前增加3—5倍；他本人每月领取的收入也增至50万日元。

桥本英树在这么做的时候，完全像是一个挽救濒临破产的家族企业继承人。他是正宗的曹洞宗僧人，在曹洞宗的驹泽大学（这所大学其实一度就叫“曹洞宗大学”）研究生毕业，然后在曹洞宗总本山永平寺修行3年，再回家子承父业。

他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

我是住持的孩子，我自己也结婚了，实在不能說自己是出家人，只能说是以出家为目的的在家僧侣而已。所以我做法事，只能说是提供服务而已。

像桥本英树这样娶妻成家、把寺庙作为家族企业来经营，在日本社会早已习以为常。

日本全国有多达77000座寺庙，绝大多数都是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特定家族世代经营的家族企业，而住持就是“企业CEO”。这种做法始于亲鸾上人（1173—1262），他主张“在家成佛”，带头打破传统，食肉娶妻，过世俗生活。

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于1874年发布《肉食妻带解禁令》，宣布肉食、结婚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僧人也无须出家取法号，姓名乃至各项权利都与普通国民相同。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允许僧侣可以继承，不但可以破戒生子，孩子还可以子承父业。一百多年下来，僧侣实际上逐渐变成了一个家传职业，大量的寺庙也就都私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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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日本的寺院看上去像是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家族企业，那么像少林寺这样的中国名刹，则更像是国企。

少林寺既不是释永信所有，他更不能娶妻生子，将资产传给子女。尽管身为住持拥有巨大的权力、也有政治地位、各种荣誉，但那些利益不是他个人的，他要清楚地知道那都属于公共财产，他只是组织的受托人。不仅如此，如果他不能严于律己，破戒犯规，德不配位，那就要被拉下马，接受严厉的制裁。

这种公有制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专长研究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日本历史学家岸本美绪曾研究指出，在中国的家族内部，家长其实也只相当于是“临时受托管理家产的人”：

在此，作为所有的主体的“人”，与其说是个别的“人”，不如说是从祖先到子孙永远连续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作为家族全员直系尊长的家长，在该时间点是体现这一生命之流的人，对于该生命的持有物即家产，当然是由家长来做出决定。但是，如同家族的人格被家长所涵摄了一样，家长的人格也已经被死去的祖先所涵摄，要想违背从祖先到子孙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长也不被容许。

一个人想把产业私有并予以支配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观念之下是缺乏正当性的：

即使是皇帝，如果以天下为“我一人之产业”，以天下之收入为“我产业之花息”，也要被责难其忘记了本应奉献全社会的任务。

诞生在中国社会、且中国化程度最深的禅宗，当然也无法逃开这一观念的影响渗透。

早期的禅宗连自己的专门寺院都没有，四处云游为生，倒也没有寺产的问题，直到晚唐的百丈怀海才开创禅宗修法道场，那时的禅寺更像是一座众僧集团生活的学校。可以说，禅寺在纳入国家管理之前，其寺院财产是集体所有制的。

这种产权不清晰的状态，在以往清贫的年代倒也没什么，但少林寺近40年已急速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产业，其利益之巨大，就连释永信本人，在1981年入寺时都绝对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40多年来，“少林寺”在他手里实际上已被打造成一个超级品牌，扩张成为一个资产数十亿的巨大商业版图，也难怪他这次出事后，网上有人戏称他是“少林寺佛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释永信，正佛级”。

这和日本寺院那种家族企业式的经营方式全然不一样。日本的寺院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葬仪，但在国内这属于殡仪馆、公墓等民事范畴；有些日本寺庙还开民宿，我在北海道小樽就住过，佛堂楼上就是客房，这在我们国内也是不可思议的。

少林寺庞大的收入依靠的不是对本地社区提供什么明码标价的服务，而是品牌授权、文化IP、武术表演和培训、香火捐赠乃至商业地产投资，而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未公开，那恰恰是桥本英树所指责的那种让僧侣腐化堕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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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释永信这样，手握巨大的权力和利益，但这些又不是他本人所有的，同时只靠道德和戒律约束，那就算换个人，只要少林寺的管理制度不改变，后续也还是会有人栽在这上面。想想某些国企领导为什么会“前腐后继”，就明白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和尚在这方面并不见得更高尚。

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在舆论对释永信的问题其实模糊了重点，关键不是他在“财”和“色”上破戒，而是少林寺在他手上的运营方式太不透明。至少参照日本的情况来看，住持娶妻食肉、将寺院私有化，其实并不重要，也完全能把寺院管理好，重要的是它的产权是否清晰、运营模式是否现代化。

这倒并不是说少林寺也要私有化，因为从国内的环境来看，且不说佛教戒律不允许，就算允许了，也还是会有新的问题。

像海南玉蟾宫住持罗星道人，俗名陆文荣，是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道教协会会长，他在出家前就曾是个成功商人，顿悟入道教之后也照样经营出色。

玉蟾宫实际上就是他家的产业，他和妻子张媛控制着十多家企业，涉足文旅、酒店、地产、农业、教育等诸多领域，夫妻俩仅支持道教、教育、扶贫等就捐款超过1亿元，玉蟾宫的投资更高达3.75亿。

但罗星道人并没有犯戒，因为他所属的道教教派正一教是容许“食肉娶妻”的，要不是他儿子陆万祯2019年炫富被绑架，外界还不知道他家多有钱。

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如果宗教团体变成家族企业经营，那么大概率就是“大肆敛财”，说不定还会养出几个富二代，但同样不见得能服务于社会福祉。

在此，中国台湾地区证严法师创建的慈济功德会（1966年成立，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非常值得参照。它的模式是完全用基金会的方式透明运作，学者龚鹏程说得很准确：“此一佛教团体，虽以其伟大管理经营成就为世人所称羡，其经营管理本身却并未运用任何佛法佛理。”

穿袈裟的也能当好CEO，但既然是CEO，就得按现代方式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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