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欧洲国际体系

1792至1815年间的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是欧洲所经历过最漫长、最激烈的冲突之一：就破坏性与野蛮而言，唯有回顾1618-1648的三十年战争或20世纪的世界大战方可相比。很多读者未必知晓，1792-1802的法国革命战争夺走了2000万条生命，而一战的死难者也不过1600万人。据统计，从1490年至1815年欧洲共爆发了3372场战役，其中五分之一发生于1792-1815年间，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尽管通常并无“世界大战”之名，但“法国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其实不逊于两次世界大战，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拿破仑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可能一夜之间诞生，法国革命爆发，反法联盟缔结，共和国与欧洲列强交战，乃至日后拿破仑的登台，绝非偶然，而是18世纪后期欧洲原有国际秩序慢性解体、撕裂的后果。

当时，欧洲的国际秩序由五大强权构建：大不列颠、法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中欧与东欧的多民族大帝国）以及俄国。不列颠竭力从大陆的乱局中脱身，因为其“摇钱树”已经转移到了贸易、帝权和未来的全球治理活动。然而由于存在对其商业、帝权成功心怀嫉妒的可怕对手，他们无法回避在欧洲保家卫国的需求。

英国主要对手当属法国：两国经常在印度和北美爆发冲突，尽管英国人在七年战争（1756-63）奏凯后占据了优势，但法国人通过援助不列颠反叛的美洲殖民地而得以报仇雪恨，北美殖民地还与荷兰 、西班牙结盟，最终通过美国独立战争（1775-83）赢得了自由。然而，法国始终无法对英帝国霸权形成致命一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陷入了战略窘境。18世纪法国波旁君主们向往海上的荣耀，但地理上的现实是王国依旧是个大陆政权。其阿克琉斯之踵位于北部边境，法国在此面临着另外的劲敌——奥地利人。奥地利值得尊敬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如今比利时的大部分（即奥属尼德兰），奥国皇帝间遏制了法国向北、向东将国土扩张至一条易守难攻边界的野心（其中最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莱茵河）。这种法国的压力，连同对它的抵抗，将低地国家与莱茵兰变成了战场——所谓的欧洲“斗鸡场”（cock-pit of Europe）。由于法国面临陆上和海上的“两线作战”，这透支了它的国力，并造成财政困难。而财政崩溃亦是大革命爆发的诱因之一。

切萨皮克湾海战中，法国海军击败英国海军，为美国独立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约克镇围城战役后，英军向美法联军投降

绝大多数情况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松散的中欧邦联（主要由365个德意志邦构成）略大于现代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与捷克共和国的合体。帝国中的某些统治者为“选帝侯”（Electors），拥有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死后推举其继承人的权利。长期选择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是合情合理的：作为该地区拥有最强军力的统治者，他们能够保护欧洲的“软肋”免于外敌入侵。

然而在18世纪期间，奥地利在帝国中的地位受到了北方普鲁士（Prussia）的挑战。普鲁士具备强悍的军队和锐意进取的专制君主，到了三十年战争 结束的1648年，它以邻为壑，逐步崛起，对奥地利的德意志霸权形成了巨大挑战。至1792年，心怀让其分散的国土连结成一个伟大王国的抱负，普鲁士已拥有整个帝国领土的19%，随着1772年吞并波兰领土，它在东部的扩张尤为惊人。奥地利试图抵御北方的普鲁士，巩固自身地位，然而，其君主还治理着一个帝国王朝（大体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它由中欧、东欧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人群组成：奥地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以及乌克兰人。尽管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领地令奥地利成为半岛独树一帜的强权，但奥地利帝国在东欧的扩张却让它常常卷入和奥斯曼帝国（或曰土耳其，其苏丹统治着巴尔干）的争斗，并且在18世纪进程中还面临着与日渐崛起的俄罗斯的碰撞。奥地利的首要目标或许是从土耳其手中抢占巴尔干，不过，它还不得不确保面对三种实质或潜在威胁时的安全：法国、普鲁士、俄罗斯。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18世纪，俄罗斯在专制沙皇、女沙皇统治下的崛起充满了戏剧性，这一切始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82–1725）,他将自己的国家从“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重塑为了“俄罗斯帝国”。其西部扩张是以往日波罗的海和东欧强权——瑞典、波兰、奥斯曼帝国为代价进行的。不过，俄国也产生了新的战略焦虑，换言之，面临奥地利、普鲁士这样真实或潜在的威胁如何保障西部边境安全。此外，俄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欧洲，而是整个欧亚。它的扩张（尤其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 统治时期）向南进入黑海、高加索、中亚，向东进入西伯利亚、阿拉斯加，但这也让俄国卷入了与土耳其、波斯以及亚洲边陲游牧民的冲突，间或还与中华帝国发生摩擦，并且令它可能和英国在印度碰撞。至1800年，对某些俄国战略家来说，大英帝国在那里的存在对俄罗斯向欧亚及太平洋扩张构成了长期、最大的阻碍。作为回应，英国人也开始将俄罗斯视为早晚的战略威胁。

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在欧洲的“丛林法则”下，上述强权打击、压榨，甚至摧毁了一系列“次等政权”，例如联省共和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皮埃蒙特-萨丁王国与那不勒斯王国、瑞典、波兰以及奥斯曼帝国。尽管这些国家要么已从16世纪或17世纪的辉煌期中衰落，要么历来胸无大志，但它们在军事或商业上依旧可圈可点：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仍掌控着航海帝国以及足可自保的海军；而波兰人、瑞典人、土耳其人、皮埃蒙特人、那不勒斯人的陆军尚可（不过通常海军差强人意），能够延缓强权的脚步（尤其是当他们结盟时）。上述每个国家都将与强权一道卷入1792年后肆虐欧洲的冲突。

所有国际体系均受紧张敌对之苦，所有国家都周期性地倾向于以武力实现目标。然而问题在于，为何欧洲18世纪末的国际政治如此像个火药桶。部分答案在于国际关系，而它由外交家们口中所谓的“权力平衡”推动。它基于如下设想：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国家与统治者最终会实现国际秩序的稳定并对各国达成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或者至少是对强国的保障。统治者出于“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行事是合情合理的，意味着为了他（或她）的国家锐意进取，谋求权势、财富、安全以及威望、荣誉。此外，国际关系被设定为王公贵族及其领地之间的关系，而非统治者与特定民族的关系：欧洲君主们依然将自己统治的国家当作自家遗产，令诸如“民族自决”这样的理念几乎没有安身之所。当一国明显强于别国时，将会存在出现大陆霸权的风险，于是其他国家共同的利益便促使它们联合起来遏制过于强大的对手，以重铸权力平衡。

“权力平衡”的理论看似完美，它却饱受“补偿”问题的困扰：倘若一国通过战争、条约或王室联姻得到了领土或财富，那么其对手便宣称有权得到大致等价的补偿物。联盟也很关键，它并非致力于维持长久、稳定的秩序，而更倾向于追求盟国各自的目标——这也是联盟常常突然反转的原因。于是，“权力平衡”造就了一套残酷竞争的国际体系，其本质上的推动力是对各家王朝利益的追求。此外，在一个前工业化时代，在经济飞跃令各国国内财富持续增长之前，确保军力所需资源（尤其人口与可征税财富）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为开疆拓土，当然阻止对手这么做也大有裨益。

在这样的环境中，1700至1790年，欧洲两个或多个大国间的战争爆发了至少16次。战败的后果，往最好说，是割地（如奥地利1740年将富庶的西里西亚割让与普鲁士）；往最坏说，则是灭亡（经过1772、1793、1795年连续三次瓜分，波兰烟消云散）。18世纪欧洲更开明的统治者有意于重建法律制度，刺激经济成长，并削弱教会与贵族的权势。不过，其改革归根结底是出于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急切需求——确保臣民富裕、忠诚以及征税、征兵方面的高效，方能增强国力军力。四个长期发酵的问题最终导致了18世纪政治体系的崩塌（即1792-1815年的法国战争）体现了欧洲外交关系这一棘手特性。

1772年的波兰立陶宛联邦

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残存的波兰（黄色部分）

上述问题包括：法国对大陆安全与全球势力的双重关注，俄罗斯的崛起，德意志内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敌对，以及欧洲航海帝国间的龃龉等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法国与英国。

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孕育出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可怕环境。它们还导致了1792-1815年间欧洲的冲突将产生世界性的回响。

18世纪后期哪些偶然或必然的历史事件，最终点燃了火药桶？篇幅所限，我将留至下一篇文章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