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一夜“暴富”，警校生取款43万，被判无期！

2001年3月，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学生何鹏手持余额仅10元的农行金穗卡，在ATM机查询时，屏幕突然跳出一连串惊人的“0”。

他试探性地按下取款键，100元现金顺利吐出。在系统故障的“加持”下，他随后两天疯狂操作221次，从多家银行的ATM机中共取出42.97万元现金。

惊恐之下，他将这笔巨款悄悄埋进老家后院猪圈地下，一分未敢动用。

一、天降横财的惊喜迅速化为灭顶之灾

案发后，何鹏父母被迫倾尽家财退赔全部款项，但法律的重锤依然无情落下。

2002年7月，曲靖市中院以盗窃罪判处何鹏无期徒刑，云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一名前程似锦的警校生，因ATM机的故障与一时贪念，骤然沦为铁窗囚徒。

牢狱八载，转机在绝望中萌芽。

2007年，类似情节的“广州许霆案”经媒体广泛报道后改判五年。

何鹏父母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连夜奔赴广州旁听许霆案庭审，并随即向云南省高院提出申诉。

2009年11月，云南省高院再审认为：何鹏利用故障临时起意取款，主观恶性较小、全额退赃未造成实际损失，原判无期确属过重。

最终刑期骤减为8年6个月，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2010年1月16日，身陷囹圄近八年的何鹏终于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何鹏并未沉默。

他坚称自己“有错无罪”——那张农行借记卡根本不具备透支功能，自己输入正确密码取款应视为合法交易，所得款项仅属“不当得利”而非盗窃。

2010年2月，他愤然起诉农业银行陆良县支行，要求公开储蓄卡信息、故障详情，并索赔10万元。

然而，陆良法院以“已有刑事判决，不属民事受案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

随着上诉状递交至曲靖中院，这位“云南许霆”的清白之争，在司法程序里再次撞上铜墙铁壁。

二、辰哥分析：错在贪念，还是漏洞？一场失衡的代价

银行系统漏洞是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农行云南省分行计算机系统突发故障，导致ATM机短暂失控，资金管理出现重大疏漏。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何鹏连续221次跨行、跨机取款时，银行实时监控与风险拦截机制集体失效。

故障发生后，银行并未主动承担管理责任，反而以“盗窃”重拳追究取款者，将内部失误的代价全数转嫁至用户。

法律定性陷入“技术盲区”。

此案核心争议在于：利用ATM故障取款是否构成盗窃？

法院采用“非法透支”作为定罪证据，却无视借记卡根本无透支功能这一基本事实。

何鹏输入正确密码的操作符合表面合规性，其行为更接近民法中的不当得利。

然而，司法机关在新技术场景下简单套用传统罪名，导致刑罚与过错严重失衡——未挥霍分文且全额退赔的何鹏，竟与暴力抢劫者同量重刑。

司法纠偏依赖“舆论倒逼”，暴露系统性迟滞。

若无“许霆案”引发的全国性讨论，何鹏可能仍在狱中服刑。

云南省高院再审改判时特别强调“临时产生犯意”与“柜员机操作规程取款”的偶然性，侧面印证原判机械适用法律的僵化。

当类似案件反复出现，司法系统亟需建立对技术漏洞案件的独立评估标准，而非被动等待舆论发酵才启动纠错程序。

三、辰哥忠告：面对“天降横财”，守住底线才能守住自由

对个人：贪念的闸门一旦打开便难以关闭。

何鹏在法庭上曾辩称：“银行的重大过错引诱我取款”，但外因不能抵消主观选择的责任。

发现账户异常时，最安全的做法是立即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书面备案。

切记：从他人（包括银行）账户取走非本人所有的钱财，即便未破坏物理屏障，仍可能被认定为盗窃。

勿以“系统出错”为侥幸借口——法律不会因钱财来源错误而豁免私自占有的罪责。

对金融机构：重大风险防患应优先于事后追责。

银行需投入更强技术保障：对单卡高频大额交易设置实时拦截；建立账户余额异动预警系统；明确故障发生后对受影响客户的主动赔偿机制。

更重要的是，银行作为服务方，应当通过保险或风险准备金覆盖自身失误导致的损失，而非将用户推向刑事指控的火线。

对立法者：让刑罚尺度适配技术时代的过错逻辑。

建议增设“信息系统滥用罪”，区分利用技术漏洞与暴力破坏财产的犯罪层级；将全额退赃、未造成实质损失等情节纳入法定减刑要件。

法律不可因技术外壳而模糊了权责本质——当银行系统主动“递出”钱财时，取款者的罪责边界必须重新审视。

何鹏埋入猪圈的43万元现金，八年后已化作一叠褪色的物证标签。

2020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类似“故障取款案”的量刑正逐步走向规范化。

然而，每当刷卡提示音响起，那个屏幕闪烁的深夜、猪圈铁锹下的恐惧、牢门关闭的撞击声，仍在司法进步的足音中留下沉重回响。

技术可以失误，人性可能摇摆，但法律的天平，容不得一颗故障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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