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法的名义污染法，再谈二次分配与农民基础养老金

谈中国的消费，总归要落脚于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的转移支付的托底，很大一部分银行存款就释放不出来。

基于这样的认知，写了一篇关于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文章。谈到2025年农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提高了20元，从123元涨到了143元，这是一个很低的水平，但是，评论区的反应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一大群正义之士认为提高20元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农闹”。我一下从犹太资本的代言人蜕变成了“农闹”的代言人，难免会有一种感慨：老胡说中国文化的底色不是黑，也不是白，是灰。这个说法太中性，其实近十年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有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变化，从一个包容的深蓝文化，堕落成了二维的扁平文化，这种文化上的撕裂，注定是一个时代性变局的前兆。

为提高20元农民基础养老金点赞，怎么还成了“农闹”？

理由是没交社保就不应领取，以社保法的名义定义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取向，持这种观点的人本身就是一群法盲。

社保确实具有社会保险属性，在职人员缴纳社保，退休后能享受相应待遇，体现了个人缴费与待遇获取的关联。但社保只是二次分配的一部分，不能将二次分配完全等同于社保。二次分配，是政府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运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对不同群体的收入进行再调节，这是平抑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长期目标的重要途径，强调的不是市场经济框架内的竞争性公平，而是现代文明倡导的社会性公平，也被定义为“大数原则”，目标是覆盖全社会成员，绝非仅局限于缴纳社保的在职人员或体制内人员 。

医疗保险是典型的案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让广大农村居民和城市未就业人员都能享受医疗保障。无论是否缴纳过社保，只要参保，生病就医就能按规定报销部分费用，并不以社保缴纳与否作为享受待遇的唯一依据，这是不是也成了“医闹”。再看社会救助体系里的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是针对生活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这些群体中很多人没有缴纳社保，但他们有权利获得政府救助，维持基本生活，这是二次分配中体现的生存权，是人性化的选择。

农民基础养老金属于二次分配范畴，当然不由社保定义。

中国的农民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国外不同，说是有土地，不可自由买卖，不具有真正的支配权，农民拥有集体所有制名义下使用权，也就是一种永久性租赁，这决定了中国农民是付出的一代。

过去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阶段，农民缴纳公粮、承担农业税，兴修水利甚至参与大炼钢铁，农民投入大量人力，默默付出。那么 ，他们富了吗？郭凤莲去美国访问，做大寨精神的演讲，对方请她参观了一家美国两兄弟的农场，产量超过了大寨的总和，郭凤莲回到国内后，再也不演讲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土地制度是牢牢坚守的底线，中国农业的发展相对落后，1978年农业增加值GDP占比为27.5%，2024年下滑到6.8%，中国农民不太可能像美国农民一样富有，没有理由把保险概念套在农民基础养老金上。

给予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国家对他们过往贡献的认可，是基于社会公平正义，从二次分配角度出发的一种养老保障举措，没毛病，谈不上农闹，更谈不上是对法律的破坏，保险法不是二次分配法，不是社会保障法，不要以法的名义污染法。从法律层面看，我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未缴纳社保的人不能享受养老待遇。

令我不解的是，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二十元到底冲击了谁的利益？

这项增加额在社会保障体系支出中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全年增加开支约432亿元，相当于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的0.36%，而农民基础养老金面对的是1.7亿人的庞大群体。二十元也就是个早点，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之多人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