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生育率的根本在于重塑“人的价值”——为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点赞

一、育儿补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25年7月28日，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千呼万唤始出来。按照公布的方案，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

全国育儿补贴政策这一政策的背景是，我国出生人口快速下降。虽然去年出生人口因疫情期间延迟生育的释放、龙年生育偏好等因素，出现了短暂的小幅反弹。但从结婚人数、长期生育意愿等数据来看，今年的出生人口肯定会继续下滑。

2024年我国人口占世界17%，但新生儿却仅占世界7%，生育率不足世界一半。若此趋势延续，不出一两代人，我国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将降至3%以下。

要维持出生人口的稳定，仅提升生育率是不够的，而是必须将生育率提升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上。而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大约在1.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能改变，下一代人口的规模将比上一代减少超过一半。长远来看，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将会以每年2.5%甚至更快的速度萎缩。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公布的补贴力度，远不足以抵消人口下行的巨大势能。但这并不意味着鼓励生育没有用。补贴肯定有用，只是力度不足以阻止生育率下滑，更不用说维持出生人口稳定了。

但不管如何，万事开头难，这个补贴政策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开端。从过去的“罚款”到现在的“发钱”，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巨大转折，这本身就极具正面意义。虽然初期的力度可能远低于我们的期望，但其意义不只在于降低育儿成本，更在于传递政府鼓励生育的积极态度。育儿补贴最开始慢一点、补贴力度小一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

我们最担心的是，育儿补贴发下去，之后出生人口还是继续萎缩，让人质疑补贴生育没有效果。如果由此得出不应该继续补贴，那将是完全是错误的。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养育孩子的成本，无论是金钱、时间还是精力，都主要是由家庭承担，但其产生的巨大价值——未来的劳动者、消费者、创新者和纳税人更不用说文化、语言和群体基因的传承——却主要由国家和社会享有。这种付出与回报的错位，需要通过足够力度的社会补偿来纠正。

如果要有效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按我们的估算，需要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那我们可能需要将鼓励生育的投入力度提升几十倍，达到GDP的3%-4%，大约每年需要4-6万亿元的补贴甚至更多。

具体来说，补贴力度应该达到让一个普通家庭养育两到三个孩子所获得的“养育金”，能够与一份普通的社会工作收入相当。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养育金”，而非“育儿补贴”。，是因为“补贴”带有辅助性质，而“养育金”则承认了养育孩子是一份有收入、有价值并且非常高级的社会工作，因为这是在培养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每个孩子每月补贴2000元，并持续从0岁发放到16岁甚至18岁，这样才会对整个生育率起到一个真正基础性的作用。

为了提升支持效果，最好按孩次采用累进制，即额度随孩次递增，因为从回报的角度看，补贴多孩家庭的效率更高。由于目前的情况是很多人一孩都不生，甚至有些人都不结婚了，所以补贴一孩也是有必要的。甚至可能还要进一步前置，如对结婚者发放一次性现金奖励加上贷款，生育一定数量孩子则可以免除还贷。

更重要的是，不应该设置三孩的上限。虽然生育限制政策早已经取消了，但“三孩政策”的提法本身就在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似乎生更多孩子是不被鼓励的。实际上，在千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已排在倒数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政策止步于三孩是非常不合理的。

鼓励家庭生育四孩、五孩乃至更多孩子，对整个社会是非常有益的。这不仅是因为更多孩子会提升生育率，还因为家庭养育的边际成本会随孩子数量递减，如年长的小孩帮带年幼的小孩、衣物玩具等共享、养育经验的积累和传递等。这些家庭的养育模式会拉低整个社会的平均养育成本，从而有效缓解当下因“独生子女精养模式”造成的教育内卷和育儿焦虑。

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对稳定出生人口起到了一些作用。以湖北天门为例，叠加包括一次性生育奖励、育儿补贴、购房奖补等各类补贴，天门对每个二孩发放9.63万元，三孩发放16.51万元，当地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幅达17%。

这个增幅比全国的6%要高出10%以上，大致相当于生育率提升0.1，效果和我们的模型估算的GDP的1%投入对应约0.1的总和生育率的提升基本吻合。但天门这个力度离生育率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依然还非常遥远。也就是说，要提升生育率，生育补贴需要不断加码，一直到达到社会机制乃至观念全面逆转才可持续。

全国性政策落地后，地方育儿补贴作为补充和加码是非常必要的。你同样花十万块钱补贴生育，可能对江西、河南这些地方的提振效果会比北京、上海更好，因为相对一线城市其成本、收入也更低。

三、国家应该是支持生育的主体

无论如何，鼓励生育的主体必须是国家。首先，只有在国家层面，投入与收益才能闭环。地方政府投入资源养育的孩子，长大后可能到其他城市工作，本地无法获得长期的税收和人力资源的回报。

第二，鼓励生育是长达二三十年的长期投资，而地方政府的任期有限，缺乏进行这种跨期投资的强烈动机。因为人从出生到完全进入经济循环需要至少20年。我们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当下的人均GDP增长率与20年前的出生人口高度正相关。

第三，地方财政普遍承压，工具有限，而中央层面可以动用发行长期国债甚至信用扩张等更多元的金融工具。这笔钱不应被视为财政“成本”，而应看作是对未来经济增长最核心要素——人的投资。

地方政府则可以在国家基础性补贴之上，结合自身情况，通过税收减免、购房优惠，如减免多孩家庭新增人口对应的土地出让金等方式进一步加码。

除了直接发放育儿补贴，各种系统性的配套政策也至关重要，这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教育减负——核心是要为家长减负，而不是只给孩子减负。现在很多所谓的“减负”把学校的责任转嫁给了家长，加剧了育儿焦虑。可以借鉴以色列等国的经验，探索更合理的教学安排，让家长有喘息的时间。同时，可以考虑取消中考分流，将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并适当缩短学制年限。

第二，改革收养制度——我国现行的收养法门槛过高，应适度放宽，为弃婴和希望领养的家庭提供更好的匹配，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第三，完善托育服务——解决好0-3岁的托育难题，能极大减轻养育家庭的心理和现实负担。最近政府已经把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纳入政策目标，如果这个政策能够进一步扩展到0-3岁的托儿服务，那对生育率的提升会事半功倍。

现代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职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但社会对她们“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期待并未改变，这导致她们面临着事业和家庭的双重重压，极不公平。其实中国女性的地位其实并不差，当然也不是算很高。但是中国真正地位低的其实是母亲，因为生孩子的价值在当下中国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

因此，女性生育意愿下降得比男性更快。对此，政策层面首先应将“养育金”直接发放到母亲账户中，承认并补偿她们的养育付出。更深层次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观念变革，鼓励男性更多地承担家庭责任。数据显示，丈夫更多参与家务的家庭，生育率也相对更高。

四、最终是需要重塑“人的价值”

长远来看，我对中国生育率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充满信心，因为生育率问题一定是可以解决的，它无非就是社会激励机制的转变是否完全到位，不存在说好像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就必然下降的问题。

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补贴问题，它背后牵涉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人工智能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如何重新定义人的价值？

随着人工智能取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传统的“劳动换取收入”的分配模式正面临崩溃。很多人担心劳动力减少，但这恰恰是搞反了逻辑。生育率下降导致未来市场预期萎缩，就业机会的减少速度甚至会快于劳动力减少的速度，这才是“内卷”的根源。

未来的社会，人的价值不应再仅仅体现为“劳动力”，而更多地体现在作为消费者、文化传承者、情感连接者的价值上，人活着本身就是价值。技术进步的收益，理应通过新的分配机制，如我们之前提出的“起点收入”概念惠及每一个人。“养育金”正是这种新分配理念的起点，它承认养育后代是对社会未来的最高级别的投资。当我们从这个底层逻辑出发，真正认识到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时，生育率问题终将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