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护理部
2024年12月27日清晨6点,上海的天空还未完全亮透。20岁的苏诗雨背着单肩包走出家门,像往常一样走向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下称“五官科医院”)。这是她成为规培护士的第168天,也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医院监控里。
7点55分,她准时出现在会议室。监控画面中,她身着蓝色手术服,低头盯着地面,嘴唇紧抿。与护士长近40分钟的谈话结束后,对方拍了拍她的肩。没人知道,这个动作未能接住即将坠落的灵魂。
三天后,她的遗体在宠物医院附近的居民楼天台被发现。手机遗物里,最后一条未发送的消息停在对话框:“护士长,我去病房,哪个都行,麻烦你了,后面两天我来上班。”
这场悲剧的起点,是她入职时抱着的“看得见的未来”稳定的工作、被家人认可的骄傲;终点,是被高速运转的职场碾碎的自信,和一句无声的“不要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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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雨书写“不要救我”,受访者供图
“当护士不用给家人太多压力”:被寄予厚望的起点
苏诗雨的家乡在安徽农村。父母在菜场卖猪肉30年,1997年出生的姐姐苏听雨记得,童年时父母忙生意,妹妹常被锁在出租屋。“那时候她总说,长大要赚大钱,让爸妈不用再风吹日晒。”
2024年7月,苏诗雨从上海某大专护理专业毕业,以规培护士身份进入五官科医院。这是她反复权衡后的选择:“当护士稳定,不用像爸妈那样辛苦。”
入职当天,她开心地抱着妈妈转圈。姐姐苏听雨说,那是妹妹最“发光”的时刻“她觉得自己终于有能力给家人依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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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与“错”的绞肉机:手术室的生存法则
苏诗雨的岗位是手术室巡回护士,负责配合医生手术、准备器械、处理突发情况。但这份“稳定”的工作,从第一天起就充满高压。
“一天20多台手术,连喝水都要掐着表”:手术室实行“无缝衔接”模式,一台手术结束,下一台立刻开始。苏诗雨的工作日志里记着:“中午只能点外卖,10分钟吃完;为了不去厕所,水不敢喝。”
“出错=否定”:手术室的容错率趋近于零。苏诗雨的手机里存着三条“错误记录”:拆错手术耗材(浪费近千元)、贴错手术眼别(左眼患者被开了右眼)、器械操作失误(延误手术)。更致命的是一次“弄丢病人标本”,她翻遍垃圾桶才找回,“当时手都在抖,后背全湿了。”
“慢,是原罪”:作为新手,苏诗雨的操作速度总跟不上手术节奏。医生换台频繁,她刚熟悉一位医生的习惯,就被换到另一台手术;带教老师忙于多台手术,只能“看一眼就走”,她只能“自学”记44步玻切手术流程、11位医生的器械偏好,甚至不同医生对“剪刀”“镊子”的别称。
“做慢了,器械间打架;做快了,怕出错。”同组规培护士陈美美说,“手术室的钟表走得比外面快一倍,她的神经每天都绷成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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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口。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我怎么老是做不好”:自信崩塌的168天
苏诗雨的崩溃,始于“不被看见的努力”与“持续的否定”的撕裂。
“自学”是苏诗雨和诸多同事聊天记录里的高频词。她曾抱怨,手术种类繁杂,医生习惯也各有差异,在细碎的新知识中不断切换,筋疲力尽。苏诗雨的学习笔记中,不仅有跟完一台玻切手术要记下的44个步骤,还详细记录着11位医生的习惯。
“医生偏好是最难记的。”另一个组的带教老师赵卓雅举了个例子,有的医生觉得剪刀好用,护士就会在手术包贴剪刀,但下一个医生觉得不好用,打开手术包看到剪刀的话,就会特别火大。
规培护士也被迫加入了科研队伍,苏诗雨被要求做“质量很高的”科研PPT,她的同事有的帮老师申请专利,有的做科普小视频。“休息时间被占掉,越来越累。”该医院一位规培护士告诉新京报记者。
因为犯错被责骂后,苏诗雨会试图理解医生,“节奏太快了,大家都有情绪”,也想过换个思路,“不挨骂也会不了”,但她也免不了和同事抱怨,“医生压迫感太强了,(带我的护士)老师也被骂。”
一些委屈也无法排解。一次她向同事倒苦水,有些缩写、别称,老师没有教,不同医生表达方式又不同,令她好几次因反应不及被说,自己也不敢解释。
“很理解她的心情。”一位有同样经历的医助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这时候反驳,手术是不是就被打断了,病人还在那躺着呢。”
主刀责任制意味着医生比护士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多份群聊记录显示,该科室有几位级别较高的医生对护士不太客气。这个现象也得到了其他五位员工的证实。
去年12月苏诗雨精神问题显现后,护理部主任与苏父通过一次电话,电话录音显示,主任提到,“手术室确实蛮难保护住她的,直面的就是主任、大医生,他们要骂就骂的。我们不大控制得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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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雨的就诊记录,受访者供图
“救救我”:最后的求救信号
2024年11月,苏诗雨的精神状态彻底恶化。她被确诊重度焦虑、中度抑郁,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就诊时,测评结果显示“病情已影响社会功能”。
她开始频繁向姐姐倾诉:“我每天光调整情绪就花很多时间”“待久了真的要玉玉(抑郁)”。12月,她在给小曼的遗言里写:“印象里留下我最好的样子就可以了。”
但求救信号未被及时接住。
“医院说‘她太要强’”:家属提供的录音显示,院方多次强调“苏诗雨内耗严重,缺乏自我调节能力”。护理部主任称“已多次谈话疏解”,但苏诗雨的手机记录里,12月的聊天框里满是“今天又错了”“医生又骂了”“考试过不了”。
“转岗之路被堵死”:苏诗雨曾咨询其他医院,得到的回复是“规培期未满,不接收”;想做药代、临床协调员,也被朋友劝“太麻烦”。她被困在“手术室—抑郁—更难胜任手术室”的死循环里。
“她”想把自己结束在不太糟糕的时候
自杀前一天,苏诗雨最后一次申请上班:“护士长,我去病房,哪个都行。”护士长回复:“先不着急,你的事我肯定帮你落实。”但她没点开这条消息。
12月27日,她带着姐姐送的小仓鼠去了宠物医院。小仓鼠心搏骤停的瞬间,她蹲在手术室默默哭了很久。
下午3点,她走向居民楼19层天台。监控显示,从进电梯到跳下,她只用了15分钟。
遗物里,她的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我好像永远都做不好,对不起爸妈,对不起姐姐,对不起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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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医院附近居民楼的天台。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
“规培护士的困境,不是一个人的错”
“培训像走过场”:多位护士反映,规培护士的培训“重理论、轻实操”。苏诗雨的培训手册显示,9月初才开始眼科护理入门学习,而她8月就已参与手术。其他医院规培护士透露:“带教老师同时管3间手术室,根本顾不上教。”
“心理支持是口号”:《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办法》要求医院建立心理疏导制度,但苏诗雨的同事说:“心理课像走形式,没人记得内容。”她确诊抑郁后,医院未安排专业心理咨询,仅靠“领导关心”。
“职场文化的高压”:手术室的“快”与“骂”,本质是医疗行业“结果导向”的缩影。一位眼科主任坦言:“手术室容不得慢,但规培护士的成长需要时间。”这种矛盾,最终压在了最底层的规培生身上。
苏诗雨走了,但她的故事还在继续。
这不是一个人的遗憾,而是无数规培护士的心声——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坚强”,而是更包容的成长环境、更系统的培训支持、更温暖的职场关怀。
愿“不要救我”的悲剧,不再重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瑜、李淼、郑善真、程丽萍、小曼、陈美美、赵卓雅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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