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芦山的樊敏阙，你了解多少？

雅安有两处汉阙：

◆雨城区雅州大道旁，一对石兽守护着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汉阙——高颐阙。

◆在芦山县芦山河畔，一座樊敏阙静立于田畴间。

作为全国仅存29座汉阙中的珍品，高颐阙与樊敏阙同处雅安，在建筑、艺术与历史长河中演绎着不同的传奇。

保存完整与再造重生的

迥异

高颐阙和樊敏阙属于墓前石刻“仪仗队”中的成员。这个石刻“仪仗”，包括石兽、石碑和阙本身。

制图：郑从伟

其中，高颐墓阙及石刻的守护史堪称传奇。历经1800多年风雨，它基本还是“原装”。

宋代，雅州严道县令李玮特意建造“景贤堂”，把高颐碑请进去供起来保护。

十几年后，大名鼎鼎的“词坛CP”赵明诚和李清照，不仅收藏高颐阙拓片，还仔细研究上面的文字，给后世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1939年，著名“古建CP”梁思成和林徽因同营造学社成员前来“打卡”，并绘图拍照，给高颐阙做了份超详细的“体检报告”，为后续保护提供了重要基础依据。

1961年，高颐墓阙及石刻和故宫、莫高窟一起，被挂上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金字招牌。

相比之下，樊敏阙及石刻的命途就要坎坷得多。在漫长的光阴中，它遭到损毁又“整容”归来。

北宋时期，樊敏阙已经倒下，默默无闻地在荒野里躺了上千年，连历代研究石头的书（金石著作）里都找不到它的名字，存在感一度清零。

1957年，当地农民在地里干活，偶然挖出它的“残骸”。文物专家一看，发现是宝贝，决定赶紧抢救。

怎么救？面对这个问题，大家想到不远处的高颐阙，就照着高颐阙“整容修复”。

阙体的石头用本地特产——红砂石，跟原来的一样；粘石头用老祖宗的配方——石灰砂浆，拒绝现代水泥。经过一番“修复手术”，终于让它身价大涨。

1988年，樊敏阙及石刻也戴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帽子，比高颐阙晚了27年。

高颐阙和樊敏阙虽然都是汉代模仿木头建筑的石头，但一个被精心呵护，一个则历经波折涅槃重生。这迥异的命运剧本，让它们在雅安的土地上，各自演绎着令人惊叹的千年传奇。

中原文脉与边疆传奇的

交响

雅安，这片扼守川西咽喉的土地，自古便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南的“桥头堡”，也是汉民族与青衣羌、笮都夷等众多西南少数民族交融碰撞的前沿。

想象一下，两千年前的雅安，汉家儿郎、羌人勇士、笮都部落……不同面孔、不同腔调的人，在这里交往、交易，那情景一定特别生动。屹立于此的高颐阙和樊敏阙，因它们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身上留下不同的印记。而那些印记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还原了当年的情景。

高颐阙 摄影/郝立艺

其中，高颐阙是汉代中原正统文化在西南边陲的体现。

雨城区属于汉民族聚居地。位于此处的高颐阙，其阙身上，无论是车马出行、历史故事还是瑞兽仙禽等浮雕，题材与雕刻技法都深深烙刻着中原汉文化的印记。这简直就像汉代中原文化在西南边陲的“模范生答卷”，也是汉王朝“文化软实力”输出的具体案例。

制图：郑从伟

相较之下，樊敏阙则带有更为浓郁的边疆色彩。

芦山县属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同的聚居地，樊敏阙就位于这里。樊敏本人曾任青衣羌国国丞，致力于劝课农桑，赢得各民族的信赖与尊敬。这种独特的身份与经历，使得樊敏阙在承载汉文化的同时，也必然融入当地民族文化的元素与审美。

其主阙上“龙生十子”的浮雕就取材于云南哀牢夷神话。同时，阙身上亦有“张良椎秦皇”等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浮雕。可以说，它是边疆官员与当地民族互动、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是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的纪念碑。

左为“龙生十子”浮雕，右为“张良椎秦皇”浮雕

一者如中原礼乐的黄钟大吕，庄重典雅；一者如边疆传奇的悠扬芦笙，带着地域腔调。它们交响于雅安大地，相隔不远，却代表了汉代帝国在边疆治理与文化传播中并行不悖的两种面向。

其实，高颐墓阙及石刻和樊敏阙及石刻不是孤立的石头建筑，命运迥异的它们，一齐演奏着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共同谱写的文化乐章。

这一乐章在雅安山水间，千年不绝。

来源：雅安融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