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需要更多的“新世界史”研究者 | 话语建构（十八）

I'm

a communist

芸婉笔谈

一个正努力成为不盲从西方社会科学、有独立思想、勇于批评中国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国学生...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现在所谓的全球史、世界史几乎无处不在。无论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术会议，还是图书目录、期刊专栏、课题指南，甚至史学领域以外的其他学术交流，都会经常出现“全球史”的字眼，全球史已成为流行的学术标签，出现了全球古代史、全球中世纪史、全球文艺复兴史、全球二战史、全球教会史、全球史学史、全球艺术史、全球妇女史、全球土著史、全球时尚史等。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各国都生活在一个星球上，共享着这个星球的一切，如果只拘泥于本国的历史当然是无法认识到世界发展的时代趋势。

我印象最深的是《全球通史》，毕竟这个是笔者曾经中考历史科目中出题的重要来源，于是中考完就通读了一遍，所以印象颇深。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始撰写全球史，挑战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这就意味着全球史要求我们跳出琐碎史实，从更高的层面审视本质史实，学会理解人类的长期发展；不能以一种历史经验覆盖、淹没其他历史经验，要在更大范围内运作的历史研究正在迅速增长。

虽然斯塔夫里阿诺斯有意识地跳脱出欧洲中心历史视角，但是毕竟其脱胎于西史叙事，我还是能从其著作中看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不对等关系”。这当然不是他本人的问题，而是西方历史学家共性的问题。

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赛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于1979年在《过去的未来：论历史时间的语义学》一书中提出的“不对等概念”。他说：“相比之下，历史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不对称的概念运作的，这些概念是不平等的对立。我们将研究三个概念：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对比，基督教和异教徒的对比，以及最后，在人类的概念领域中出现的人类和非人类、超人类和亚人类的对比。”

那么怎样看待他的这句话呢？我的理解是这句话其实是西方人把自己置于高位来蔑视其他人种，这不是一种平等的视角，有点像三体中高维外星人审视地球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吃西餐凭什么认为我吃中餐是不文明呢？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行为怎么能论之高低呢？况且，谁是所谓的“希腊人”，谁是“蛮族”，谁是“基督徒”，谁是“异教徒”，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观点。

这种不对等概念充斥着西方各个时代的诸种文献，如“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秩序”与“混乱”等，归根结底，这是西方中心主义同其他的不对等。这些“不对等概念”尽管已经为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所熟知，但在构建人类世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引起世界史学者的足够重视。

而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上却没有自己的建树，大多依然是充当“翻译官”转述二手资料。

举个例子：在近代世界史的版图上，有一个名字本应被反复提及，却在国内研究中近乎销声匿迹 ——茹费里。这位 19 世纪法国政坛的关键人物，不仅是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决策层的核心推动者，是帝国主义扩张的重要操盘手，更是刚果河流域殖民格局的幕后推手（如今两个刚果的分野便与他的支持直接相关）。

然而，当我们在知网上检索 “茹费里” 或 “茹尔费里” 时，结果寥寥无几，且多聚焦于他的教育思想，对其在近代国际关系与殖民史上的核心作用，竟无一篇系统性研究。这种研究空白，恰似一面镜子，照见了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短板。

这种空白并非孤例，在与中国历史羁绊最深的区域尤为刺眼。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土地上，曾留下张骞凿空西域的足迹，回荡着丝绸之路的驼铃，撒马尔罕的集市与长安的宫阙曾通过商队紧密相连，帖木儿帝国与明王朝的使者往来更是书写了中古时期东西方交流的华章。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到清代边疆治理的实践，从佛教东传的路径到突厥语族与汉语的文化交融，中亚与中国的历史血脉早已深度交织。

但如今，国内对这一区域的研究却远未匹配其历史分量：我们对撒马尔罕的了解，更多依赖 19 世纪俄国东方学家的考察报告；对河中地区近代民族形成的梳理，往往转译自欧美学者的殖民视角研究；甚至关于 20 世纪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的互动史，也因俄语、波斯语、突厥语等语言壁垒，长期处于 “二手转述” 的状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中国史研究。百余年来的深耕细作，已让中国史研究进入极为精深的境地：秦汉史学者为突破传统文献的边界，翘首以盼简帛文书的新发现；魏晋史研究者埋首于墓志碑刻中打捞历史细节；明清史学者则从地契、文书里梳理社会经济的肌理。这种 “细碎化” 的深入，固然体现了学术积累的厚度，却也反衬出世界史研究的滞后 —— 我们对自身历史的挖掘已细致入微，对世界的认知却仍有大片待开垦的荒原，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周边区域，其历史褶皱中藏着理解中外互动的关键密码，却始终未能被充分解码。

世界史研究为何步履蹒跚？曾几何时，西方史料的获取是最大障碍，语言不通、文献难寻，让研究者望而却步。但如今，随着信息传播的便捷化，材料获取的门槛已大幅降低，语言障碍却成了新的拦路虎。在研究生教育中，高分考生往往扎堆选择美国史、日本史或 19 世纪后的英国史 —— 并非这些领域不重要，而是它们可以规避小语种的门槛。相比之下，法国史、德国史因需掌握法语、德语而研究者寥寥；更遑论中亚五国，其研究不仅需通晓俄语，还需涉猎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等突厥语族语言，甚至波斯语、阿拉伯语等古典文献载体，语言的多重壁垒直接将多数研究者挡在门外。

这种困境直接导致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国世界史研究长期依赖西方二手成果。许多研究者不得不从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筛选信息，再以自身的问题意识重新编排。这种 “二手转译” 的模式，看似高效，却暗藏风险 —— 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文化视角与价值预设，长期依赖之下，我们对世界史的认知很可能被嵌入西方框架，甚至在不经意间接受其隐含的偏见与误解。

就像对茹费里的认知，如果仅依赖法国学者的叙述，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的决策对中国与非洲的双重影响；而研究中亚时若仅追随俄国东方学的视角，则可能忽视中国与中亚在历史上的双向塑造，将丝绸之路简化为 “西方视角下的东方通道”。

如果不了解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艺术等是如何发展的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不考虑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区域的存在，就无法书写整个世界的历史，更无法做出新的解释；如果还只是认为区域仅是陆地的概念，我们在未来的区域研究中难以构建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就不会取得新的学术突破；如果只是一味不加批判地看待源自欧洲的那种区域研究概念，只能永远陷入“所谓的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技革命、启蒙运动，等等——的发展的‘大叙事’时代；这是一种可用来合法主张西方精华的优越性的大叙事”。全球史、区域史都是这种大叙事的一环。没有自己的区域研究，就无法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新材料、新信息，就无法对区域做出新解释，更无法构建全球新史。

当中国史研究已能在细碎处见真章，世界史研究更需打破桎梏，走向自发探索。如今，材料获取的便利为我们提供了基础 —— 法国国家档案馆的数字化档案、中亚各国的历史文献库已逐步开放，而突破语言壁垒、深耕冷门领域，需要的是学者的学术自觉与长远眼光。研究世界史，不仅是为了填补学术空白，更是为了在全球化时代构建属于中国的世界认知体系 —— 不被西方史料牵着走，不被他人视角所局限，以多元的史料、客观的立场，还原历史的复杂肌理。

从茹费里的研究空白，到中亚五国的研究滞后，再到亚非拉诸多大国的历史被边缘化，这些缺口恰恰是学术生长的沃土。期待更多学者能走出舒适区，钻进档案馆，啃下小语种，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不再依赖二手成果，而是以一手史料为基，书写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原创性研究。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的过去，更清醒地走向未来 —— 不仅知道 “西方如何看世界”，更能讲清 “世界如何与中国相遇”。

苏芸婉

02年生人，蛋蛋后一枚。步履踏过祖国东南北， 阅尽琼楼璀璨，也览尽鸡犬桑麻、千里平畴。

孤身环行中国，于行迹中碰撞真实，于笔端下记录真实。以步履丈量山河，以文字支撑前行，行行写写，写写行行。

曾蜷身桥洞下感怀家国，也曾指点舆图议政山河。乐读奇书，喜交奇友，志创奇事。初心未改，赤诚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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