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文化密码：江西浮梁北斗书院寻踪（图）

据国家旅游地理讯：江西，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孕育了无数璀璨的文化明珠。浮梁，这座曾孕育景德镇的母县，以其“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誉驰名中外。在地理版图上，浮梁宛如一颗镶嵌在赣东北的宝石，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这座拥有28万人口的小县，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经济富庶，陶瓷文化更是星光灿烂，文化名流辈出。尤其是近代史上，浮梁浮北乡村重文兴教，商业文明与文化自建相互交融，培养了一批批文化俊才。这些出自乡野的文化传承人，犹如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虽短暂却耀眼，为近代地方文化的兴衰留下了闪亮的光芒。

北斗书院：地理坐标上的文化灯塔

浮梁北乡，大小北河蜿蜒流淌，孕育了这片土地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回望历史，浮梁北乡的书院、书堂、私塾，如繁星般点缀其间，照亮了无数求索的心灵。其中，北斗书院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

北斗书院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虽初创倡导者与具体年份因史料缺失暂未确考，但这丝毫不影响其诞生之初的宏大气象。彼时，千年古县浮梁按方位分设东南西北四大书院，承载着北乡文脉与希望的北斗书院，雄踞于北乡的中心腹地沽演下村，即今沽演粮站一带。从地理空间上看，它宛如北乡的文化心脏，源源不断地为周边地区输送着知识与智慧。

然而，岁月无情，现代公路穿院址而过，只余下院址上部分残垣断壁、缩小的水塘和一块残碑，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荣光。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曾在北斗书院求学、后在储田中学任教并在景德镇工作的江村郑惟馨老人的回忆文章《北斗书院》中，窥见这座文化殿堂的壮丽图景。

“北斗书院，坐北朝南，气象庄严！迎面便是一座雄伟的门楼，其上‘北斗书院’四个大字，横贯苍穹，气度非凡。门楼两侧，各砌有约六米高的方砖墙，通体以石灰粉刷，洁白如雪，呈‘八’字形傲然撇开。门前，一片宽阔的绿茵如毯，静候着求学的脚步。步入其中，但见布局精妙，处处讲究对称之美。其建筑规模宏大，空间异常宽敞，整整一百间房室，鳞次栉比，皆为两层楼房。内设会议厅、工作室、仓库、教室，功能齐备。穿过正门，两侧楼房间，豁然开朗处是一个宽阔的大操场。操场尽头，池沼如镜，花圃溢彩。池沼周边，垂柳依依，随风摇曳；空地与花圃旁，松柏苍翠，翠竹挺拔，各色花草点缀其间，生机盎然。书院最深处，一座魁星楼阁拔地而起，直指云霄！其楼阁顶端，四角飞檐翘起，气势磅礴。登临绝顶，极目远眺，方圆数里，尽收眼底，令人胸襟为之开阔！”

↑ 北斗书院模拟图。（国家旅游地理制）

书院架构与功能：地理文化生态的微观呈现

北斗书院的架构独特，设山长一人，财务一人，杂役、巡察（负责山长和书院保护，到各地巡察催送田租）若干人。这里没有专门的教书先生，因为书院自身从未直接开办过官办学校或常规教学，虽曾办过几期经学（即私塾），但与书院的主体功能是分开的。简言之，书院本身“兴教而不教学”。

这一特殊架构与功能，与古代书院的性质紧密相连。我国传统书院大致肩负着六大神圣使命：教育教学，设经学讲堂培养生员；管理地方教育，选拔人才，其职能颇似今日的教育局；学术研究、交流与传承，乃思想激荡的殿堂；社会教化与时政监督，担当一方文脉的守护者；图书资料的贮藏，犹如古代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文庙祭祀功能。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往往六者兼备。而北斗书院则相对简单，它并不独立承担常规的办学之责。书院虽拥有完备的教室、房间、课桌板凳等设施，但主要延请地方上享有盛名的教书先生前来开堂授课。书院无偿提供教室和教学用具，却不支付先生薪金，先生的收入全凭其学识魅力吸引学生缴纳学费。这种模式使得先生学问越精深，慕名而来的学子便越多，收入自然丰厚，培养出的人才也更显卓越；反之，则难免门庭冷落。清末的朱之翰先生便是极负盛名的典范。

历史变迁：地理环境与时代浪潮的交织

民国新风：新旧交替中的文化传承

及至民国，科举废除，老学究渐失市场，新学之风日盛。此时，江村的郑伦元先生，既是山长，也是教书先生。他身为留日归来的海归学子，学识新锐，备受推崇。撰写北斗书院回忆的郑惟馨先生，以及江村的郑振球先生等，都曾师从郑伦元，并引以为毕生的荣耀。

民国时期，继朱之翰先生之后执掌北斗书院的，有其子朱舫良先生、其孙朱大绶先生。朱大绶先生升任国民党浮梁县党部书记长后，则由朱大来先生继任山长。江村的郑景尧先生，是沽演北斗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

值得一提的是，北斗书院除山长外，还设有校董会。陆续有十多位校董，如严台的江资甫先生、流口的张佩贤先生、后来还有梅湖的姚以南先生等十多位地方权贵贤达，都曾担任过书院校董，为书院发展倾注心力。这些校董不仅是地方的经济精英，更是文化传承的推动者，他们的存在使得北斗书院在地方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北斗书院模拟图。（国家旅游地理制）

称谓转变：动荡年代的特殊印记

北伐战争之后，北斗书院的主事人称谓悄然变化，不再称“山长”，而是改称“团总”。这一转变或许正是那个动荡年代的烙印。军阀混战，割据一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往往意味着话语权。用团总之名，或许有用枪杆子护卫笔竿子之意。

当时的北斗书院，虽非北乡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但绝对是北乡最具权威、最有话语权的地方。书院每年会召集一两次集会（实为校董会），由团总负责总召集。会议内容关乎北乡公益事业的新建与重修，更肩负着调解全乡各村乃至个人之间复杂的山田纠纷的重任。因为乡民们世代相传着一个朴素的信念：有了纷争，就要去找当地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人来主持公道。北斗书院，正是这样一个汇聚了北乡顶尖文人与所有权贵精英的神圣殿堂。例如，校董张佩贤先生曾任六区（江村区）区长，姚以南先生后曾任五区（峙滩）区长，朱大绶先生更是官至浮梁县党部书记长。

悲剧降临：战火中的文化浩劫

书院自身拥有良田千亩的雄厚产业，其收入除维持书院日常运转外，更有一项惠及北乡的善举——资助北乡优秀学子外出深造。尤为关键的是，书院团总手下，掌握着十几条枪。在乱世之中，这便象征着绝对的权威与话语权。然而，这些枪在兵荒马乱的民国岁月里，也成了惹人垂涎的“好东西”。那时，红色政权已在北乡大部分地区星火燎原，流口、儒林、柏林、溠口等地，皆是共产党人活跃的区域；而石溪以北，则是白区的顽固堡垒。红区白区，对这十几条枪无不“心仪不已”。甚至邻近的祁门高塘，也组织起义勇队，三番五次深入北乡“围剿”红军。

历史的悲剧，在1934年农历八月二十三那个夜晚骤然降临。高塘义勇队从勒功翻山，直扑溠口，未遇红军，竟悍然洗劫溠口，焚烧三幢民房。随后，这群匪徒绕道到沽演，将魔爪伸向了北斗书院。他们不仅劫掠了书院的珍贵财物，更夺走了所有枪支。为了掩盖罪行，便于逃窜，这群文化刽子手竟丧心病狂地纵起一把冲天大火。熊熊烈焰吞噬着这座承载着北乡文脉的殿堂。那一刻，书院的教工、学子、当地村民以及大刀会志士，无不悲愤填膺，他们不顾一切地全力追杀高塘劫匪，沿河一路追击至下黄，可惜最终失去了匪徒的踪迹。劫匪们则经石溪转沧溪，从白毛仓皇逃回了高塘。

创办仅五十余载，凝聚着北乡无数心血的北斗书院沽演校园，就这样在冲天的火光中化为灰烬。这是北乡文化史上一次惨痛的浩劫。

↑ 北斗书院损毁模拟图。（国家旅游地理制）

↑ 瑶里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最重要的改编地之一。

薪火相传：废墟中的文化坚守

书院剩余的田产，由朱大绶先生主持，按北乡的乐农、桃墅、全民、新政、兴田、峙滩六所中心小学平均分配，其收益仍用于兴办教育，延续着书院的文教薪火。而那些曾为书院呕心沥血的校董们，也依然矢志不渝地投身于教育事业。朱大绶先生回到溠口创办乐农初级中学；张佩贤先生则在流口，利用宗祠承恩堂办起了国民学校（张有帮、张纳容等曾在此求学）；姚以南也在梅湖兴办学校（据说至今健在的陶学渊先生曾在该校执教）。

三年后的1937年，张佩贤先生再次挺身而出，发出重振北斗书院的强音。原来，自民国九年开始，张佩坚先生便在中渡口购置大片土地，兴建了一片坐北朝南、阳光普照的门面房，取名“朝阳巷”，门楼高悬“朝阳门”匾额，房屋用于出租。1937年，张佩贤先生力主在朝阳巷21号重办北乡公所与北斗书院，并亲自担任山长。原北斗书院的学东们，绝大多数都参与进来。此时的北乡公所，成为北乡人士议事决策之所；而朝阳巷的北斗书院，则化身为北乡学子前往景德镇求学或经景德镇外出深造时，一个温暖的落脚点与精神驿站。

这座承载着流离文脉的景德镇朝阳巷北斗书院，伴随着景德镇的解放，因时代变迁及原校董的命运转折，最终于建国前废止。从沽演初创到朝阳巷落幕，北斗书院存续凡七十余载，其命运跌宕，令人唏嘘。

人才辈出：地理文化滋养的精神硕果

北斗书院，曾走出了一批黄埔军校学生。目前所知，仅仅今江村乡一个乡，就有三个学子走进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他们是“共和国不会忘记的烈士”、中共早期隐蔽战线的大英雄江式训，曾经著述出《抗战必胜论》的国民党少将朱云影，中国民主建国会34个创党元老之一的林涤非。可以肯定，建国初期北乡许多有文化的干部、教师，多从北斗书院走出。这些杰出人才，不仅是浮梁的骄傲，更是北斗书院文化滋养下的精神硕果。

↑ 图为江式训革命烈士纪念馆，位于浮梁县江村乡诰峰村。

当代回响：地理文化传承的新征程

近年来，浮梁人对本土文化的关注与热爱日益高涨。基于浮梁历史的灿烂文化，张干明、钱锋先生倡议成立北斗文化研究会，张树安研究员以心血梳理北斗书院兴衰脉络，恰如为焦渴的田野引来大小北河一渠清流。

去年，惊闻承载着北斗书院最后记忆的景德镇老城区的朝阳巷，将被陶文旅开发的消息，张树安、张田安两兄弟匆匆赶去，用镜头定格下了那些弥足珍贵的影像。至于北斗书院在朝阳巷的具体运行情况，那些尘封的细节，就只能寄望于未来成立的北斗书院文化研究社，去深入挖掘、细致考证了。

北斗书院是曾经浮梁北乡的文脉，也是浮梁北乡茶瓷商贸的商脉，是浮梁北乡曾经的精神文化家园。其兴教读书求学之风一直延续至今，正如清乾隆版《浮梁县志》主编凌汝绵在《昌江杂咏》所言“十户人家九读书”。近年来，峙滩镇及峙滩流口村率先倡励学之风，兴田接着跟进，经公桥港口有位叫计雄杰的老板，每年个人拿出钱奖励全镇考上大学的学子。浮北读书之风越来越浓烈，浮北人才辈出如大小北河源源不息。

在地理的坐标上，浮梁以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北斗书院的兴衰，不仅是浮梁文化的一个缩影，更是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相互作用的生动见证。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的滋养，而地理环境也因文化的积淀而更加厚重。愿浮梁的文化之光，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照亮这片土地，吸引更多的人去探寻、去传承。（撰文 张树安）

地理人文科普延伸阅读

江西浮梁：千年瓷茶交织的生态人文秘境

在赣东北的青山绿水间，一座被六山二湖环抱的千年古县——浮梁，以“世界瓷都之源，中国名茶之乡”的盛名，诉说着中华文明与自然共生的传奇。这座隶属景德镇的县域，总面积2851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达82.2%，既是长江三角洲与长江中游经济带的战略枢纽，更是中国生态与文化交融的典范。

一、地理密码：山水相依的生态屏障

浮梁地处北纬29°09′至29°56′、东经117°01′至117°42′之间，地势东西北三面环山，最高峰五股尖海拔1618.4米，最低点金竹坑仅28米。这种垂直落差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微气候，年均气温17℃，年降水量超1800毫米，为茶树与瓷土提供了天然温床。

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区，浮梁境内昌江、东河等水系交织，水质常年保持Ⅱ类以上，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达每立方厘米3万个以上，获评“中国天然氧吧”。其生态价值更体现在矿产资源上：朱溪钨铜矿储量286万吨，是世界最大钨矿的2.7倍，而高岭村的高岭土则因“二元配方”技术改写了世界陶瓷史。

二、千年窑火：从泥土到文明的涅槃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浮梁的制瓷史可追溯至2000年前。唐代，这里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元代设立“浮梁瓷局”后，青花瓷、釉里红等创新技艺在此诞生。考古学家在高岭古矿遗址发现，宋代工匠已掌握“二元配方”（高岭土+瓷石），使瓷胎耐火度提升至1300℃，这一突破让景德镇瓷器得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浮梁的瓷业辉煌在数据中可见一斑：宋代昌南镇（景德镇前身）年产瓷器超千万件，元代浮梁磁局管辖工匠逾万人，明清御窑厂每年需向宫廷进贡瓷器10万件。如今，高岭-瑶里景区内，宋代龙窑遗址与明清古窑群仍静静诉说着“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盛况。

三、茶香万里：从贡品到世界的桥梁

浮梁茶的传奇始于汉代。敦煌莫高窟壁画记载，唐代浮梁茶税占全国八分之三，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印证了其作为国际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1915年，浮梁“天祥茶号”工夫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斩获金奖，与斯里兰卡高地茶、印度大吉岭茶并称“世界三大高香茶”。

现代浮梁茶产业延续辉煌：全县茶园面积15.66万亩，2024年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品牌价值达26.54亿元。瑶里嫩蕊、浮瑶仙芝等名茶以“形紧细、色翠绿、香如兰”著称，其中浮瑶仙芝曾作为国礼赠予斯大林，其制作工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人文瑰宝：山水间的活态博物馆

浮梁的文化厚度在县域内随处可感：

• 古建遗存：浮梁古县衙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五品县衙，70副楹联彰显“江南第一衙”的廉政智慧；宋代红塔以“江西第一塔”之姿矗立千年，其砖砌工艺堪称古代工程奇迹。
• 红色记忆：瑶里改编旧址见证新四军组建历程，程家山革命根据地保留着方志敏、粟裕等将领的战斗足迹。
• 非遗传承：浮梁功夫红茶制作需经萎凋、揉捻、发酵等12道工序，全程手工把控；瑶里古戏台木雕技艺融合徽派与赣派风格，被列为国家级非遗。

五、绿色崛起：生态与发展的双赢之路

面对新时代命题，浮梁以“两山”理论为指引，走出一条特色发展路径：

• 全域旅游：构建“一核两轴三集群”格局，高岭·中国村田园综合体、荻湾乡村振兴示范区等项目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2024年旅游综合收入达85亿元。
• 绿色农业：浮梁大米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鹅湖镇大米因酸性麻砂泥土壤与山溪水灌溉，米粒透明如玉，售价达普通大米3倍。
• 科技创新：依托景德镇航空产业优势，发展航空零部件加工；与景德镇陶瓷大学合作，研发智能制瓷设备，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从汉代的窑火到现代的生态经济，浮梁始终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当昌江水继续滋养这片土地，当高岭土仍在等待匠人的雕琢，这座千年古县正以“瓷茶一体、文旅融合”的新姿态，续写着中华文明与自然共生的永恒篇章。

责任编辑：程家康 审核签发：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