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洪云鑫 王星澳
美国与日本日前正式宣布就关税谈判达成协议。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美方将对日本进口汽车等产品征收的关税由此前的25%下调至15%。另外，即使美国今后就半导体等关乎所谓“经济安全”的重要材料或产品再度向日本征收关税，日本也不会得到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差的待遇”。日本方面则承诺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日方还将加大采购美国军事装备等。美方将该协议称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绝佳交易”，日本首相石破茂也称该协议是日本的“重大成就”。然而，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图景以及美日同盟关系层面来看，这份所谓的“互惠协议”暴露出日本对美“战略自主”进程受挫及其在亚太经济秩序中的制度性妥协。日本的对美战略角色再度呈现出“从属化”倾向，石破政府以及日本国内不少人追求的对美“平权”没能在关税谈判中取得进展。
长期以来，日本将对美同盟作为外交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基石，但也因此受制于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其对美政策不得不在“对美追随”与“战略自主”之间艰难维持平衡。在前首相安倍的第二任期内，日本在面对美国方面的“美国优先”政策时，采取对美“有限妥协”的同时在其他方向上加强自主多边布局的“对冲性”路径。例如，日本在2019年《美日贸易协定》谈判中对农产品作出让步，以换取美国在汽车领域的市场准入承诺。但同时，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后，日本不仅推动谈判继续并最终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还积极推动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自贸合作框架，以构建和维系亚太自由贸易秩序的制度框架。这使日本成为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可以说，日本政府当时虽然无法彻底摆脱日美同盟结构性关系导致的对美依赖，但仍努力寻求一定的对冲和平衡，在夹缝中寻找自主空间。
然而，这次关税谈判和“互惠协议”的达成，表明日本寻求战略自主的夹缝变得更窄了，之前追求的平衡正在逐步走向“失衡”。受困于弱势的民意支持和惨淡的国会选情，石破茂政府虽然不断释放强硬态度，但在实际的对美谈判中表现被动，缺乏足够的战略手段。日方既未能够联合其他国家形成“议价同盟”以对美反向施压，也未在制度层面强化自身的规则话语权，仅是试图利用谈判初期美方希望尽早达成协议的急切心理，强调要以“取消所有关税”为前提对美开展关税谈判。但在5月率先与英国达成关税协议后，美国迅速在对日关税谈判中占据主动，这令日本陷于一些媒体所说的“谈判孤岛”。进入7月份，美方又宣布将从8月1日起对日本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进一步对日施压。在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失利后，石破茂政府更是面临执政是否能够持续的局面。在此“艰难时势”之下，石破政府被迫放弃此前“取消所有关税”的立场，转而接受看似有利的15%关税，并承诺追加对美投资。
在国际多边贸易机制遭到持续冲击的背景下，美日关税协议这样的妥协性经贸安排可能成为地区经济秩序碎片化的催化剂。作为CPTPP、RCEP等多边自贸协定的积极参与者，日本原本在亚太经贸规则构建与制度协调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与美国政府达成所谓的“互惠”双边协定，日本不仅放弃了对制度性规则的坚持，还可能会助推美国框定关税谈判“标准”，使之成为对其他国家关税议价的模板。一旦15%关税成为美国对其他顺差国的“谈判底价”，相关国家势必面临更大压力，被迫重新评估本国对美谈判空间。日本的妥协之举也可能会被解读为对美国经济胁迫性谈判方案的“正当化认同”，进而弱化东京在亚太地区经贸领域作为“协调者”的功能。
因此，这份美日关税协议不仅事关关税数字变动，还被一些舆论视为有关日本国家战略思维的一次测试。从安倍时期的“多边对美制衡”到石破政府当下的“单边对美妥协”，日本可能正在经历从主动追求“战略自主”到力有不逮“被动妥协”的转变。而在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博弈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在对外经济政策中更多地走向战略自主，才能更大程度地改善自身内外发展环境。（作者分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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