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纠纷岂能“定量”摊派？（干部状态新观察·为基层减负赋能）

本报记者  李凯旋

曹  一绘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高温多日，但该县朝阳街道麻柳桥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伟中的干劲没受影响。在社区干部的调解下，常年物业纠纷不断的祥成家园小区，终于迎来了新物业公司。

“居民们对原本的物业公司不满意，但对新选择的公司又达不成一致。”这件事王伟中和同事们忙活了几个月，由社区负责在全市公开选聘物业公司，所有业主投票做决定。中选的新公司答应先做出效果再收费，大伙拍手叫好，王伟中颇有成就感。

回到家，翻翻工作笔记，他开始在“随手调”APP上记录这次矛盾纠纷调解的细节。

2014年起，专为调解人员设计的“随手调”APP开始在四川各地推广，主要由村(社区)干部录入纠纷类别、调解过程、当事人基本信息等内容。利用该APP，基层干部工作留痕，复盘更加方便，还减少了纸质报表填报；上级部门则能及时掌握数据、分析研判辖区矛盾纠纷形势，尽可能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

但从2023年1月以来，王伟中和不少基层干部都发现，好事变了味儿，因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开始“定量”了。

岳池县综治中心向全县27个乡镇(街道)下达了使用“随手调”APP录入矛盾纠纷信息年度任务，并每月印发一期工作通报，提醒各镇街录入任务数、完成数等情况。任务数简单以辖区建制村数量为依据，乡镇一级“接单”后，继续摊派给村一级。任务较多的乡镇，一年要录入700多条信息。

王伟中每月被分到3条的录入任务，“说实话，数量并不算多。”他所在的麻柳桥社区位于城区，人口较多，矛盾纠纷本就多发，有时节假日也得四处奔走调解。但王伟中心里别扭：“调解是个走心的活儿，任务数摊派下来，就容易变成‘走量’，觉得别扭。”

与王伟中不一样，52岁的朝阳街道杜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汤其蓉则苦恼得多。

“录入一条案例，还要求写篇几十上百字的‘小作文’说明来龙去脉。”汤其蓉是本村人，担任村干部将近20年，更是乡亲们眼里的“知心人”“明白人”，调解矛盾纠纷很有办法。村里的事多是家长里短，比如王家怀疑有人偷鸡，李家庄稼被压。“拉着当事人聊聊，一会儿就把矛盾说开了，录入花的功夫没准还比调解多呢!”汤其蓉手机用得不熟，有时不得不带个年轻村干部帮着操作。

杜家桥村老年人多，平日邻里互爱，连续几个月都没有矛盾发生，汤其蓉反而为难了。“每月2条的任务是硬指标，上哪儿去‘找矛盾’呢？”汤其蓉坦言，只能回忆以前调解的案例录入，但事件与时间对不上，难称真实；为完成任务，虚报、编造的情况也有发生。

“当时APP使用率低，县里希望督促基层干部记录、复盘，多掌握矛盾纠纷情况。”岳池县综治中心负责人谢红梅告诉记者，此前甚至出现县里已掌握到重大矛盾纠纷，基层却没有相关记录的现象。“但必须承认，我们也想通过下达任务、提高数据让此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得到上级认可。”谢红梅说。

制定任务数量时，岳池县参考了近年来全县年度矛盾纠纷调解数据，但因对各村的人口结构、民风民俗缺少调研，出现任务脱离实际的情况。“本来期望通过工作通报压实属地责任，并未对没完成录入任务的乡镇扣分，但这种简单化的工作方式还是造成了层层摊派加压。”谢红梅坦言。

去年4月，四川省将岳池县综治中心相关情况作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通报。当地深刻检视问题，整改随之开始。

“我们不再将‘随手调’APP录入任务作为每月完成指标。”岳池县委政法委专职委员刘海兵介绍，现在工作重点放在细化录入规范、做到实事求是上。整改后，虽然录入数量减少，但剔除了为完成任务编造、凑数的案例，“有效录入”反而多了。刘海兵说：“如今县里掌握的情况更真实，这也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举一反三为基层减负，岳池县委政法委印发工作提示，进一步取消了原本每月要求上报的矛盾纠纷形势分析报告等，有事则报、无事不报。

汤其蓉的眉头展开了。“出现一桩问题就解决一桩，基层工作靠的是真诚、踏实。”令她困扰的报表、任务少了，精力可以更多放在服务乡亲的身上。

王伟中的思想也转过了弯。“没有了‘走量’的要求，有多少调解多少，化解不了的及时上报。”他现在自觉地将工作情况录入APP，顺便归纳同类问题的处理经验。

岳池县综治中心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基层面对‘疑难杂症’力不从心，需要上级部门帮助协调。”谢红梅今年已经参与了多起复杂矛盾的解决。从“面上安排”转向“全程参与”，县乡两级综治中心联动全覆盖收集矛盾风险、共同化解。

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摊派、通报评比等形式主义共性问题，广安市政法系统全面自查自纠，共发现类似问题5个，明确整改措施5条，目前已整改到位。依托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广安市调整优化各级综治中心职能职责，建立入驻部门职责清单和事项流程图，完善矛盾风险排查、研判预警、跟踪督办、调度会商、回访问效等工作机制6项，以制度规范促进形式主义问题源头防范。

“改进调解工作的初衷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纠纷，但简单采用系统数据作为评价工作成效的依据、进而摊派任务，更像在鼓励纠纷发生、凸显成绩。”刘海兵反思，“不能再让形式主义误了走心服务。”

《 人民日报 》( 2025年07月25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