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后悔的……后悔的事……” 老人的目光忽然软了下来，紧绷的身体也随之松弛。
鞭影和囚室散去，眼前浮现出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姑娘。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学生装，垂在肩头的发辫乌黑油亮，笑起来时，眼角会漾开一对浅浅的梨涡，比春日的阳光还要明媚。
他记得第一次牵她的手，隔着微汗的掌心，她指尖的温度烫得他一阵心慌，仿佛握住了一整个盛夏。
可如今，那温度早已凉透，在他记忆的深海里沉寂了太久太久。
“永熹……” 他的声音被喉头的痰壅堵着，变得破碎而哽咽，“我对不起你……还有彤儿，炜儿……爹不是故意的……真的……”
就在这时，一直静立在窗边的身影动了。
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梳着一丝不苟的利落背头，金丝眼镜后的那双眼睛，亮得惊人，此刻正隔着一室的阳光，温和地望着他。
老人浑身剧烈一颤，瞳孔骤然收缩——那分明是年轻时的自己！
那个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叶公超！
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支撑着他，让他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
他伸出枯槁的手，指向那个年轻的幻影，浑浊的泪水混着痰沫从眼角和嘴角一同涌出，声音凄厉如杜鹃泣血：“别去！别去碰那段情！你会为此失去一切……你真的会失去一切啊！”
01.
1904年的江西九江，叶家大宅里一声响亮的啼哭，宣告了叶公超的降生。
他的到来，无疑给这个官宦世家又添了一笔浓墨重彩的喜气。
其父叶恭紆，时任正五品九江府同知；曾祖父更是官至光绪年间的军机章京。
宗祠里高悬的“世代书香”四字匾额，早已不是浮于表面的荣光，而是深深镌刻在每个叶家子孙骨血里的骄傲与自律。
叶公超的童年，是在私塾先生严厉的戒尺与线装书特有的墨香中度过的。
他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自幼便显露出远超同龄人的聪慧与天赋。
别的孩子还在摇头晃脑地背诵“关关雎鸠”，十三岁的他已能对《诗经》的毛、郑、朱三家注解信手拈来，互为引证；当同窗还在描红习字，他临摹的米芾《蜀素帖》便已颇具风骨，引得父辈啧啧称奇。
天赋异禀，家学渊源，这样的少年注定不会被旧式书斋所局限。
十六岁那年，叶家为他精心打点好行囊，将他送往遥远的大洋彼岸——美国麻省赫斯特大学攻读古典文学。
当巨大的轮船缓缓离港，汽笛声在江面上拉出长长的回响，他独自站在甲板上，望着逐渐缩小为一条墨线的海岸线。
同船的留学生多半在感伤离愁，他的心里却翻涌着一股莫名的兴奋，想的不是故土与亲人，而是剑桥大学图书馆里那些在中土难得一见的、尘封了几个世纪的羊皮卷手稿。
此后的岁月，是知识的盛宴。
五年后，叶公超以优异的成绩捧着剑桥大学文学硕士的文凭，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到艺术之都巴黎，在巴黎大学继续深造。
那段日子，他像一块贪婪的海绵，尽情吸收着西方文化的精髓。
在塞纳河畔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他和来自欧洲各国的流亡学者，为了莎士比亚剧作的一个词的译法争论得面红耳赤；他能穿着考究的西装，在朋友的聚会上用纯正的法语流利地背诵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但无论走到哪里，他熨帖的西装口袋里，总会装着一本被摩挲得边缘泛黄的《唐诗三百首》。
渐渐地，在留学生圈子里，有人半是戏谑半是佩服地称他为“喝洋墨水长大的中国通”。
叶公超听了，只是不在意地挑了挑眉，用他那特有的、带着几分傲气的语调回应：“我喝的是墨水，知识而已，管它洋的还是中的。”
1926年，22岁的叶公超，满腹经纶，学成归国。
他选择了北平，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新思想碰撞的城市。
彼时的北京大学校园，长衫与西装并行不悖，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呼声和国故的低吟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风貌。
时任校长，正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之先生。
胡适对这位年轻的后辈极为赏识，亲自手书聘书，力排众议，聘请年仅22岁的叶公超担任北大英文系讲师。
他第一次走上讲台的那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他穿一身剪裁合体的浅灰色三件套西装，头发用发蜡梳理得纹丝不乱，脚上的牛津皮鞋擦得锃亮，能映出人的影子。
他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先打开课本，而是站在讲台上，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台下那些好奇、审视甚至略带挑衅的年轻脸庞，然后，用一口纯正得听不出一丝杂质的伦敦腔开了口：“今天，我们不讲语法，不分析句式。我们只谈一件事——《哈姆雷特》的孤独。”
学生们全都愣住了。
在他们的认知里，英文课就该是背单词、讲语法、分析长难句。
这个看起来比他们也大不了几岁的年轻老师，竟敢如此颠覆传统教法？
课堂上，他让学生轮流朗读课文，从不讲解，但每当读到关键之处，他会突然喊一声“停”，然后用眼神扫过整个教室，抛出一个问题：“对于刚才这段，谁有疑问？很好。自己查字典去。”
起初，有自视甚高的学生不服气，课后特意找些生僻的词语来为难他。
叶公超从不正面回答，而是把一本厚重的牛津字典往对方怀里一塞，淡淡地说：“学问是自己钻出来的，不是我一勺一勺喂到你嘴里的。”
可就是这种看似“懒惰”的教学方法，却不可思议地让学生们着了魔。
他的课堂永远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旁听的学生。
大家开始疯狂地阅读、查阅资料、相互讨论，只为了能跟上他天马行空的思路，回应他那石破天惊的提问。
多年以后，已然成为一代大家的钱钟书在回忆起自己的这位老师时，曾感慨道：“叶先生讲课，就像剥一个洋葱。你得自己动手，一层一层地剥开，常常被呛得流眼泪，但当你剥到最中心，才会恍然大悟，那最辛辣、最核心的道理，其实早就藏在那些最浅显的文字里了。”
不到一年时间，叶公超凭借讲师的薪水，不仅在北平城里买下了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还在胡同口盘下个小门面，开了家“新月书店”。
书店很快成了北大文人师生的聚集地。
天气好的午后，他常常会搬一把藤椅坐在门口，一边悠闲地抽着雪茄，一边和前来买书的沈从文、闻一多等人高谈阔论，从叶芝的神秘主义诗歌聊到中国的白话文运动。
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在他身上投下一道道光斑，那份从容与潇洒，活脱脱就是一幅令人艳羡的“民国贵公子”剪影。
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位在事业上春风得意的青年才俊，心里也藏着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小小的秘密。
每次上完课，从文学院大楼出来，如果时间尚早，他总会刻意绕路，经过女生宿舍楼下。
他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看似在欣赏路边的风景，实则用眼角的余光悄悄搜索。
他在等一个身影，一个叫赵萝蕤的学生。
她是北大宗教学院院长的千金，家世显赫，才情与美貌同样出众。
叶公超曾偶然听过她朗读济慈的诗，那声音清澈得如同山涧清泉，能洗涤人心。
尤其是她偶尔笑起来的时候，会让他瞬间把准备好的一肚子旁征博引的腹稿，忘得一干二净。
02.
然而，命运的红线，往往在不经意间，牵向了另一个方向。
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里，袁永熹正对着一堆德文版的实验资料发愁。
已是初秋，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她白皙清秀的脸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
她看得太过专注，鬓角的一缕碎发被细密的汗水濡湿，不听话地贴在了脸颊上。
这份混合了书卷气与青春气息的美，引得走廊上路过的男生频频侧目。
作为全校公认的“校花”，袁永熹对这样的注视早已习惯，甚至有些麻木。
可此刻，她心中没有丝毫波澜，只恨自己的英文功底不够扎实，更别提这些关于电磁学的德文专业术语了。
它们就像一串串打了死结的绳结，让她原本舒展的眉头，紧紧地纠结在了一起。
“需要帮忙吗？”
一个温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袁永熹猛地回头，撞进了一双含笑的眼睛里。
来人正是叶公超，他斜倚在实验室的门框上，手里随意地拿着一本薄薄的诗集，午后的阳光恰好为他挺拔修长的身形勾勒出一圈金边，显得既儒雅又带着几分不羁。
“叶……叶先生……” 袁永熹的脸颊瞬间一热，慌忙从高脚凳上站了起来，有些局促地捏着衣角，“我……我只是想请教几个单词。”
那是1928年的秋天，对袁永熹而言，是一个格外萧瑟的季节。
她刚刚失去了父亲。
她的父亲袁祚廙，曾是袁世凯的幕僚，一位颇有名望的前清遗老，不久前因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只留下一屋子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和还不清的满身债务。
为了凑齐自己和哥哥的学费，兄妹二人不得不忍痛变卖了父亲生前最珍爱的那幅郑板桥的《竹石图》。
从那以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一分钱都要计算着花。
叶公超的出现，就像一道毫无预兆的光，照进了她灰暗的生活。
他并没有因为她是物理系的学生而敷衍，反而极有耐心地坐下来，一个词一个词地为她讲解那些晦涩的术语，甚至能从词源上解释其演变。
他会在食堂里看到她只啃一个干馒头时，不露声色地走过去，将自己餐盘里还未动过的三明治塞给她，只说一句“我吃不下了”；他会在她独自一人望着父亲的遗像默默掉眼泪时，什么也不问，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干净的手帕，默默地递到她面前。
“令尊的字，写得真好。” 一次，叶公超到她临时的住处送参考书，无意间看到了墙上挂着的一幅袁祚廙的墨迹，由衷地赞叹道。
袁永熹惊讶地抬起头，在她看来，像叶公超这样留洋归来的新派学者，是不会欣赏这些旧式书法的。
叶公超看出了她的疑惑，微笑着解释：“我家里恰好藏有一本令尊的手稿，那笔力，苍劲有力，非同一般。”
就是在那一刻，袁永熹忽然觉得，这个在讲台上锋芒毕露、看似高不可攀的年轻教授，其实懂得她所有藏在坚强面具之下的敏感与脆弱。
而彼时的叶公超心里，其实还装着另一个人。
他对赵萝蕤的倾慕，换来的是对方礼貌而疏远的拒绝。
那份拒绝像一根看不见的细刺，扎在他的心上，既让他感到难堪，又生出一丝不甘。
他甚至曾在课堂上，故意点赵萝蕤回答一些刁钻的问题，看着她窘迫地站在那里，心里竟会涌起一种扭曲的快意。
直到那天下午，他在新月书店里，看见袁永熹正踮着脚，努力去够书架顶层的一本外文书。
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褪色的浅蓝色旗袍，恰到好处地勾勒出纤细的腰肢。
阳光落在她浓密卷翘的睫毛上，投下了一小片柔和的阴影。
叶公超的心，莫名地被触动了。
他突然觉得，如果说赵萝蕤的清冷孤傲像一块剔透的冰，美丽却遥不可及；那么袁永熹的温柔坚韧，才是一捧能真正焐热人心的、跳动的炭火。
从那天起，他开始更频繁地、更主动地找袁永熹。
有时是借口讨论一句诗的翻译，有时是送她新到的外文期刊，甚至会默默地在她打工的打字社外，一直等到深夜，只为能陪她走一段回宿舍的路。
一个大雪初霁的夜晚，他撑着一把黑色的洋伞送她回宿舍。
北平的冬天，冷得彻骨。
雪花在路灯下飞舞，积雪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快到巷口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永熹，我……”
袁永熹抬起头，隔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她看见他斯文的镜片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气，也看见了他眼底那再也藏不住的、滚烫的热切。
雪花落在两人之间的空气里，仿佛都被那目光融化了。
她没有说话，只是在漫长的沉默后，迎着他的目光，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轻轻地“嗯”了一声。
03.
1931年6月30日，北平西交民巷的一座教堂里，挤满了前来观礼的宾客，其中不乏胡适、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名流。
叶公超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燕尾服，胸前别着一朵娇艳的新郎襟花，他站在圣坛前，望着红毯尽头缓缓向他走来的袁永熹，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像在打鼓。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西式婚纱，朦胧的头纱下，那张清丽的脸庞美得让他有些失神。
她手里捧着的那束捧花，是他特意托人从遥远的云南空运来的山茶花——那是她的家乡花，也是他对她无声的承诺。
婚后的日子，像一首格律工整、意境优美的田园诗，写得太过顺遂。
叶公超受聘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袁永熹则在丈夫的支持下，继续攻读她热爱的物理学。
闲暇时，两人会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叶彤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叶炜，去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划船。
叶公超会抱着孩子，指着湖光山色，用他那富有韵律的声音给他们讲《诗经》，他说“彤管有炜”，就是希望女儿能像红色的管草一样明丽鲜妍，儿子能像火焰一样热烈辉煌。
袁永熹则安静地靠在他的肩头，听着丈夫温和的讲解和孩子们清脆的笑声，觉得岁月静好这四个字，大抵就是眼前的光景了，仿佛能一直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可这份平静，终究被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撕得粉碎。
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西迁至昆明，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叶公超一家，也随着这股巨大的时代洪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从长沙到昆明，他们住过四面漏雨的茅草屋，吃过掺着沙子和石砾的米饭。
曾经那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物理系校花，如今手上早已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却依旧想尽办法，把孩子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把简陋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叶公超看着妻子日渐消瘦的脸颊和不再光洁的双手，心里像被针扎一样，又疼又愧——他这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大少爷”，竟让她跟着自己受这般苦楚。
1940年的夏天，昆明依旧潮湿而闷热。
一封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他们短暂安稳的生活，激起滔天巨浪。
电报是叶公超的叔叔，民国元老、著名收藏家叶恭绰发来的。
电报上的字迹潦草而急切，内容更是触目惊心：“速来沪，护鼎，切记！”
叶恭绰一生收藏无数，但家中最珍贵、也最让他牵挂的藏品，便是那尊举世闻名的西周青铜器——毛公鼎。
鼎腹内壁铸有洋洋洒洒近五百字的铭文，完整记录了周宣王对毛公的册命，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其历史与文献价值无可估量，是真正的国之重宝。
上海沦陷后，深知日本人对中国文物觊觎已久的叶恭绰，在远走香港抗日之前，将包括毛公鼎在内的毕生珍藏分装成七只大木箱，秘密藏匿于法租界的英国美艺公司仓库，只留下自己的养女叶崇范和小妾潘氏看守宅院。
麻烦，就出在这个曾是戏子的潘氏身上。
叶恭绰离沪后，断了对她的经济供给，潘氏心生怨恨，竟打起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的主意。
她不仅一纸诉状将叶恭绰告上法庭，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更丧心病狂地偷偷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谎称叶家藏匿了七箱“抗日物资”资助重庆政府，其中就有国宝毛公鼎。
叶公超收到电报时，正在给联大的学生上课。
他捏着那张薄薄的、承载着千钧之重的电报纸，只觉得指尖一阵冰凉，寒意直窜心底。
下课后，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袁永熹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不对劲，轻声问道：“公超，出什么事了？”
他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说了，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袁永熹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走到他身边，握住了他冰冷的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说：“你去吧，家里有我。”
他知道，此行九死一生。
那时的上海是日军占领下的“孤岛”，日本宪兵队为了得到毛公鼎，必然会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可他更清楚，那尊鼎，是国家的根，是民族的魂，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这是读书人的风骨，也是叶家子孙的责任。
临行前夜，袁永熹默默地为他收拾行李，将家里最厚的一件毛衣仔细叠好塞进行囊：“上海的冬天湿冷，别冻着了。”
他从身后抱住她，千言万语涌到嘴边，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将她抱得更紧。
叶公超抵达上海时，已是深秋。
整个租界都笼罩在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息之中，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日本兵荷枪实弹的岗哨和铁丝网路障。
他按照叔叔的嘱咐，没有先回老宅，而是直奔美艺公司，想先确认那七箱藏品的安全。
然而，就在他走到租界边缘一处僻静的街道时，几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彪形大汉突然从暗处冲了出来，用一块浸了乙醚的手帕死死捂住他的口鼻，在他失去意识前，将他粗暴地塞进了一辆黑色轿车。
黑暗中，他闻到了浓烈的硝烟和若有若无的血腥气。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身处一间阴暗潮湿的审讯室。
冰冷的聚光灯刺得他睁不开眼，对面坐着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日本军官，用一口生硬的中文冷冷地问道：“叶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毛公鼎，在哪里？”
叶公超咬紧牙关，将头偏向一边，一言不发。
军官见状，轻蔑地笑了笑，对身后的下属挥了挥手。
两个如狼似虎的宪兵立刻拿着浸了水的皮鞭走了过来。
第一鞭落下时，剧痛让他浑身猛地抽搐了一下，但他硬是把惨叫声咽了回去。
他想起了叔叔在电报里“护鼎”的嘱托，想起了临行前袁永熹那双写满担忧却故作坚强的眼睛，更想起了那尊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青铜鼎。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叫嚣：不能说，死也不能说。
审讯室的灯光惨白得没有一丝温度。
鞭刑、水刑、电刑……各种酷刑轮番上阵。
他的后背很快被打得血肉模糊，神智在一次次被冷水呛得几乎窒息时变得模糊。
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可只要一闭上眼，就能看见毛公鼎上那些古朴厚重的铭文，在无边的黑暗中闪烁着金光，仿佛是列祖列宗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在告诉他：撑下去。
外面的世界，早已因为他的失踪而急疯了。
远在香港的叶恭绰心急如焚，一边动用所有关系在重庆向日方施压，一边急忙请高手仿造了一尊假的毛公鼎，通过秘密渠道送给贪婪的日本宪兵队，以求拖延时间。
经过长达两个月的斡旋与打点，遍体鳞伤、几乎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叶公超，终于被“保释”了出来，住进了叶恭绰在上海法租界的老宅里养伤。
负责照顾他日常起居的，是叶恭绰的养女，也就是叶公超的堂妹——叶崇范。
这个比叶公超小了整整十岁的堂妹，总是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一双眼睛像受惊的小鹿一样，清澈而纯净。
她每天为叶公超清洗伤口、更换药物，动作轻柔得像是生怕碰碎了一件珍贵的瓷器。
每次看到他背上那些纵横交错、状如沟壑的伤疤时，她的眼圈总是红红的，声音带着哭腔：“哥，你受的这些苦，实在是太重了。”
叶公超望着她那张充满青春气息的年轻脸庞，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远在昆明的袁永熹，那个永远坚强、永远将所有重担一肩扛起的女人。
而眼前的叶崇范，却像一株需要人精心呵护的菟丝花，她的脆弱和依赖，轻易地激起了他作为男性的保护欲。
一天深夜，叶崇范像往常一样为他后背的伤口换上新的绷带。
就在她打好结之后，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开，而是突然从身后，用纤细的双臂，轻轻地、试探地抱住了他。
“哥，”她的声音带着颤抖，几乎是在耳语，“我……我好怕，怕你再出事……”
温热的呼吸洒在他的后颈，带着少女特有的芬芳。
叶公超浑身猛地一僵，理智告诉他应该立刻推开她，但连日酷刑留下的身体的剧痛，和死里逃生后内心的极度脆弱，让他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鬼使神差地没有动。
窗外清冷的月光透过雕花的窗棂照进屋内，在地上投下两人交叠在一起的影子，像一个暧昧而危险的预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养伤的房间门，在没有敲门声的情况下，被轻轻推开了。
袁永熹就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灰色旗袍，风尘仆仆，想必是坐了很久的火车赶来的。
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惊讶，没有愤怒，甚至没有悲伤。
她只是那样静静地站着，目光越过房间，定格在病床上的叶公超，和旁边因为她的突然出现而显得手足无措、满脸通红的叶崇范身上。
空气瞬间凝固，叶公超的心跳骤然停止，他看见袁永熹的目光，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直直地刺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