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少年流窜盗窃频发？汉台“分级处遇机制”让矫治告别“各管一段”

“又是他！”看着卷宗里15岁少年小博的名字，汉台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揉了揉眉心。这是一年内小博第三次因砸车玻璃盗窃被公安机关传唤，不同于常见的未成年人盗窃，他流窜于城固、汉台两地，专挑路边停放的车辆，使用破窗器砸碎车窗实施盗窃。涉案物品从最初的几包香烟、几瓶白酒，到最近一次盗走车内10万元现金，总价值节节攀升。监控录像里，他总能快速锁定目标车辆，破窗动作娴熟得不像个未成年人。由于尚未成年，每次只能批评教育后交由家长带回，可父母总以“管不了”为由推脱，没过几天，小博又出现在监控画面里。“一次次放任不管，是对孩子未来的不负责任；但现有措施又难以形成矫治合力——这道治理难题该如何破解？”检察官的困惑，道出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理中的普遍困境。

这样的案例并非孤例，而是逐渐演变成令人揪心的趋势。13岁的小杰第一次走进派出所时，是因为伙同朋友抢劫他人手机。当时民警联系到他的监护人，一番批评教育后让家长把人领回。谁也没料到，两年后的夏天，15岁的他竟伙同5名同伴，手持洋镐棒参与聚众斗殴，造成多人受伤。案卷里的照片显示，小李左胳膊上多了道刺青，眼神里的戾气比两年前重了许多。“第一次抢劫时要是能好好管管，也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办案民警的叹息，道出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渐进式升级”的治理痛点。

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4年汉台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罪错未成年人数量呈上升趋势。他们的行为轨迹往往呈现“渐进式滑落”，从课堂上偷偷玩手机、逃学去网吧，到结伴在街头游荡，再到发展为结伙盗窃、抢劫他人财物——这些行为如同不断升级的“红色预警”，却因缺乏系统干预而一步步滑向深渊。

更棘手的是，各部门在处理时常常陷入“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僵局。公安机关对多次寻衅滋事的未成年人作出训诫后，因缺乏与学校的信息互通，孩子第二天仍正常入校，老师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教育部门发现学生参与校外不良团伙，想联合公安机关开展警示教育，却因缺乏明确协作流程而难以推进；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常因没有统一标准，对“何种行为需要强制矫治”“哪类情况可适用观护”难以把握，只能凭经验个案处理。这种“各管一段”的治理模式，使得信息壁垒横亘在部门之间，许多罪错未成年人在“批评教育——再犯——再教育”的循环中越陷越深，甚至有人滋生“反正年龄小，犯错不用担责”的侥幸心理。

“必须构建全链条协同机制，让每个罪错少年都能得到精准矫治！”带着这份担当，汉台区检察院主动牵头，联合法院、公安局、教体局、司法局、民政局、团委、妇联、关工委等九家单位，历时一个月调研论证，联合制定出《汉台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联席工作机制》，为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汉台方案”。

机制出台前的座谈会上，一场激烈讨论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对不良行为的预防具体如何执行？”公安机关代表的疑问，引发了多部门共鸣。经过多轮磋商，各方最终达成共识，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划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三级，明确公安机关负责不良行为早期干预、教育局可以申请严重不良行为矫治评估、民政部门兜底监护缺失群体等“责任清单”，形成“发现——评估——干预——跟踪”的闭环链条。

按照机制规定，未来若出现类似小张多次盗窃的行为，公安机关可将其列为“严重不良行为”等级。届时，检察院将立即启动跨部门联动，公安民警可根据情况采取相适应的矫治教育措施；针对家庭监护缺失的情况，妇联可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督促其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民政部门提供临时监护点；教体局联系专门学校接收其接受专门教育；检察院可提供“一对一”心理帮教。通过法治教育课堂、亲职教育修复家庭关系，并引入公益服务实践，引导涉罪错未成年人树立法治观念，从根源上阻断不良行为的延续，通过这样的多部门协同干预，为迷途少年铺就回归正途的道路。

翻开这份机制文本，“分级处遇”的智慧处处可见，对轻微逃学行为，由学校联合家长开展“家校共育”；对涉及校园欺凌的，公安与教育部门联合进行训诫并跟踪矫治；对涉罪但未达刑责年龄的，检察院牵头制定“观护帮教套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各部门攥紧拳头形成合力。”汉台区检察院检察长桑成平表示，该机制的建立，让“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有了具体载体，通过明确各部门“责任田”，打破了过去“单打独斗”的困境。未来，随着联席会议、信息共享、监督评估等配套措施的落地，这片为未成年人撑起的法治蓝天，必将更蓝、更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