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出名的举报者之死

原创〡李老逵

举报这事儿，在历史上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所以小说里自然就有，而且还很精彩。说到水浒里面最出名的举报者，莫过于黄文炳。

我一直觉得水浒里面，对小人物的刻画是非常到位和生动的，对这位黄通判也不例外。

“通判”一职，始于宋，止于清，是地方行政官员的一种。在宋时，他是以中央派员的身份，下到地方，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副官存在，负有地方的行政及监察职权，用以与地方行政长官形成制衡。

宋时的通判，与现代相比，还真不好比，从他赋有监察职责的角度讲，他有点像现代之纪委和检察院的合体。

黄文炳是江州的“闲住通判”，要指望巴结江州知府蔡九谋求起复，再次出山，因此，我们姑且当他是“江州候补纪委书记兼检察长”罢。

眼看积蓄要用光了，急了总要找条出路，四处踅摸攻击对象，喝多了的宋江不幸就撞在了他的笔杆子上。黄通判举报宋三郎，是水浒中极精彩的段落，值得反复欣赏琢磨。

首先是黄通判对宋江写在浔阳楼墙上的词和诗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读。

宋江写“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黄文炳冷笑道：“这人自负不浅！”

黄文炳又读道：“‘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侧着头道：“那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 又读：“‘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只个配军。”又读道：“‘他年若得报雠，血染浔陽江口！’”摇头道：“这报雠兀谁，却要在此间生事？量你是个配军，做得甚用！”又读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一点头道：“这两句兀自可恕。”又读道：“‘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伸着舌，摇着头，道：“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

黄文炳解读的重点，当然是宋江的动机。而认为宋江要谋反的主要证据，是宋江要赛过黄巢，而黄巢是个大反贼，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物原型。

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第二部里，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与严燕生饰演的王孝杰曾有一场关于李元芳是否是反贼的精彩辩论。

王孝杰：他与反贼在一起，就是反贼！

狄仁杰：你将右威卫十万大军拱手送与契丹，是不是反贼？

王孝杰：那只是末将兵败……

狄仁杰：你只是兵败就不是反贼，而李元芳只是与他们在一起，难道没有可能已经将他们缉拿归案？

王孝杰：既然是缉拿归案，怎么会在客店之中？

狄仁杰：办案的手法有多种多样，这与行军打仗均是一般。难道在战场上扬败诱敌就是逃跑，迂回敌后就是怯阵？

王孝杰：这……

按照举报者的逻辑，和反贼在一起，当然就是反贼，如果还要超过反贼，那岂不更是大反贼。

王孝杰知道李元芳不是反贼，他是狄阁老的卫队长。他也知道没有证据，是怕他干的事儿败露才诬陷李元芳是反贼，还要杀人灭口。

而黄文炳呢？他的证据同样苍白无力。

宋江是笑话了黄巢“不丈夫”，可是这并不等于他要学黄巢造反，难道不可以这么解读吗：

黄巢参加了三次科举都落榜，最后造反也没造成，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我宋江水平比他高，朋友多人缘好，只是暂时不得志，迟早也能被朝廷重用，入阁拜相，光宗耀祖。

人到中年不如意，谁都难免发几句牢骚过过嘴瘾。一个真的想学黄巢的人，肯定不会在经历清风寨闹过那一阵之后，还甘心回来自首伏法。他要真是存心造反，就不会跑到江州牢城营服刑，早留在梁山当扛把子了。

言语最虚假，身体最诚实。忠不忠看行动，黑三郎顶多是喝多了心里不爽在吐槽而已。

这个道理，以黄文炳的精明，他能不知道？

黄文炳可以说是水浒中少有的能干官员。你看他读了宋江的诗后，吩咐酒保不要刮去，保留“证据”；说服蔡九立案调查，然后拆穿宋江装疯，戴宗造假，一番操作下来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头脑清楚的很，对比下来，身为官二代的蔡九知府简直就是个废物点心。

这样的人，你说他傻么？但是，为了指望蔡九知府推荐，再欲做官，他还是按下了举报键。

所以蔡九知府那封给黄文炳的推荐信，是用宋江的血写成的。而大闹江州众百姓的血，也是黄文炳纳投名状造成的后果。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蔡九知府原本是没打算处置宋江的。在他看来，虽然觉得这首诗有“反诗”嫌疑，但是并不把宋江当回事。“量这个配军，做得甚么！”

然而，黄文炳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故意夸大了反诗和宋江的危害，并且把京师的童谣和宋江捆绑在一起。什么“耗国因家木”，耗费国家钱粮的就是姓“宋”的啦，什么“播乱在山东”就是他的籍贯啦之类，说的头头是道，煞有介事。

而他自己呢？在这场官司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的是大宋朝的江山，为的是江州城的百姓，妥妥的大公无私活雷锋。

这符合举报者的一贯作风。《鹿鼎记》里面的吴之荣向韦小宝举报庄家藏书，也是同一个套路。这个故事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即《明史案》。被杀者七十余人，据说这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也蕴含了金庸的家族史。

这个ZZ正确的大帽子一扣上，蔡九知府也紧张了，赶紧让戴宗抓来宋江拷问。然后在黄文炳的一路指点下，拆穿了宋江装疯的把戏，拿到了宋江谋反的口供。

这时，黄文炳又提了个建议：“急急修一封书，便差人星夜上京师，报与尊府恩相知道，显得相公干了这件国家大事。”

咋一看黄文炳还真像个为国家殚精竭虑的忠臣，而且处处为领导着想。其实呢，举报宋江也好，让蔡九拿头功也罢，真实的目的是跟着分杯羹，喝宋江的人头酒，让自己复出，候补变实职。

这不是我瞎猜的，是原著里的原话：

“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

蔡九虽然是个草包，但官场的规矩也是驾轻就熟，马上表态：

“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书上就荐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升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

黄文炳称谢道：“小生终身皆依托门下，自当衔环衔鞍之报。”

于是在这一刻，宋江的命运便被决定了。

于是宋江写的是不是反诗，此刻也没有那么重要了。黄文炳要的，不过是一块升官发财的垫脚石而已。他举报同样是底层官吏的宋江，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底层互害。草根之间卷来卷去，最后卷进去了自己的一条命和宋江的半条命。

而同样是“逼上梁山”，别的好汉上山入伙都是因为违法犯罪，唯独大BOSS宋江上山，居然只是因为一首诗。

用李逵的话说：“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

黄文炳这样的人，在哪个朝代都不会缺。关键是蔡九这样的官，给了黄文炳生存的土壤和机会。如果他能不受黄文炳的挑拨和牵强附会的联系，坚持把宋江当做一个发牢骚的穷文人，那么黄文炳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可能也就没有了后来令朝廷无比头痛的一众梁山反贼。

浔阳楼上那片空白的墙壁，本来就只是一个涂鸦的地方，有它存在的意义。原著中，宋江自己第二天酒醒后，压根就不记得写诗的事了，而南来北往看他题诗的客人，估计大多数也只道他是寻常发发牢骚，“并不当心”。但是蔡九一重视，性质就变了，大家都来看法场，强烈要求砍掉卖国卖州贼的头。

可是，蔡九毕竟是蔡九，梁山好汉闹了法场，还有一帮子队伍保护他逃命。而黄文炳呢？连个站岗的便衣都没有，就这么轻易地被穿成串儿做成了淄博烧烤。

大相国寺的泼皮们的口号是：收拾不了高太尉，还收拾不了你高衙内？宋江也是一样，他惹不起蔡京的儿子，只好拿黄文炳撒气。而黄文炳恐怕也没想到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所以他也是愿赌服输，连求饶都没有，只求速死。

这真是：投靠有风险，举报需谨慎。只是江州“英雄”黄文炳举报的结果是什么呢？连当了土匪头儿后都念念不忘受招安的忠臣宋三郎都被迫上了梁山，反而真正实现了“耗国因家木”、“播乱在山东”；那些看热闹的江州百姓呢，被李逵的大斧成排剁成了饺子馅，再也无法替黄文炳叫好助威了。

至于浔阳楼上那片空白的墙壁，从此默默伫立千年，再也无人前来涂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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