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史学家,童书业是属于那种心有灵犀、脑有慧根、悟性极高、才华横溢型的。他早岁跟名师学画有年,但终因“画工有余,天趣不足”而未得驰名画苑,不过,童曾画过一幅“自画像”,却惟妙惟肖,天趣十足。在山东大学干部档案中,我们查到了一份童书业1951年9月10日写的“自传”,——大概是在“思想改造运动”高潮期间写的;其间,他对自己做了以下分析:
我现在信仰马列主义,曾任马列主义课程,思想作风上似比前提高。但缺点尚多:我的优点是:①能服从真理。②对人还宽厚。③有相当天分。④读书尚多。⑤在过去被称为“刻苦耐劳”,但现在比起共产党员来,相差很远。⑥学问兴趣很广(我所研究过的学问,约有史学、美术、哲学、心理学、文学等,曾写过二百万左右字的学术著述)。⑦认真负责。⑧尚能改过。我的缺点是:①拘泥。②胆小,缺乏斗争勇气。③神经过敏。④易动感情。⑤个人主义。⑥名士派作风。⑦缺乏原则性。⑧不善社会活动。⑨常迁就人。⑩有时缺乏自信。
对多少了解童的为人的人来说,这幅“自画像”简直可以说太传神了。看了这幅自画像,一个长于读书、拙于处世、血肉丰满、蓬头垢面的“书呆子”就站在你的面前。
“有相当天分”,看来童书业颇以此自负。这句自我评价的话,他的老师顾先生、他的老师的老师适之先生,大概都说不出口,因为这毕竟有点太难为情了,尽管他们二位也都“有相当天分”。但这句话出自童书业之口,没有人会觉得突然,反觉得太自然了。因为童就是这样一位质朴、本色和率真的人。对人对己都是如此。事实上也确是如此。童所具有的“相当天分”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为人惊叹的是他超凡的记忆力。他6岁开蒙,由其祖父教读《诗经》,从7岁至15岁,跟请的家庭教师先后读完了《诗经》、《左传》、《礼记》、《纲鉴易知录》、《四书》、《书经》、《易经》、《仪礼》、《尔雅》、《古文笔法百篇》、《唐诗三百首》、《古诗源》、《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孝经》、《老子》、《孙子》等古籍。以上这些古籍,据说除《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孝经》和《纲鉴易知录》等只是点阅外,其余的全能够背诵如流,包括诘屈聱牙、极为拗口的《尚书》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而且任人随意翻出一页,任意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这些古籍里某个词出现几次他不用查立刻就可以告诉你。
他的老师顾颉刚说,近人的学术论著童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所以,他做学问从不制卡片,因为他的头脑就是极好的卡片柜,他可以在头脑中对各书记载的某人某事进行比较分析,从矛盾处找出问题,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便形成一篇独具见解的文章。写作前从不摘录史料,写作中也不翻查古籍,但引据的史料大都准确无误。正因为有这种超凡的记忆力,所以他讲课从不带讲稿。据他的学生说,每次上课他都是徒手而来,即席发挥,滔滔不绝,有条不紊,没有多余的话,全凭严密的逻辑征服人。而且每当他讲完一个大段落,宣布“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时,下课的铃声也总是同时或在一两分钟内响起,迟早从不曾超过三分钟以上,准确的程度不亚于钟表。
童书业不但有过目成诵的本领,也有过耳不忘的能耐。在山东大学内外传为美谈的是:有一次,华岗校长为全校师生做社会发展史的报告,童坐在台下静听。会后讨论时老师们对报告的内容发生争论,都认为自己记得准确,请他评判,他于是将华校长的话整段整段地复述下来,一点也不走样,所以医学院的师生要求补听报告时,学校便请童书业去代为传达:据说传达时不但一字不漏,而且华校长讲到什么地方咳一声他也跟着咳一声。
令许多人迷惑不解的是,他在记书上的超人的记忆力,到了记人、记路等事上就完全失灵了:据他的女公子童教英(1960年代初期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说:童自幼爱看京戏,尤好武打戏。到青岛后,有时晚上也会外出看戏。青岛的路依山势而修,蜿蜒曲折而无定向。他到青岛数年后仍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间从戏园出来走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去问路。派出所民警不相信眼前这位不修边幅的瘦弱者是山东大学的教授,打电话到山东大学值班室,学校只得派车将他接回。 又有一天晚上,童书业闯进学生宿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叫童书业,是历史系副主任,要回家认不得路了,请谁送我回去。”于是历史系的学生孙达人恭恭敬敬送他回府。至于他不记人姓名的传说也很多,其中说他老是记不住历史系党支部书记的姓,每次去系里,见了这位书记,总是问他“您贵姓”。与记性坏得出奇相映成趣的是,生活上马虎、拙笨得也出奇,一切都需要人料理,从不修边幅。后来成为他的长婿的黄永年,1942年第一次见他时,他才34岁,但头发之乱、衣服之烂且脏已令人感到难以接受。解放前夕在上海,他一年四季老是穿双半破的黑色胶底鞋,也让当年的黄永年感到实在寒酸不堪。有一次黄永年陪他去私立光华大学宿舍去看吕思勉,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来,原来裤带断了,黄永年一看,已烂得无法接。好在不在大马路上,赶快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一条给他换上。据他的女婿分析,童外表脏乱差,主要还不是生活贫困所致,而是因为他把全副心力都用在学问上了,无暇顾及穿衣、理发这类题外之事。
1949年暑假后,童应聘只身前来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因一时无人料理生活,他到任两三个月内,从未脱过衣服睡觉,带来的行李卷也从未打开过,晚上就和衣睡在壁橱里。从不冲抽水马桶,也从来不知道自己洗脚。有一次去医院说是脚疼,医生看了看说,回去洗一洗、剪一剪就好了。他所最爱做的、最痴迷的就是读书、作文和备课,在生活上一塌糊涂,在应付社会上也一塌糊涂,他女公子说他“那般绝顶聪明的头脑……无论如何弄不懂人情世故,直至离开人间,对社会、对人的了解仍如赤子一般”。 他对学问大概太专注了,完全达到了那种物我两忘、四大皆空的程度。
“神经过敏”,童书业自认为是缺点,勿宁说是他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女公子说他“自幼敏感,敏感到近乎神经质的程度”。 他在自撰的《知非简谱》1912年条写到:“据先父告余:是年因患肺炎引起精神病,类强迫观念症,经中医治疗,不久即愈。”13岁时,“复患强迫观念症,不甚剧。”到了38岁上,则“因体弱受刺激多,强迫观念症日趋严重”。39岁上,“强迫观念症大发,进入正式精神病阶段。然自知力甚强”。 这个时候,抗战时停办的上海市立博物馆已正式复馆,童的好友杨宽任馆长,童就任该馆历史部主任。而此时顾颉刚也由大后方回到了上海,师生二人在因战乱阔别8年之后得以再次聚首。
1946年5月9日,童书业、杨宽等人拜访顾颉刚,于是顾的日记中便有了如下记载:“丕绳神经有病,常疑其稿子被人盗窃,虽理智知其不然,而此念纠缠弥甚。” 杨宽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更为详细地披露了当年童强迫观念症发作时的具体情形:这时他已由“神经质”导致“强迫观念症”,害怕别人窜改他已经发表的文章和未发表的文稿,他把自己的文章和文稿用几层纸包好和封好,要杨宽在这个封好的包上签字和盖章,他才放心。杨宽认为,“这是相信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所说刘歆窜改群经之说着了迷,已经发表的文章别人怎么能窜改?未发表的文章别人改了也看得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但是他一定要这样做,这大概就是‘强迫观念症’”。
杨宽说,童书业虽然患有精神病,但是当他教书和写文章时,头脑是很清楚的,他常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他写文章时,常请人代为执笔,他口中一句一句地讲,代笔者一句一句地记,就成文章。杨宽感到,童书业多才多艺,聪明绝顶,但是猜疑太过,就产生精神病。童的这种精神病对解放后的杨宽曾造成比较深的伤害,这是后话。
童书业自幼就敏感,而且敏感到神经质的程度。敏感,尤其是过敏的一个通常表现,就是疑神疑鬼,疑心过重。在杨宽看来,这是童书业跟随顾颉刚搞“疑古辨伪”的一个因素。“疑古”的结果,尤其是怀疑刘歆遍窜群经的结果,反转过来,又加剧了童原有的病情。
童的女公子对乃父这时的病情作了这样的描述:抗战期间,处于颠沛流离中的他还承担着一家五口的生活重负,尤其1945年之后,物价飞涨,虽然顾颉刚将她姐妹三人及她母亲安置在苏州祖籍居住,但生活的沉重压力仍使他精神濒临崩溃。194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著名精神病学专家粟宗华,交谈之下,大为钦佩,于是自己也去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他真是聪明绝顶,到1948年,不仅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而且写成《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用笔名由中华书局出版。1949年以后到青岛,曾给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讲“护士心理学”,吸引了不少医学院学生听课,课堂由小教室换大教室,大教室换小礼堂,成为当时青岛医学界轰动一时的新闻。据说,1949年后,他又接受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派的观点,继续研究精神病学,尤其是强迫观念症。不仅研究,他还给远近慕名而来的人治疗强迫观念症,且有一定疗效。1967年末,他到济南一女工家中为其治病,天气突变,归后染上感冒,又转为肺气肿。在当时那种动乱的背景下未得及时治疗,遂于次年元月8日凄然离世。在他女儿看来,她父亲“生命的历程是在与精神病学有关的事件上走到终点的”。 而且据说童“生前极为苦恼之事”,就是他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研究鲜为人知”且“不被人理解”。
童书业真是多灾多难,不但患有精神疾病,身体亦自幼羸弱多病。如同其家人所说:终其一生,从未见他强壮过,尤其逝世前几年,他的肺结核病复发,左肺已烂成一个巨形孔洞。看着他为着一个个课题,连续伏案写作,甚至通宵达旦,然后洗把脸,喝杯牛奶又精神抖擞地去上课,不论什么人都难以想象,如此瘦弱的身躯,怎么会蕴藏着那么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就是带着这羸弱的身体、过敏的神经、卓绝的理解分析能力、超常的记忆力和对先秦古籍烂熟于心的旧学根柢,童书业走向了顾颉刚。从已有的材料来看,童、顾在1930年代初相遇不是偶然的。1930年代初的顾颉刚,正处在一生声望的颠峰上,那时的他如同一块有巨大的吸引力的磁铁,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富含铁质的读书种子吸引过去。而童书业这颗读书种子,在1930年代初正随风飘荡,正不知落在何处:贫瘠的山地?高寒的边陲?丰饶肥美的沃土?他之被顾颉刚吸引,正所谓势所必至。
选自王学典等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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