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彭苏

华威西里塔楼的公寓里，墙壁重新粉刷过，书柜里的书都差参不齐，素雅的窗帘窸窸窣窣。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动作迟缓地戴上助听器后，邵燕祥凑近暖气片，声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脏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去劳改期间，没人告诉他，长时间用左肩挑重担，会对心脏有压迫。

年轻时，大部分时间荒掉了，以为有些书可以老了再读。可等老了，精力体力甚至眼睛都不给力了。他看着那堆书，豁然一笑：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从根正苗红到成为右派

1947年10月，14岁，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延安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中共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四十多篇随笔小品。尽管在他的“大朋友”们看来，“属于风花雪月的东西”，但诗人的才情，已崭露头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说，“他把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大约在1952年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不断传来。要建设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地质勘探应该先行，宣传鼓动，成了他诗歌的主题。

1954年1月，一条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在抚顺举行仪式，他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就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

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

“在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反对‘胡风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邵燕祥说。

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此时他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 “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贾桂香》，既是他在为遭遇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围剿而含冤自杀的女工鸣不平，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他还发表点名实指的讽刺诗，“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干部做了尖刻的嘲讽”，“对无所作为又架子十足的新官僚表示极大的失望”。

其后，他给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复信，建议她将反映党总支迫害她的《控诉书》，“送党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半年后，林在“大鸣大放”中，因对法制、肃反、胡风案件和南斯拉夫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被定为极右分子。

1957年初，他几乎没写东西，但报刊上发表了他去年冬天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前者是王蒙前一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来3个年轻人》的读后感，“提出文学作品不应回避共产党员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肯定了小说主人公对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所持的态度，说他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叩响了领导同志的门’”。

至于《忆西湖》，他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与思考：1945-1958》中说，“《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我诗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