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佑民，1，叛徒告密，躲避追捕，在北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严佑民(1918年4月～2001年7月1日)

1935年10月在 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参加共产党；1937年4月参加红军。

1939 年4月从延安到大别山任中共舒城县委书记。

1942年11月起 从事公安工作，历任皖江行署公安局副局长，皖中军区锄奸部 部长；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共辽宁省第三地委、抚顺市、吉林、 牡丹江省的社会部部长、或公安局长，东北铁路局公安局局长、 公安总队总队长兼政委、总队党委书记；中央内卫第四师、公安 十二师政委兼党委书记。

1952年调中央公安部历任交通保卫 局副局长、局长、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法 小组成员。

1968年3月受“四人帮”迫害，入狱四年，1975年 10月任公安部副部长。

1976年10月参加中央赴上海工作组， 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参加结束“四 人帮”控制上海的局面，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 行。任安徽省委书记兼纪委第一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

第六 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委员。在政法、公安战线工作50年。

本书以严佑民在秦城监狱写的自述为主，当时他以戴罪之 身，为了不牵连任何人，不能讲成绩和同志们的好话。他出狱后曾对亲属说：我已是反革命，我要讲别人的好话，他们可能因 我的原因也成为反革命。

我的乳名叫严五美，参加革命后叫严佑民，在华东工作 时名岳炎。

1918年生于陕西澄城县寺前镇。从我记事起，我 的家已是走向瓦解的富农，人口十八，土地八十亩，牲口一， 有全套农具和大车，雇工一。生活靠农业收入不够，还要靠 外边做事的人寄钱回来。这个家维持到抗日战争开始不久， 就分居了。共五家，我同母亲弟弟算一家，分地二十亩，一 点房子，无农具，解放后土改时划为中农。

我的父亲病逝时我仅六岁，已完全不记得了，我由祖母 和母亲抚养。

初在本镇小学读书，十二岁那年，家乡旱灾严 重(连续三年),因我无父，祖母主张在她临死(已病，年 已七十)前把我安置好，她征得我的二堂兄严佐民的同意， 送我去陕北榆林他工作的地方上学，我于是年初就离开了家乡。

到榆林后，初入第六中学，下半年即转入陕北公立职业 学校(四年制)学纺织科。

三年后，由于我同当时在榆林的 叔祖父严子汉发生矛盾(我在他家吃饭),备受欺压和虐待， 于寒假期间(春节前)赶我出门(我仅十四岁),逼得走投无路曾自杀，我堂兄从外地回来后站在叔祖父的一方，毫无同情之心，反而重打我一顿。

在此情况下，我于1933年夏天 决然只身返回家里，当时是十五岁。回家后，除我的母亲外 (祖母已故),其他人都冷眼相看。

我随即赴西安投奔舅父党寒波(母亲的胞弟，我在榆林时曾来信答应管我上学)处， 他当时是医生，家里无什么人(仅有一小孩),我在他的帮 助下，于是年秋入陕西华县私立咸林中学高中部一年级(二 五级)。

我同我的家庭一直没有什么经济关系，除过年放假回 家看看外，来回的路费家里都无人负担，我的学费、吃饭等主要靠党寒波，这就是我入学校的情况。

我的政治生活，共分四段：

一、入党前后；二、敌后根 据地的七年；

三、东北工作的七年；四、北京工作的十五年。

边城烽烟激励赤子报国志

在咸林中学(1933年下半年～1936.6)

咸林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设有高中，我们是第一班。 学校校长是王子休，当时思想倾向于陶行知一派，所谓“晓庄师范”是他追求的理想。但是，他不是当地人，很受当地 的绅士阶层的知识分子反对。

我初到那里不久，初中部(约 六七百人)就搞过游行，反对王子休， 一年多以后，王就被搞走了，此人以后变成了反革命。后来的校长叫做范仲之 (?)本县人，思想反动，抗战期间做了反革命，解放后被镇 压。

1935年在陕西华县咸林中学，和严威(右)(抗日战争牺牲)

高中这一班的学生，除少数几个人是本县的外，大部分 是从各地招收来的初中毕业或没有毕业的学生。

这些学生中， 有一些是西安的中学中被开除的；有些是不能在西安安身的 (因为“九 ·一八”后，西安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相当长的时间进行了抗日救亡活动)。

因此，我们这个班虽然只有 几十个人(开始有60～70),各种思想都有，年岁也有大有 小。当时就有党的活动，特别是“九 ·一八”后西安的学生 运动。

1934年的时候，初中部的学生中开始有些政治活动， 主要表现是阅读进步书报的增多，1935年上半年有些人就离 开咸中了，到陕北或其他地方参加革命工作了。对我来说， 接受了不少的抗日救亡知识，以及政治上的事。

当时红二十 五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陕北时曾路过华县农村，留下不少 影响，在学生中间传说很多，红军大学在瓦窑堡的招生广告我们曾接到过，也看过一本《西征记》油印的小册子，是描 写红军长征的一段。

总之，这些对我都有深刻的影响，和我 一起住的周定甲(当时我不知他是党员)向我说过不少关于 党的活动，还有王均(后来我入党的介绍人)也说过不少。 这些人同我是同班，有的同县，有的虽不是同县，但放假回 家时同路，有时还路过我家时住一两天，我当时年岁最小， 王均那时已二十几岁了。

我以敬仰的心情，听他们议论，这 时我也读了不少进步刊物和书报，还有我的大堂兄自苏联 回来宣传过共产党的主张，苏联革命后的情况，以及小学时 受到教员们的影响等，更使我懂得了许多事。

而当时蒋介石 正在调动大军到陕北围攻红军，在西安屠杀共产党员，而日 寇在华北不断深入，我就更加赞成他们的主张，促进了我参 加革命和抗日救亡的决心。

对于我自己的前途问题，感到茫 然，虽然我也想过干工业这一行(因我当时比较爱好自然科 学),但这种形势下，怎么可能呢?

王均、杨春茂、刘玉堂、 申力生等人在1934年或1935年上半年就走了。我记得在王 均走前的一个夜里，在操场上，我曾向王均表示过想和他们 一起干革命，王均当时答应了我的要求，并说以后来找我。

1935年的十月间，一个下午天快黑的时候，初中部晁清芳突 然找我到他的房子里，当时有和俊川、刘玉堂，我看到刘玉 堂来了，知道是从王均那里来的，这样，我们共四人就在房 子里开起会来。

我记得是刘玉堂先说，王均叫找我们开会， 成立一个支部，和俊川做书记，晁清芳为组织(干事),我 是宣传干事，还有一本什么文件我记不得了，我就是在这样 情况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没有举行仪式，介绍人就是王均， 此后我即同和、晁联系。

进行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

我们开过会后，形势发展很快。东北军的一0九师在陕 北被红军消灭，剩下的残兵败将开到华县，有一部分临时住 在学校里，他们讲了许多红军的事(可能有许多是我军释放的 俘虏),替我党做了不少宣传。

同学们抗日的热情高涨，谈论 抗日救亡活动的到处都有。北平学生“一二 ·九运动”开 始，上海的《大众生活》刊物大力报导，很快在学生中掀起 了热潮。

就在那时前后，我们接到一份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 传单，要求各地支持“一二 ·九运动”,并有政治主张。借 此机会，我们就在咸林中学掀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把这 个意见和传单利用吃饭的机会(在饭堂)宣布，很快就得到 支持和响应。

此后各班派出代表，组织筹备会，在会上正式研究成立一个咸林中学抗日救国(亡)学生联合会，起草成 立的宣言，宣布支持北平学生的“一二 ·九运动”,并决定 召集全校学生开会，选举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

很快就 开成立大会进行了选举，以赵玉机等十几个人为委员(我是 委员之一),赵为主席，大会决定游行示威，通过了宣言，通 过了向北平学生的支持信，进行了游行等活动，并利用农村 中过春节前的各种大的集日，停课组织成宣传队进行宣传， 一时搞得十分热烈。

学校当局感到突然，也不敢阻止。寒假 前，我们赶印了许多宣传品，分给学校同学，回到家乡进行 宣传活动。在此期间，我们还联合了其他学校(当时还有少 华女中、少华小学)成立了联合会，因为放了寒假没有什么 大的活动。

1936年学校开学，形势有了变化。突出的有几件事：

一 是学校里增加了军训教官(一般都是由国民党派来的);

二 是初中三年级来了一位学生(姓潘),很快被学生识破是国 民党特务(原来是三原县的一个学生，被捕后叛变当了特 务);

三是高中因毕业班准备考试停课(当时也只剩得三十人左右),并放出风来不再办高中了，看来是学校有了准备， 加紧控制；

四是学生开学(回)来后也比较消沉，特别是本 县附近的学生更为消沉。

在此情况下，如何再发动起来就有 点问题，因此就把这个运动转到深入学习这方面去了。组织 读书会，动员订阅进步刊物和书籍，互相借阅和讨论，一时 订阅刊物的人很多，仅《大众生活》就有七十多份。对于这 位新来的军训教官，我们想打击一下他的威风，学生中已经 对他有反映，因为他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升旗等活动，同学们都有反感。

有一天早上上早操，这位教官把同学们搞得很疲劳，满身出汗突然停下来做慢的动作。我借此机会当场 向他提出质问和抗议，说他不顾同学身体，弄得他下不了台， 学生们一哄而散。

这件事引起了校方当局的恼怒，立即出布 告开除我学籍，并要求我马上离校。

同学们议论纷纷，有可 能再闹起来的趋势，有些进步的教员对学校这种态度也不赞 成。在此情况下，学校也不催我离校，也不提什么开除问题， 不了了之。

叛徒告密，躲避追捕

记得是四五月间，我们支部开会时来了一位叫姚全(此 人我以为是交通，以后知道是韩城县委书记)的人，参加了 我们的会，这个人头发很长，说是因为没有耳朵。

在这次会 上，谈了咸中的情况，我记得他没有说多少话，以后就走了。

过了些时候， 一天夜里，西安有一个叫王勋(王均的弟弟) 的学生来通知，姚全被捕，叛变，叫我们即速转移。

接此通 知后我即同和、晁商量，我们三个人还有赵玉机、周定甲， 一起走，赵和周因为是已公开的学生会负责人，其他的姚全 不知道。

这样决定后，我随即通知他们于天明后离开学校。 在我走时，已经发现自火车站来了宪兵数人到校长室，我出 了校门，到西关，同赵、周，还有和、晁等人会合在一起， 研究办法。

晁是中部县人，同和一起到他那里暂时躲起来； 我是从渭南上火车(因到华县车站无车，怕被捕捉，即走到 渭南上车)回到西安我舅舅家躲起来；周直向平凉(甘肃)他叔父那里暂住，赵到他家里躲避。

总之学校不去了，就这 样我们都走了，时间大概是1936年5月6月间的事。我们离 开后，听说当时敌人找了赵玉机、和俊川，再未找别人，也 未捕人，就走了。

过了一些天，宪兵第二次来初中部捕了一 些人，这些人当时都不是党员，但很活跃。以后知道就是那 个姓潘的特务学生告密而捕去的，捕去的人据说“双十二事 变”,即“西安事变”后都放出来，大部分都参加了红军工 作。

那个潘姓特务学生在“双十二事变”后，被放出来的这 些人在农村一个什么地方碰到了，就地召集了大会，在那个 混乱的时候，杀掉了。

在北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从西安到北平(1936.6～1936.12)

我在西安舅父家里住了两个月还多，我告诉舅父我已毕 业(当时不敢说学校的事)。他在西安附近一个县里做卫生 院长，不常在西安。

他说：你要上大学，要到北平去，去了之后也考不上，因为西北学生(文化)程度低。因此，你到 北京找一个补习学校，先上一年，明年再考，并希望我学工。 在那个情况下我当然愿意去了，他让我做点准备，即可走。

恰在此时，原来在陕北榆林职业学校的一位同学申广盛突然 来找我，据他说曾到我家里，见到我母亲，才到西安来找我。

当时我对此人有点不太相信，看他样子土里土气，但是住在 旅馆里又很阔气，被子等都是绸子面子，有点不对称，看起 来又很有钱，我问他找我何事，他说看看我干什么,我就说 明我的打算，他也说和我一块去北平，我问他路费有了没有， 他说有。

这样，我们两人约定一起到北平，我还找了一套高 中学生的军服给他，可以买火车票是半价。就这样我们两人 一起去北平， 一路上我们谈了不少，他告诉我这些年在军队 中工作，打过仗等事。

到北平后，他因在车上又碰到一位熟 同学，就和那人一起住到延安会馆(因那一位熟人在那里住);我投奔到一位咸中的同学郭兆民住处华州会馆(前门 外南柳巷)。

1936年在西安，严佑民(右2)和同学及表弟党天中(男孩子)

我在南柳巷华州会馆住了一个多月，认得了一些人。在 那一带会馆里住的陕西学生不少，但是政治空气不好，革命 朝气不多，长期下去有堕落的危险。我没找补习学校，自学了一段数学。

那位同来的申广盛，不久又想回去了，我也赞 成他回陕西。他的来历我当时确实弄不清，已经有人告诉我， 同我一起来的人是红军，据说是申自己说的，我不大相信。 我也问过申，申不承认，他只说过红军打仗好等。我劝过申 说话注意对象，有些人我们都不认识，不然会出事，申也赞 成，我还告诉他我也想搬家，这个地方不好，我不知道该搬 哪里。申广盛就这样回去了。

在此后不久，我认识的二位叫 田文扬和韩志华的，两人搬到东城沙滩住了，他们劝我也搬 去。这样，我也就搬到那里去了，住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 对门的宝祥公寓里。

沙滩一带的空气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个是政治上的 抗日救亡活动， 一个是学习的空气，比较严肃而紧张。那里 的公寓里都住的是不在学校的学生，“民族解放先锋队”在 那里很活跃。

我住在那里不久，韩、田两人先后找我谈，要 我加入“民先”。我因对“民先”还不了解，又没有组织关 系，因而考虑了很久。

我探问“民先”的纲领和目的，主要 是怕上当。他们两人又说不那么清楚，我总对他们笑说，不急。此后在“民先”刊物上，看到“民 先”成立的历史和纲领后，看出来完全是我党的主张，又是 在“一二 · 九运动”后南下回来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这样， 我决然加入了“民先队”。

由田、韩介绍，被编入沙滩街头 分队，队长姓丁，还有两个女的， 一个叫段燕(砚),一个 不记得名字，我们有十来个人。

参加“民先”后我的活动就 多了，记得北大当时有一位叫小吴的领导我们，这时的活动 主要是参加由“民先”组织的各种座谈会，听名教授讲话， 有时还派我们到农村和门头沟去，读的材料也不少。这个时 间我就忙这些了，什么学功课，准备考大学的事也不干了。

“双十二”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我参加了，是随北大学生 一起的，在马路上经受了警察和保安队的冲击和追打，后来 各路的队伍慢慢都集合起来，都进入景山，大约好几千人。

进去后警察即把门封起来了，据说是当局要派人来接见，但 就是不见人来，大家有点急，就在那里喊口号、唱歌，想出 去门已封了，也没有东西吃。

一直到黄昏时，当时的北平市 长秦德纯来了，在大门里台子上讲了话，说了一些好听的， 替二十九军做表白，并表示二十九军一定发扬“喜峰口”的 精神等，并要同学们看行动和表现，希望同学们回去守秩序， 整队回去。

我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么多好听的话，这样我们离 开了景山，整队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 一致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

我们回来后，才知道今天 的情况变化，上午和下午不同的原因是，西安发生了事变， 扣留了蒋介石，张、杨提出了“八项主张”。

对我来说，由 小县城的游行到大城市的游行示威又经历了一次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