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我的抗战(四) 在革命大熔炉里成长

1936年春季，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在小兴安岭伊松河畔创办了一座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定名为东北抗联军政治军事学校。

招生简章规定：由各抗日部队调来的干部战士，不分民族与信仰，必须无特别嗜好，体格健壮，无传染病者，凡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相当战斗历史，真正为抗日救国者，不论文化程度高低，经联军各军及各反日部队领导机关签名派送，经本校批准者，皆得入本校学习。

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校共办了三期，培养了近300名军政干部，在那峥嵘岁月里，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6年7月的一天，军部通知我到军政干校学习，当时的喜悦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六军这一批入学的有四五十名军政干部，由徐光海同志带队，先到格节河金矿补充给养，然后路经周把头木营，到达了汤旺河西的三、六军办事处（现伊春南岔）。

在这里，见到了迎接我们入学的校领导侯启刚等同志。我们的校址在老钱柜附近汤旺河支流伊松河畔（即现在伊春市内大桥附近），河两岸遍布原始森林，被人们称为红松的故乡。我们六军学员到校时，受到了教职员工的热情接待，真像到了家里一样。这时，我才知道校长是赵尚志，代教育长是侯启刚，教官有张德、张文廉等。

本校第一任教育长张寿篯和教官雷炎，已经返回各自的领导岗位。学校的干部都以高度地革命热情，兢兢业业地工作，有的身兼多职，工作效率很高，弥补了干部人数的不足。

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侯启刚作了动员报告，他说：“目前，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处于发展时期，游击区不断扩大，抗日部队发展迅速，急需一批政治可靠，懂得游击战术，善于指挥，会做群众工作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大多数是刚刚拿起武器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我们要学会打仗，要做一名军事指挥员，只凭勇敢是不够的。我们办学的目的就是要提高每个学员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水平。”

为了鼓舞学员们的情绪，他又说：“现在我们打游击战，学游击战术，将来抗日力量壮大了，还要打正规战争，一个战役就消灭日本关东军几万乃至几十万兵力。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东北抗日联军会同全国一切抗日部队汇合在一起，把日本关东军赶出中国去！”

侯启刚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侯启刚当年30多岁，看过很多马列的原著，知识面广，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丰富的抗日斗争的实践经验，讲话哲理性强。他曾对我们说过：“学习也是战斗，打仗要稳住阵脚，学习要坐住板凳，多学一个字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多学一本书等于

多发动一批群众。今天的学习，是党交给你们的最光荣的任务，知识是学来的，只要用心学习，就一定能学会。把学习的意义提高到为革命、为抗日教国而学的高度。”

学员们都纷纷表示：一定要珍浩前线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资时间，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和希望，一定努力学好本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

我们第二期的教学计划是教育长候启刚和教官共同研究制定的。教材是教官们完全凭以往学过的专门知识，结合学员的实际接受能力编写的。张德是莫斯科某骑兵学院的学生，主要讲政治课和军事课。

张文廉过去曾在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工作过，主要给我们讲文化课，并兼管学校的后勤工作。白天，教育长和教官不辞劳苦地轮流上课，晚上，学员们坐在油灯下分组进行讨论。

第一期学员的学习环境非常艰苦，没有黑板，学员们亲自动手做；没有纸张，大家就剥下桦树皮自己订笔记本；没有粉笔，也是大家烧木炭代替。

同年6月，夏云杰带领一支部队视察干校时，送来了在刘屯缴获的纸张、铅笔和许多文娱用品，大大地改善了学员的学习条件。因此，我们第二期学员的学习条件比较好，不仅有了黑板和粉笔，每人还发了铅笔和本子，教员们还编印了教材。

教官们熟知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状况，无论讲课、解答何题都非常耐心，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帮助学员接受所学的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

政治课主要讲政治经济学常识和中国近代史。讲述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中国为什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讲解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理，从而使我们提高了革命斗争的觉悟，明确了抗联战士的历史责任。我们还系统地学习了《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军事课主要讲解游击战术和人民战争思想，使我们掌握了侦察、警戒、进攻、防御、行军、宿营、通信联络，以及部队的装备、供给、卫生、防护等军事知识，还学习了射击技术、武器的分解与结合、军事地图的识别、比例尺的应用、距离的测算，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气象、地理知识。

经过几次考核，学员们的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军事课中讲述的突然袭击、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术，以及在战争中特别要注意党的地方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的作用，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担任了军事指挥员，把学到的军事知识和战术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指挥了许多战斗。

当时学习环境和物资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学员的精神状态始终是饱满的，经常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教室外面一块100多平方米的操场上，学员们出操、跑步，练习队列、刺杀和搏斗，课余时间也在这里玩球，唯一的一个篮球成了宝贝，谁都喜欢玩它。

我们的文娱活动也很活跃，经常唱革命歌曲和讲故事、演剧。有一次演出了自编自导的话剧《抗战一定胜利》，徐光海扮演日本人，非常逼真，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称赞。

此外，我们还用桦树皮代替纸张，每周出刊一期小报，有心得体会、问题争论、批评与表扬等栏目，每个学员都能写百八十字的小短文，显得我们的百花园——小火炬格外鲜艳。

在艰苦的学习环境里，同学之间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更加使人难以忘怀。我的同学徐光海（朝鲜族），当年30多岁，党龄较长，为人正直，谦虚谨慎，像老大哥一样诚挚地关心每一个同学的进步。当时，党的组织在抗联部队还未公开，但党组织十分重视吸收先进青年入党、团。我入校不久，经徐光海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产党。

一晃4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时间虽短，但收获却很大。

11月份，我们学校举行了毕业考试，并发了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是张文廉同志用油印机套色印成的，字迹工整、大方，上面有校长赵尚志，代教育长侯启刚的印章。我们接到它，都小心翼翼地保存好，激动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1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第二期毕业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干校。侯启刚教育长送了一程又一程，在汤旺河边休息时，还学习了他的论文《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同年11月20日，徐光海带领我们六军毕业的学员回到了军部，当时军部在汤原西部石场沟。夏云杰军长在繁忙中抽出时间接待我们，未曾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和军长的永别！第二

天，夏军长带领军部保安连去汤区筹备给养，行至丁大干房框子，遭到伪汤原县治安队的突然袭击。军长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为国捐躯。

同年12月初，六军代军长戴鸿宾任职后，着手整顿队伍，以原有8个团为基础，扩编为4个师。我被调到三师八团任团长。

我同期毕业的同学有的当了团长、有的当了师长，他们在抗日战场上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在与敌人激战中英勇牺牲了。

徐光海同志就是1938年12月率领六军一师的部队，由锅盔山往宝清后方转移的途中，与伪满军三十八团遭遇，在激战中英勇牺牲。三军学员宋喜斌，曾任伪汤原森林警察中队长，参加抗联后政治上进步很快，作战非常勇敢，被送进干校深造，毕业后任团长，在1938年9月下旬为保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的安全，他带领30余名战士与超过自己数倍的日本讨伐队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他一个人就打死打伤敌军40多名，在弹尽粮绝的处境下，宁死不投降，最后把满腔的热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

此外，还有我的同学张兴德、姜文贵、黄龙吉等，也都先后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军政干

校的几位领导也都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现在健在的只有教官张德同志和学员陈明、张凤岐同志了。

小兴安岭松涛阵阵，汤旺河波涛滚滚。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许许多多的同志通过学习，迅速成长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