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今天聊聊法国电影《达达达达达利！》。
片名 Daaaaaalí! (2023)，别名达达达你个利！(港)。
这部奇特的传记电影像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自我狂欢，萨尔瓦多·达利的一生则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荒诞剧。
他蓄着两撇标志性胡须，行走时仿佛脚下踩着弹簧，言语间混杂着法语、西班牙语和自创的“达利语”。他宣称：“每天早晨醒来，我都因自己是达利而狂喜。”这位超现实主义大师最得意的作品，或许正是他自己。
导演昆汀·杜皮约也要玩得很疯癫，在影片片名中，他就不走寻常路，用六个“a”串起片名，对应六位演员轮番扮演达利。
从拄拐杖的傲慢老者、挺着啤酒肚的暴躁中年，到戴圆框眼镜的神经质青年，每个达利都像从不同梦境碎片中蹦出的角色，他们彼此矛盾，却又共享同一样的疯狂。
吉尔斯·勒卢什版达利像只膨胀的气球，用浮夸手势淹没每一寸空气；乔纳森·科恩版达利抽搐着眼角，仿佛随时会从西装里蹦出弹簧；迪迪埃·弗拉曼德饰演的轮椅版达利则是具行走的讽刺雕像，对着海景阳台念叨。他们交替登场，在一场戏中无缝切换，正如达利本人拒绝被单一形象定义一样。
最荒诞的场景发生在一场晚宴。
当地牧师不断重复讲述同一个梦，说自己骑驴穿越沙漠时被牛仔射杀，坠入地狱又复活。
每当他说“然后我醒了”，镜头便切回餐桌，达利翻着白眼说：“不，你还在梦里。”
这场俄罗斯套娃式梦境持续了整整二十分钟，观众与朱迪思一同陷入逻辑泥潭。当牧师第七次“醒来”时，观众终于长舒一口气。
导演把达利的三幅著名画作拍活了。
他让达利的画作从二维画布跃入三维空间。1932年的《从三角钢琴流出的嗜尸喷泉》（Necrophilic Fountain Flowing from a Grand Piano）化为荒漠中一架滴水的钢琴；《普通而精细而无形的竖琴》（The Average Fine and Invisible Harp）里扭曲的人体被复刻成真人装置，演员的头颅被拉长至滑稽比例，需用金属支架支撑；1973年的《达利从背画晚会从背画中永恒化》（Dali from the Back Painting Gala from the Back Eternalized by Six Virtual Corneas Provisionally Reflected in Six Real Mirrors）则化作镜像迷宫，六个达利在虚实之间彼此凝望。
这些场景不追求“还原”，而是将达利的超现实语言翻译成电影语法，亦真亦幻，十分有意思。
药剂师转行的菜鸟记者朱迪思是面照妖镜。她代表试图“解剖”达利的世俗眼光，又是筹备巨型摄像机、雇佣摄制组、甚至换上华服讨好达利，却总在最后关头被艺术家玩弄于股掌。
导演没有拍摄一部常规意义上的传记片，传统叙事总是将传奇人物塞进起承转合的盒子里，而达利偏要掀翻盒子跳起踢踏舞。
电影后半段，朱迪思的纪录片项目逐渐失控，达利要求增加镜头数量、更换拍摄地点、甚至插入自己设计的荒诞桥段。你这时才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传记片纪录片，而是达利秀。
导演的幽默带着达达主义的顽劣。
他用倒放镜头让达利“飘”回座椅，用错位剪辑制造时空错乱，让托马斯·班加尔特的配乐在西班牙吉他曲与迷幻电子音间横跳。
当朱迪思最终放弃采访，在公交车上瞥见某乘客的达利式小胡子时，镜头突然切回报纸头条。在这里，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变得模糊。
《达达达达达利！》也没有传统结局，或者说有太多结局。
字幕卡连续五次打出“Fin”，每次都被新画面打断。这些“伪结局”堆叠在一起，最终在达利标志性的狂笑中落下帷幕。
当不真正理解达利的人试图用达利来装时，昆汀·杜皮约却为达利举办了一场化装舞会。在这里，不必解释疯狂，不用证明天才。用六个达利、无数梦境、一场永不落幕的胡闹，完成了用荒谬对抗更荒谬的世界。
疯癫成为艺术，
真实沦为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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