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清军入关后，手握12万大军的南明弘光帝，为何赶紧求和？

1644年5月，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匆忙撤离北京，临走前在京城燃起熊熊大火。几乎同时，多尔衮带着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踏入紫禁城，接受明朝遗臣的朝拜，宣告清朝对京城的统治。

而在南方，惊魂未定的南京士族集团紧急拥立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登基，建立弘光政权。天下瞬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败退西北的大顺、占据京师的清朝，以及控制半壁江山的南明。

清朝打出“为崇祯报仇”的旗号堪称神来之笔。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清军在收编明朝地方势力时如鱼得水。

然而这道义大旗也让多尔衮陷入两难，若直接否认南明的正统性，可能激起明朝遗臣的反抗；若承认其合法性，又等于否定清朝入主中原的正当性。

多尔衮的解决方案充满政治智慧。他通过各种渠道向南方传递消息：清军已“息马燕京，抚茲黎庶”，暗示清朝只想统治北方，无意南下。对刚成立的弘光朝廷而言，这简直是天降喜讯。

毕竟他们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仅有“江北四镇”的12万兵马，根本无法与八旗铁骑抗衡。

于是历史出现戏剧性一幕：本该势不两立的清朝与南明，竟短暂结成了针对李自成的“复仇者联盟”。

清军在多尔衮指挥下继续高举“剿寇”大旗，同时向河南、河北的明朝将领广抛橄榄枝。远在陕西的李自成苦不堪言，自己在京城龙椅还没坐热，就被赶回西北，如今还要面对两大政权的夹击。

多尔衮的权谋

多尔衮的怀柔政策很快显现奇效。当崇祯自尽的消息传开，北方官绅起初大多投靠李自成，却惨遭拷掠。

李自成在京城对明朝官员严刑逼供，榨取8000万两白银的“助饷”，吓得天下士绅魂飞魄散。这些被吓破胆的官绅纷纷南逃，本应是弘光政权壮大实力的良机。

多尔衮却巧妙利用清廷与南明暧昧关系，上演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好戏。他宣布：凡归降清朝的明朝官员，一律官复原职！对拥兵自重的将领更是出手阔绰，吴三桂封平西王，天津总兵娄光先、大同总兵姜壤等争先恐后递上降表。

更绝的是明朝恭顺伯吴惟华，他不仅自己投降，还主动请缨为清廷招降山西各地官员。

为何这些明朝旧臣投降得如此争先恐后？除了清朝开出的优厚条件，关键还在于南明暧昧态度释放了错误信号，连皇帝都与清朝“握手言和”了，臣子们还有什么心理负担？

就在南明幻想“划江而治”时，多尔衮兵不血刃地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收入囊中。

山东地区成为最典型牺牲品，这个四不管地带被弘光朝廷主动放弃，史可法部署的江北四镇中，高杰守泗州、黄得功驻庐州、刘良佐屯临淮、刘泽清据淮安，偏偏无人接管山东。

讽刺的是，当河北义军领袖向南明使臣左懋第询问“朝廷何时发兵收复失地”时，这位深知内情的使臣只能黯然摇头。

后来他被清军扣押，因拒剃发而英勇就义，至死未看到南明挥师北上的那一天。

南明“十二万大军”的致命内伤

南京城里的弘光帝朱由崧和他的大臣们，对外宣称拥有“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部的十二万精锐，看起来似乎实力雄厚，足以与清军周旋。然而，这庞大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致命的虚弱和内耗。

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本质上就是四个听调不听宣的军阀。他们能聚在一起拥立福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选择能带来最大的个人利益，封爵、地盘和粮饷。

史可法作为督师，名义上是他们的统帅，但实际上根本无法有效节制这些骄兵悍将。

这四个镇之间矛盾重重，尤其是高杰和黄得功，简直势同水火。高杰本是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投降明朝后劣性不改，曾偷袭黄得功，抢掠其军资，甚至杀害了黄得功派去交涉的使者，两人结下死仇。

史可法为了调和矛盾，费尽心力，甚至不惜让出自己的督师驻地扬州给高杰，自己移驻更靠近前线也更危险的盱眙，才勉强维持住表面上的和平。

四镇的心思根本不在如何防御清军，而是互相提防、争权夺利、甚至纵兵抢掠百姓。刘泽清在淮安大修府邸，沉迷享乐；刘良佐在临淮也是得过且过。

至于那位坐镇武昌、拥兵号称八十万的左良玉，更是弘光朝廷的一块心病。左良玉本是崇祯朝后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但他拥兵自重，对朝廷的命令常常阳奉阴违。

他支持的是潞王朱常淓，对福王继位本就心怀不满。朝廷对他既依赖又恐惧，生怕他哪天不高兴就挥师东下“清君侧”。

所以，弘光朝廷这所谓的“十二万大军”（甚至加上左良玉号称的更多），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听指挥的、有战斗力的整体。

它是一盘散沙，一群各怀鬼胎的军阀，一个内部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指望这样一支军队去对抗正在上升期、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八旗劲旅，无异于痴人说梦。

史可法空有满腔热血和卓越才能，却深陷于调和军阀矛盾的泥潭，根本无法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朝廷中枢对前线将领的控制力，几乎为零。

左懋第使团的悲歌

正是基于对自身实力严重不足的认知（或者说是幻想破灭后的恐慌），以及对多尔衮“无意南下”谎言的轻信，弘光朝廷做出了一个在后来看来极其愚蠢的决定：主动派出使团，携带厚礼，前往北京与清朝“通好议和”。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承认清朝占据北方的既成事实，换取清朝承认南明的正统地位，实现“南北朝”式的划江而治，共同对付李自成。担任正使的，是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

1644年10月，左懋第带着弘光帝的“国书”、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的厚礼，以及“联络感情”的使命，踏上了北上的道路。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对等的谈判，而是一连串的屈辱。

身份定位被清朝彻底否定。清朝根本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当左懋第以“大明钦差”的身份递交国书时，清廷断然拒绝接受，斥责其为“伪敕”。

多尔衮直接放话：“何来南朝？又何来北朝？” 在清朝眼里，天下只有一个正统，就是他们拥立的顺治帝，南明不过是需要剿灭的地方割据势力。

行动被严密监视，形同软禁。使团被安置在鸿胪寺（相当于国宾馆），但四周布满清兵看守，形同囚徒。

左懋第等人连门都难以自由出入，更别提进行有效的外交活动了。他们带来的大量金银绸缎，反而成了清军唾手可得的战利品。

核心的诉求“联虏平寇”（联合清朝打李自成）和“划江而治”，遭到了清朝的无情嘲弄和拒绝。

多尔衮通过手下大臣明确告诉左懋第：清朝已“奉天承运”，剿灭流寇（李自成）是清朝自己的事，不需要南明插手。

至于割据江南？更是痴心妄想。清朝的目标很明确：“混一区宇”，即统一天下。他们甚至反过来要求南明“削号称藩”，也就是去掉帝号，向清朝称臣。

左懋第是一位忠贞不屈的硬汉。面对清廷的威逼利诱（包括许诺高官厚禄），他严词拒绝剃发投降，始终保持着大明使臣的气节。

在被扣押一年多后，1646年闰六月，左懋第在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他使团的失败和牺牲，彻底戳破了弘光朝廷“和平共存”的幻想，也以最悲壮的方式揭示了清朝鲸吞天下的野心。

当使团被扣、求和彻底无望的消息传回南京，朝廷上下除了恐慌，似乎已无计可施。

自毁长城

就在清军磨刀霍霍、左懋第身陷囹圄之际，南明弘光朝廷内部在干什么？答案令人扼腕叹息：他们正忙着激烈的党争和内斗，疯狂地自毁长城。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内部就分裂为两大阵营：以凤阳总督马士英、阉党余孽阮大铖为首的“拥福派”，和以东林党人及复社士子为代表的“拥潞派”（支持潞王朱常淓）。

朱由崧的上台，本身就是马士英联合江北四镇军阀，在军队支持下强行压过东林党人支持潞王的结果。因此，东林党人对马士英和弘光帝充满怨气和不信任。

马士英和阮大铖掌权后，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大肆排挤、迫害东林党和复社人士。

他们重新抛出崇祯时期打击东林党的“逆案”（魏忠贤阉党案）黑名单，将大批正直的东林党人罢官、下狱，史称“顺案”（借归顺弘光朝廷之名行清算之实）。

阮大铖更是公报私仇，疯狂报复当年揭发他是阉党的复社成员。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有能力、有气节的官员纷纷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圈。

最致命的打击落在了唯一有能力整合江北防务的史可法头上。作为督师江北的柱石，史可法在朝廷内却不断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掣肘和诽谤。

他们向弘光帝进谗言，削弱史可法的权力和威信，使得史可法在前线调兵遣将、筹措粮饷都困难重重。当史可法请求增兵、加强防御时，朝廷要么敷衍，要么就陷入无休止的争吵。

朝廷中枢的精力，几乎全耗费在无意义的党争和争权夺利上，对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视而不见。

1645年三月，一场闹剧般的“假太子案”更是将党争和内耗推向了高潮。

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的少年出现在南京，引发了轩然大波。东林党人倾向于相信这是真太子，意图借此扳倒弘光帝和马士英；而马士英集团则坚决指其为假，并残酷镇压支持“太子”的官员和士子。

这场风波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极大动摇了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一直对朝廷不满的左良玉，终于以“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为名，率军顺江东下，直扑南京！

当左良玉的大军逼近南京，马士英竟做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决定：宁可让清兵南下，也不能让左兵得势！他悍然下令，将防御清军最前线的江北四镇主力（尤其是黄得功部）调回江南，去抵挡左良玉！

史可法在扬州闻讯，五内俱焚，疾呼“上游（指左良玉）为急，则赴上游；敌（清军）为急，则赴敌”，但马士英在朝堂上咆哮：“我君臣宁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 这道荒谬的命令，彻底抽空了长江北岸的防御力量。

就在南明精锐忙于内战、江北防线洞开之际，清军在多铎的率领下，于1645年四月，几乎兵不血刃地渡过了淮河。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江北四镇，或一触即溃（刘泽清、刘良佐），或在内战中消耗（黄得功被调去打左良玉并战死），唯一有血性的高杰，也在之前赴睢州与河南总兵许定国谈判时被设计杀害。

弘光朝廷赖以生存的军事屏障，在内外交困中瞬间土崩瓦解。五月初，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困守孤城，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绝唱。南京的陷落和弘光帝的被俘，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求和非昏招，实乃无路可走

回看弘光帝手握“十二万大军”却急于求和的选择，表面看是懦弱昏聩，实则是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政权在残酷现实面前的必然反应。

内部，是军阀割据、党争酷烈、指挥体系瘫痪的烂摊子；外部，是打着“替君父报仇”旗号、如日中天且野心勃勃的强敌。

所谓的“十二万大军”不过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乌合之众，根本无力承担起抵抗清军、恢复河山的重任。

多尔衮抛出的“无意南下”的烟雾弹，给了惶恐的弘光朝廷一根虚幻的救命稻草。求和，成了他们唯一能想到的、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试图用金钱和名义上的让步，换取苟安江南的时间。

左懋第使团的屈辱遭遇，无情地撕碎了他们的幻想，暴露了清朝一统天下的真实意图。而当清军铁骑真正南下时，忙于内斗、自毁长城的弘光朝廷，其崩溃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对手的预料。

手握重兵却急于求和，不是弘光帝个人的愚蠢，而是整个南明弘光政权结构性脆弱和战略性短视的集中体现，也是其走向速亡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