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66年，清华园被卷入红色风暴之中，物理学家程开甲被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获刑十年，要去接受劳改。
在戈壁滩那寒冷的夜晚，程开甲收到了妻子病危的家书，思来想去他决定冒险越狱。
当时他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地图，唯一能依靠的，是方工程师偷偷给他绘制的借助星象辨别的逃亡路线。
一路上他东躲西藏，成功避开了追兵；
困就在坟地里凑合睡一觉；
为了不暴露身份，还扮过乞丐。
就这样他花了三个月时间，逃亡了近三万里，从甘肃一路辗转流亡到了香港。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十年之后平反通知送达，来接他的人，居然是那个本该已经死的人……
1966年的清华园，程开甲站在物理系教研室的窗前。
窗外一群红卫兵举着标语牌来回走动，口号声震得玻璃嗡嗡响。
他抬手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五十出头的年纪，鬓角已经白了大半，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昨夜他改学生论文到凌晨三点，此刻又强撑着备课。
"程老师！"教研室的门砰地被撞开，助教小李喘着粗气冲进来，"文学院那边开始抓人了！您快找个地方躲躲！"
程开甲转身，手指无意识敲着桌上的《理论物理讲义》："躲？我行得正坐得端，躲什么？"
"可您留过学啊！"小李急得直搓手，"现在红卫兵说留学过的都是'里通外国'，数学系张教授刚被拉去批斗，头发都被揪掉一大把……"
话音未落，走廊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嘶吼。
小李脸色煞白："来不及了！"
门被一脚踹开，五六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涌进来。
为首的高个子男生举着红宝书，鼻尖上冒着汗珠："程开甲！有人揭发你里通外国，跟我们走一趟！"
程开甲的手指顿在讲义上："让我把教案收好，这些是……"
"收什么收！"高个子猛地挥手，讲义哗啦啦散了一地，"这些都是毒害青年的反动材料！"
两个红卫兵上前扭住他的胳膊，程开甲踉跄着被拖出门。
他回头最后看了眼满地纸张，喉结动了动，终究没说话。
"牛棚"在校园东北角的旧仓库里。
推开门霉味混着汗臭味扑面而来。
二十多个教授讲师或蹲或坐，有人抱着膝盖发呆，有人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数学系的陈教授左眼肿得发亮，见程开甲进来，勉强挤出个笑："老程，你也来了。"
物理系的赵副教授挪了挪屁股下的破麻袋："坐这儿吧，这地儿还算干净。"
程开甲坐下，压低声音："这到底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赵副教授扯了扯磨破的袖口，"红卫兵说我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咱们这些教书匠，可不就是现成的'牛鬼蛇神'？"
深夜程开甲躺在水泥地上。
月光从铁窗栅栏间漏进来，照在旁边陈教授的脸上——他正盯着天花板，眼珠一动不动。
程开甲想起1948年在剑桥大学实验室的夜晚，导师玻恩教授拍着他的肩膀说"开甲，你该回国了"；想起1950年上海码头，妻子抱着两岁的儿子送他上船，儿子的小手死死攥着他的衣角；想起上个月女儿写信说"爸爸，我数学考了全班第一"……
他翻了个身，水泥地硌得肋骨生疼。
天蒙蒙亮就被踹醒。
早饭是半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配着指甲盖大的霉窝头。
饭后被赶到操场，每人胸前挂块木板，上面用黑墨写着"反动学术权威"。
"低头！"红卫兵举着喇叭喊。
程开甲挺直腰板："我没罪。"
"啪！"一记耳光扇在他左脸上，火辣辣的疼。
"你留学英国，是不是接受了帝国主义思想？"
"我是国家公派去的，学成立刻回国。"程开甲舔到嘴角的血腥味，"我教的课……"
"还敢狡辩！"又一记耳光，他踉跄着差点摔倒。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
1968年春天，一场"审判"在清华大礼堂举行。
没有法官，没有律师，只有红卫兵举着"罪证"来回走动——几张他在剑桥的合影，几本英文原版教材。
"程开甲，你里通外国，散布反动言论，判处十年劳动改造！"
宣判声中程开甲在旁听席看到了妻子。
她瘦得脱了形，头发乱蓬蓬的，怀里紧紧抱着个蓝布包袱。
当法警押着他往外走时，妻子突然挣脱看守，把包袱塞进他手里："棉衣……药……"
话没说完就被扯着胳膊拖走了。
卡车颠簸了三天三夜。
程开甲蜷在车厢角落，包袱垫在屁股底下——妻子塞了件旧棉袄，兜里还藏着半块桃酥。
透过车厢缝隙，他看见景色从高楼变成土房，又变成光秃秃的戈壁滩。
第四天清晨，车停在一片荒漠前。
十几排土坯房歪歪扭扭立着，远处是连绵的沙丘，风一吹，沙子打得脸生疼。
"这就是你们的'新家'。"看守挥着皮带，"每天六点起床，开荒、挖渠、搬石头，干不完别想吃饭！"
程开甲被分到第三小队。
第一天挖水渠，铁锹把磨得手掌全是血泡；
第三天搬石头，肩膀肿得穿不上衣服；
第七天，同屋的老周半夜发起高烧，第二天早上就没气了——肺炎。
第十天，老李在搬石头时脚下一滑，滚下山坡，等找到时，身子已经硬了。
第十五天，半夜突然响起枪声。
第二天听说，是有人想逃跑，被看守当场击毙。
程开甲蹲在渠边洗手，冰凉的泥水刺得伤口生疼。
"程老师？"身后传来沙哑的声音。
他回头是历史系的郑教授——戴眼镜的老头，总爱背着手在校园里溜达。
"您也在这儿？"程开甲甩了甩手上的水。
"来了半年了。"郑教授凑近，压低声音，"我算过，从1957年反右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历史总是这样，螺旋式上升的。"
程开甲没接话，低头搓着磨破的手指。
傍晚收工时，地质系的方工程师叫住他："程老师，等会儿跟我去个地方？"
两人绕到土坯房后面，方工程师蹲下身，扒开一堆碎石："看，这是石英石，有这个，说明地下可能有水源。"
他又指了指天："晚上看星星，北极星在正北，顺着银河走，能找到干河床。"
程开甲认真听着，突然问："您怎么懂这些？"
"我大学时学的是地质勘探。"方工程师笑了笑，"本来以为这辈子用不上了，没想到……"他顿了顿，"没想到在这儿派上用场了。"
月光升起来时，程开甲躺在床上。
隔壁床的郑教授在轻声哼《茉莉花》，断断续续的调子飘过来。
他摸出妻子塞的桃酥，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另一半悄悄塞进郑教授的枕头下。
窗外风刮过沙丘，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1970年深秋，程开甲在劳改农场的土坯房里，收到了妻子托人辗转送来的一封信。
信纸薄得透光，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颤抖的手握着笔写的：
“我病得厉害，可能撑不了多久了。孩子们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了。你一定要保重，要是能活着回来……”
信纸里夹着一张全家福，是几年前在县城照相馆拍的。
照片里妻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孩子们笑得天真无邪，他自己穿着中山装，神情严肃。
那天晚上程开甲躺在通铺上，盯着漏雨的屋顶。
雨水滴在搪瓷盆里，发出“叮咚”的响声。
他摸了摸枕头下的信，心里翻江倒海。
他不能就这样死在这里。
他要逃出去，弄清楚妻子和孩子们的情况，也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逃亡的计划，是在与郑教授和方工程师的秘密交谈中慢慢形成的。
方工程师是农场里的地质专家，平时话不多，但脑子特别灵光。
他抬头看了看夜空，低声说：“再过半个月，会有一场沙尘暴。那时候逃跑，看守们顾不上咱们。”
郑教授皱着眉头，用树枝在地上画着路线：“向东走两百公里，有个小火车站。从哪里可以搭车去兰州，再转道南下。”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但你得想清楚，被抓回来的下场，比死还惨。而且就算逃出去，你能去哪里？现在全国都在搞运动，哪儿都不安全。”
程开甲摸了摸妻子的信，声音低沉：“我必须试一试。我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这戈壁滩上。”
沙尘暴如期而至。
那天下午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狂风卷着黄沙，打得人脸生疼。
能见度瞬间降到了不足一米，连几步外的围墙都看不清。
看守们大声喊着，把牲畜赶进圈里，又命令犯人们立即返回宿舍。
程开甲按照计划，假装肚子疼，捂着肚子落在队伍最后。
当所有人都进入宿舍后，他猫着腰，借着风沙的掩护，向农场边缘的围墙跑去。
方工程师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
作为地质专家，他在测绘农场地图时，发现了一段年久失修的围墙，砖缝里长满了杂草，轻轻一推就晃。
“快！踩着我的肩膀翻过去！”方工程师蹲下身子，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程开甲犹豫了一下：“你为什么不一起走？”
方工程师摇摇头，声音沙哑：“我有风湿，走不远的。你快走，别浪费时间！”
程开甲咬了咬牙，爬上他的肩膀。
墙头上的碎砖硌得他手掌生疼，但他顾不上这些，用力一翻终于落到了墙外。
落地时他听到方工程师最后的话：“活下去，为我们所有人！”
接下来的三天，是程开甲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他没有食物，也没有足够的水。
戈壁滩上白天热得像烤炉，晚上又冷得刺骨。
他只能躲在沟壑或岩石后面休息，夜晚借着星光赶路。
按照方工程师的指示，他找到了那三棵枯死的胡杨树。
树干已经空心，枝桠像枯瘦的手指，指向天空。
他转向东南方向，继续往前走。
第四天清晨，就在程开甲几乎要放弃希望时，他看到远处升起一缕炊烟。
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踉跄着向那个方向走去。
那是一个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土坯房的屋顶上冒着烟，院子里晒着玉米和高粱。
程开甲不敢贸然进村，而是躲在村外的麦垛后面观察。
中午时分一个老人赶着几只羊经过。
羊“咩咩”地叫着，老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嘴里哼着小曲。
程开甲鼓起勇气，轻声叫道：“老乡……”
老人吓了一跳，差点叫出声来。
他看了看程开甲破烂的衣服、干裂的嘴唇、深陷的眼窝，立刻明白了什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跟我来，”老人低声说，“别让人看见。”
老人把程开甲带到村外一个废弃的窑洞里。
窑洞里阴暗潮湿，地上铺着干草。
老人给他拿来一碗水和两个馍馍。
“你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老人问。
程开甲点点头，狼吞虎咽地吃着馍馍。
馍馍又硬又干，卡在喉咙里，他使劲儿咽了咽，才咽下去。
“我儿子也在那里，”老人叹了口气，“去年冬天死了，说是‘抗拒改造’。”
他的眼神变得锐利：“你打算去哪？”
“南方，”程开甲说，“我有亲人在那里。”
老人摇摇头：“到处都在抓人，你走不远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明天村里有车去县城拉化肥，你可以藏在车底下。到了县城，想办法混上去兰州的火车。”
程开甲感激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在无数善良而勇敢的普通人的帮助下，程开甲开始了他的万里逃亡。
从甘肃到陕西，从陕西到河南，再到湖北、湖南……他睡过桥洞、坟地、废弃的厂房；
吃过野果、老鼠、甚至树皮；扮过农民、工人、甚至乞丐。
有一次他在河南的一个小镇上，差点被民兵抓住。
那天他饿极了，看到一家包子铺，忍不住伸手拿了一个包子。
老板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大声喊：“抓小偷！”
程开甲吓得转身就跑，民兵们拿着棍棒追了上来。
他拼命地跑，直到跑进一片玉米地，才甩掉了追兵。
三个月后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程开甲终于抵达了广州。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老林。
老林曾经在程开甲的母校教书，现在靠卖字画为生。
那天他在公园里摆摊，看到程开甲蜷缩在长椅上，穿着破烂的衣服，头发乱蓬蓬的，像个乞丐。
“程教授？真的是你？”老林差点惊叫出声。
程开甲警惕地环顾四周：“你认错人了。”
老林压低声音：“我是林志远啊，清华中文系的。1957年你给我们讲过‘物理学与人文精神’的讲座，记得吗？”
程开甲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老林。
老林的两鬓已经斑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眼神依然明亮。
在确认周围安全后，两人进行了长谈。
老林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已经知道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许多国际组织在帮助受迫害的知识分子。
“香港有个组织专门帮助像你这样的人，”老林说，“我可以联系他们，但风险很大。”
程开甲苦笑：“还有什么风险比我现在的处境更大？”
一周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程开甲跟随老林来到珠江边的一个小码头。
一个渔民打扮的中年人已经等在那里。
他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手里拿着一盏马灯。
“五百块，”渔民简短地说，“到对岸另有人接应。”
这是老林几乎全部的积蓄。
他数了五百块钱递给渔民，又拍了拍程开甲的肩膀：“保重。”
告别时两位老教授紧紧拥抱。
“活下去，”老林在程开甲耳边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的。”
小渔船在波涛中颠簸前行。程开甲蜷缩在船舱底部，听着海浪拍打船体的声音和远处巡逻艇的引擎声。
他紧紧抓着船板，生怕被甩出去。
当香港的灯火终于出现在视野中时，这个历经磨难的学者流下了逃亡以来的第一滴眼泪。
在香港程开甲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活。
他住进了一个由教会提供的简陋公寓。
公寓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窗户上的玻璃还缺了一块，冷风直往里灌。
他靠打零工和教授私人课程维持生计。
白天他去码头搬货，或者去餐馆洗碗；
晚上他给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补课，教他们数学和物理。
同时他开始秘密撰写回忆录，记录下自己在劳改农场的所见所闻，以及逃亡路上的经历。
他用手写，字迹工整，一页一页地装订成册。
1976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一些海外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
程开甲的文章《一个物理学家的十年》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广泛关注。
许多国际学术组织向他伸出橄榄枝，提供教职和研究机会，但都被他婉拒了。
“我的根在中国，”他对一位来访的记者说，“我终有一天要回去。”
1978年的春天，程开甲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密信。
信是老林写的，只有简单几句话：“天亮了。你的名字在第一批平反名单上。可以回来了。”
读信的那一刻，程开甲的手不住地颤抖。
他反复看了几遍信，确认不是做梦后，才小心翼翼地把信折好，放进内衣口袋里。
十年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买了一张从香港到深圳的火车票。
火车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向后掠去。
他的心情既激动又忐忑，不知道妻子和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
到了深圳，他换乘了北上到广州的列车，准备从罗湖口岸入境。
然而就在程开甲排队等待过关时，一个穿中山装的男子悄悄靠近他。
男子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他低声说道：“程教授，请跟我来一下。有人想见您。”
程开甲警觉地看着这个陌生人：“你是谁？”
“您的老朋友，”男子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方工程师让我来接您。”
程开甲的心猛地一跳。
方工程师？他还活着？但为什么他会派人在这里等自己？
带着满腹疑问，程开甲跟随男子走向口岸旁的一间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男子推开门，做了个“请”的手势。
就在男子推开门的一瞬间，程开甲看到里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人，桌上赫然放着一副手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