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我的抗战(三) 汤原会师

1936年1月，北满各抗日部队在汤原吉星沟附近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贯彻了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致通过成立了统帅北满各抗日部队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从此开创了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斗争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汤原会师

1935年12月中旬，我受冯治纲的派遣，到汤原二保一带为部队运筹粮草。一天上午，格节河区委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汤原，在黑金河打败了廉秃爪子(廉成平）警察讨伐队，正在派人四处找夏云杰政委。”我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连夜返回孙把头（外号孙臭嘴子）炭窑向冯治纲汇报。冯治纲兴冲冲地找到了夏云杰，并准备同赵尚志及其部队胜利会师。

孙把头家住汤原县刘侉屯。他在格节河上游东岸建造了一座马架式房屋，夏季采木耳，冬季烧木炭，由此取名孙把头炭窑。

我们的密营在孙把头炭窑西北，相距五六华里。赵尚志和刘海涛团长就是在这个密营同夏云杰、冯治纲进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赵尚志身材不高，不修边辐，穿戴和战士一样，没有官架子，没见过面的人简直看不出他就是令敌人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赵司令。冯治纲比夏云杰早两天见到赵尚志，他们二人以前互有所闻，这次是第一次见面，谈得很投机，连续五天形影不离，有时谈到深夜才入睡。冯治纲对赵尚志坚贞不屈的革命品格和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十分钦佩。赵尚志认为冯治纲是一位有勇有谋，顾全大局，抗日坚决，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

赵尚志与夏云杰也是初次见面，谁都没料到在孙把头炭窑相逢。夏云杰对威名远扬的抗日将领赵尚志很敬佩，向他汇报了汤原游击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经过以及松花江下游两岸的反日斗争形势。

又过两天，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也带领一个团到达汤原县孙把头炭窑，寂静的森林沸腾了，抗日的歌声冲向云霄。三、四军和汤原游击总队的领导人，因为都是中共党员，自然谈起抗日敦国大业，滔滔不绝，很有共同语言。

他们这次见面谈话的主题，主要是讨论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他们一致同意在汤原召开北满抗日首脑会议，组织抗日联军，成立国防政府。赵尚志派三军一团政委张寿籤带领部分同志到汤原县浩良河附近的森林里进行召开联军会议的准备，并向谢文东、李华堂发出了邀请。

谢文东原为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抗日暴动的领袖。被起义群众推选为民众教国军总司令。1936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军长1939年3月19日投降日本。1946年被我人民政权镇压。

李华堂原为东北军李杜部下一名下级军官，1932年8月，他在土城子收编了地方大排及部分山林队，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李任支队长，简称李华堂支队。1937年1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1939年7月投降日本。1946年被我人民政权镇压。

赵尚志到汤原另一个任务是，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小洛的指示，帮助汤原游击总队扩大队伍。赵尚志根据几天对汤原游击总队的了解，对其政治、军事素质感到满意。认为这支队伍是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及其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下，吸取了几次挫折的经验教训成长壮大起来的。经过多次考验证明是一支机智灵活、英勇善战的队伍，完全可以编为抗联第六军，与抗联三军并肩战斗，成为松花江下游抗日游击战争的中流砥柱。

为了进一步装备汤原游击总队的武器，赵尚志向夏云杰提出立即解除亮子河金矿伪满军三十八团一营一连武装的意见。开始夏云杰对此次军事行

动有所犹豫，认为过去曾达成以伪军同意群众往山上给游击队密营送粮为条件，才允许这个据点存在的口头协议。

赵尚志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我们过去为了取得给养，与伪军订立临时协议，允许这个据点存在是对的。现在三、四军都到了下江（松花江下游），抗日部队的影响日益扩大，必然引起日本关东军的注意。今后，这个地区敌我力量的角逐将更加激烈。为了扩大我们的游击战争，需要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建立后方基地。否则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夏云杰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赞成立即拔掉亮子河伪军据点，尽早由我军控制小兴安岭。

1935年12月25日，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各自带领部分队伍，集结在亮子河附近的一个炭窑。这三位军事领导人对怎样解除伪军武装的战术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不宜强攻，应该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以减少损失，争取胜利。

次日上午，伪满军孟连长应邀来到炭窑。夏云杰坦率地对他说：“根据下江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你们连得从亮子河退出来，武器全部交给抗日队伍，你本人如愿参加抗日，我们表示欢迎！”孟连长一听就知道是要缴械，大军压境不答应也不行。孟连长强调家眷没人照看，本人有鸦片瘾，遭不起罪。

赵尚志猛然站起，将了一军：“你遭不起罪，我们不强迫你参加抗日队伍，把你们连的枪交出来，我们打日本不算坑你吧！？”经过谈判，孟连长同意带领我军解除他们全连的武装。

这次战斗的分工是：三、四军负责缴一、二排，汤原游击总队负责缴三排。我和一个战士化装成工人模样，带枪押着孟连长走在队前带路，部队随后跟进。

孟连长命令哨兵打开碉堡的门，我们的部队一拥而进。我带领汤原游击总队的一支队伍（冯治纲指定我为冲锋队长），冲进亮子河金矿伪军三排的营房里，顺利地完成了缴械任务。

这次我们总共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百余支（包括缴矿警队的枪）、子弹两万余发。根据政策规定，我们对伪军俘虏采取了宽恕的态度，分别作了处理。对孟连长及其家属，发足路费，派人护送他们上火车回关里家。一部分愿意抗日的士兵参军了，对其余的官兵进行了一次爱国教育后释放回家。

12月27日清晨，日军乘六七辆汽车向亮子河金矿方向扑来。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立即决定部队转移。我们刚刚撤到山坡，敌人就开始射击。当时我们补充了武器、弹药，士气很高，反击战打的很英勇。

为了避免伤亡和减少消耗，赵尚志指挥部队互相掩护，转移到孙把头炭窑。战斗中，三军司令部宣传干事祁二虎负了重伤，战友们用担架抬他走到亮子河沟口，因流血过多牺牲了。

我是在三军到达汤原后认识他的，这位同志非常活泼，善于唱歌，很有讲演口才，讲起抗日救国的道理来滔滔不绝，深受同志们和群众的欢迎。三、四军和汤原游击总队的战友在他的墓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大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而悲痛！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烈士的未竞事业！

我们汤原游击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三军四团、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一团撤离了亮子河沟口以后，路经大眼沟和佛爷砬子，步行两昼夜到达浩良河。这时应赵尚志邀请前来开会的依兰民众救国军首领谢文东、中国自卫军混成旅第二支队（李华堂支队）首领李华堂各自率领一支队伍先后到达这里。

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保证这次会议顺利进行，赵尚志决定：由李华堂率领千余名抗日队伍，路经四块石、韩家屯、苏家屯，前往松花江以南的依兰、桦川、勃利等县活动。下江人民看到了这么多兵强马壮的抗日部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的队伍每到一个村屯住下，乡亲们都热情地让战士进屋休息，问寒问暖，烧茶做饭，听战士们口述痛打日伪军的故事。我至今还清问暖，烧茶做饭，听战士们口述痛打日伪军的故事。

我至今还消楚地记得苏家屯一位老大娘，把冻豆包热了分给战士们吃。那些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走狗们耳闻赵尚志抗日大军到下江的风声，都逃之夭夭了。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任务，不是主动出击敌人，而是以声东击西的战术牵制敌人，因此在依兰一露面就宣传要进攻依兰县城，群众也替我们宣扬军威，传说中的抗日军人人都是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具有高度为国献身精神，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天下无敌。在依兰死守的日本守备队和伪军感到形势变化突然，一时弄不清虚实，谈虎色变，吓得坐卧不宁，接连向佳木斯打电话告急求救。果然敌人中了计，从佳木斯派来几百名日军，乘汽车到达依兰扑了空。当他们了解到我军大队人马从依兰县城转李南下，向密山方向急行军时，日军唯恐佳木斯空城发生意外，没有跟踪追击，悄悄返回了原地。

当我军在勃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西湖景游击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引蛇出洞，牵制敌人，所以三、四军各一个团和其他抗日队伍都向别处转移，李华堂只留下张传福指挥汤原游击总队执行阻击任务。张传福沉着、冷静的选择了有利地形，带领队伍进入阵地监视来犯之敌。

这天下午，我们有意把佳木斯日军讨伐队放得很近，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惨重。估计至少有二十余具尸体留在雪地上。天黑，我们主动撤出了战斗。

当年赵尚志指定李华堂带领联合部队在松花江南所进行的英勇战斗，达到了牵制敌人之目的，为（北满）联军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安全的环境。

（北满）联军会议的召开

1936年1月26日至28日，北满各抗日部队的首脑，聚集在汤原县吉星沟附近的密林中，热烈地讨论抗日救国大事。会议地址就是现在的浩良河林场所在地。当时，那里只有伐木工人和烧炭工人居住的三座马架子，每座马架房都能住三五十人。工人们主

动地让给抗日军住，联军会议就在这里秘密地进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赵尚志、张寿篯（即李兆麟）、李延禄、夏云杰、冯治纲、谢文东、李华堂。会后，冯治纲向六军三团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大会的盛况。他说：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成功，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八一宣言》起了作用。当时，冯治纲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发出的《八一宣言》精神和坚决抗日的豪言壮语，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八一宣言》指出：

（一）“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二）“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三）“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四）“…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黄勇作战，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

与会各部队首脑一致拥护《八一宣言》的精神，一致主张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会议一致拥护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以及酝酿成立抗日国防政府等重大问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张寿篯同志起草的致全国各界

人民的通电。通电明确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同时向国内各界呼吁：应当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一致抗日，一致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一致保护中华祖国领土的完整。

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选举赵尚志为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制定了对日作战的方针、策略，规定了各军的活动区域并绘制了地图。

这次会议对东北抗日斗争特别是对北满抗日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议之后，东北抗日联军六至十一军相继建立：汤原游击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同年9月更名为东北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后来四军二师扩编为东北抗联

第七军，军长陈荣久；依兰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双龙部队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东北抗联的人数不断增加，1937年曾达到近4万人，从而显示了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

这次会议之后，全东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大好局面，在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各军都有自己的后方基地，如三、六军在小兴安岭汤旺河、格节河、亮子河、黑金河、老白山、帽儿山、老钱柜、岔巴气分别建立了军政学校、电讯学校、被服厂、医院、执法处和兵器修理厂。这些后方基地，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提高各抗日部队的生存能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次（北满）联军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与会者以高度的爱国热忱，以实际行动贯彻《八一宣言》精神，高举反日统一战线的旗帜，谱写了（北满）抗日斗争史上的新篇章。因而，这次会议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开辟依桦游击区

根据（北满）联军会议的精神，为了扩大松花江下游地区党领导的反日武装力量，汤原游击总队于1936年1月30日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全军约八九百名指战员集合在汤原县太乎川北温家屯，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六军的军旗是三角形的狼

牙旗，红色的旗帜，黑色的狼牙锯齿，两条金色的穗带，旗上还有金黄色的镰刀斧头，显得格外威武雄壮。各团的旗帜是矩形的红旗，白色衬套上标有各团的名称。代理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在队伍前面庄严地宣读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宣言》。

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血腥历史，颂扬了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号召全军指战员为民族解放、为恢复东北的领土而血战到底！

在庄严的授旗仪式上，六军指战员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1

这雄壮的歌声，表达了全军指战员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在这次会上，夏云杰军长还宣布了王××（绰号王小个子）为一团团长；戴鸿宾为二团团长、裴敬天为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三团团长、周云峰为政治部主任；张传福为四团团长、徐文彬为代政治部主任。

汤原中心县委依靠这支骨干力量，团结松花江下游地区各种抗日队伍，不断地扩大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严重地威慑着伪三江省的中心城市——佳木斯。

为了开辟依东新的游击区，建立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六军主力部队积极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1936年2月，桦川县火龙沟大地主姜海泉为迎

接佳木斯“宣抚班”，组织了一支百余人参加的秧歌队。姜海泉为了讨取主子的欢心，操办了七八天才把会场布置好。

姜海泉效忠日本的罪行，早已被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所掌握，并随时向

六军作了报告。抗联六军军长夏云杰决定率领部分队伍，走在佳木斯“宣抚班”的前头，彻底瓦解汉奸和日本人麻醉群众的“宣抚”活动。于是，一场富有戏剧性的抗日斗争场面发生了。

1936年2月18日，六军军部指定徐光海、裴敬天分别化装成大胡须的日本军官和翻译官，我和二三十名战土化装成伪军，擎着““满洲国国旗”，威风凛凛地走进会场。

这时，汉奸地主姜海泉摆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首先向徐光海行了一个九十度鞠躬礼，嘴里不住地叨咕着“多谢”、“关照”之类的官场话，乞求日本军官恩赐情面。徐光海通过翻译发布“肃静”命令之后，立即当众指责姜海

泉“良民的不是”，不容他辩解一句，便狠狠地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接着，我们化装成伪军的成士一拥而上，捆绑了姜海泉，解除了自卫团的二三十支枪。

当姜海泉明白了他迎进院的队伍是

抗日军时，吓得魂不附体，面如白纸。徐光海、裴敬天本着党中央发出的《八一宣言>精神，对姜海泉进行了严厉的教育，在谴责他效忠日本、背叛民族利益的同时，也为他指出了立功赎罪的光明前途。姜海泉当众表示意带罪立功，以支援抗日联军的实

际行动，取得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进一步揭露日本与汉奸相勾

结，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狰狞面目，徐光海登上讲台，愤怒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武装占领中国东北、扩大侵华战争的罪行。他的讲活象一把利剑，戳穿了“宣抚班”鼓吹的“日满一德一心”、“王道乐土”的本质，都是麻醉、毒害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火龙沟的群众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

此刻，会场的情绪异常高涨。敌人策划的“宣抚”大会，变成了我们宣传抗日救国，动员群众支援抗日联军的誓师大会。徐光海号召火龙沟的群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推翻满洲国，驱除日本侵略者！这时群众压抑在肺腑深处的反日仇恨顿时迸发出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当场就有许多青年参加了抗日部队。

当日上午10点多钟，佳木斯日本守备队乘汽车扑向火龙沟。军长夏云杰立即命令六军，将部队转移到西湖景，选择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在队伍前列行进的是扛着日本旗的一支化装队伍，因为保密工作搞得好，没有暴露抗日联军的身份。当日下午，我们这

支化装队伍来到兰县西湖景，地主孙学文自卫团向我们放冷枪。我们没有还击，仍然扛着日本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前进，地主孙学文感到非常奇怪，便停止射击。当他看清了是日本“皇军”的队伍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慌了手脚，连滚带爬下了炮台，迎着“皇军”队伍去赔礼道歉。

我们的化装队伍以上午在火龙沟解除姜海泉自卫团武装同样的方式，指责孙学文射击“皇军”有罪，是反满抗日的行为，当即命令其自卫团放下武器，听从处理。孙学文老奸巨滑，寸草不过，见势不妙，便双腿跪在地上磕头作揖求饶，家人、保人也都表示不敢慢待“太君”，花言巧语说了不计其数，归结一句话:请求“皇军”原谅这一次过失。但在徐光海和裴敬天有意暴露身份以后，孙学文及其家人都觉得自己效忠日本的丑恶嘴脸表现得

太过分了，只好低头认罪，等候抗日军的处理。

夏云杰率领六军大部队进院之后，在群众中广泛地宣传了中央《八一宣言》精神，他要求中国各族人民都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同抗日。他宣布对于放下武器的地主孙学文也要实行宽大政策，警告孙学文要认清全国的抗日斗争形势，要看到抗日救国的光明前途，并指出孙学文必须以支援抗日的实际行动立功赎罪。孙学文在我军执行的抗日救国政策感召下，表示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再为日本侵略者效劳。

夏云杰率领我们这支队伍，采取巧妙的方法收缴了姜海泉和孙学文的地主武装后，其他小地主也就纷纷地把枪都交了出来。从而，将依兰、桦川交界的区域开辟为游击区，地下党和群众组织十分活跃。由于我党我军认真宣传和执行《八一宣言》，汤原各阶层人民都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形成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同年3月初，夏云杰军长率领我们六军部队回到松花江北岸汤原游击根据地。

为了更好地加强部队建设，冯治纲团长组建了青年连，第一任连长是郭复东。同年4月，他去干校学习，由我

继任连长。这个连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团部，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广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每个青年战士的胸前都系着鲜艳的红领巾，显得格外英姿飒爽。

建连初期，我们青年连还收下了几名十四五岁的小战士，他们的年龄虽小，抗日意志却很顽强。在汤原县田家屯参军的王国良年仅十四岁，他父亲王殿甲是汤原游击总队的老战士，1935年8月在鹤佳线八号车站战斗中负伤，左腿截肢，使王国良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决心接过父亲的枪打击日本侵略军。

另一个在汤原县姜家屯参军的裴海峰是个独生子，刚满十五岁，后来他父亲找到部队让他回家，我们也劝他回

去。但他回家后又说服了父母，第二次由他父亲亲自送他上队，我们才收下他。当时，我连全体同志都被裴家父子热爱祖国、热爱抗日军的高尚品德所感动。

我们青年连的政治空气很浓，指导员经常给战士们讲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日本侵华中，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抗日救国的责任连的政治空气很浓，指导员经常给战主们讲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抗日救国的责任感，坚定了坚持抗日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大家心里都明白自己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一是准备随时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身，二是准备抗战胜利后参加祖国的建设，因此学习文化的劲头也很足。

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克服各种困难进行学习。战士们常常利用雪地、沙地练习写字，或者用桦树皮代替纸张。文化不断提高，战术学习进步也很快。青年连经常总结战斗经验，特别是对“有利就打，无利就走”的游击战术原则记得尤为深刻。因此，每次军事行动之前，我们都要把敌情侦察清楚，然后，采取夜袭战术，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青年连的战士成长很快，不少同志后来成为六军的优秀指挥员，但绝大多数的同志都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袭击鹤岗

（北满）联军会议之后，松花江下游两岸的抗日烽火形成燎原之势，直接威胁着三江省中心城市佳木斯的反动统治。为了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六军党委作出了袭击鹤岗的决定。六军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汤原中心县委的支持和密切配合。县委委员高雨春打入鹤岗，在工人和矿警中发展了数十名抗日救国会员，为六军袭击鹤岗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鹤岗驻有日本守备队骑兵连和矿山警察队，总共约200人。我们六军成立不久，兵力不足，在夏云杰军长身边的是一、三、四团约六七百人，二团团长戴鸿宾和政治部主任裴敬天率领部队到依兰东部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没有参加袭击鹤岗的战斗。这次袭击鹤岗对我们最有利的是有可靠的内应，一个是鹤岗煤炭事务所次长金井健吉的博役，名叫施庆久；一个是矿山警察队队长赵永富的警卫员，名叫张维山。这二人都是新发展的抗日救国会会员，机智勇敢，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因此，夏云杰认为采用里应外合的战术袭击鹤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在进攻鹤岗之前，我们的部队进行了战术教育和物质条件的准备。

4月17日清晨，我们六军指战员背着充足的子弹和3天的给养，从太平川孔庆余屯出发了。为了保守军事秘密，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和弯弯曲曲的那拉达河谷前进，经过两昼夜的行军，才到达鹤岗附近。

夏云杰军长在4月20日1时下达战斗命令，兵分三路进攻鹤岗：一路由冯治纲带领炸火车；二路由张传福带领缴矿山警察队；三路由王居选带领捣毁矿山事务所。

这时，天空布满了乌云，接着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为了战斗的胜利，各团乘着夜幕，踏着泥路，向各自的进攻目标行进。我们三团青年连担负进攻鹤岗煤炭事务所的任务。伪满的鹤岗煤炭事务所实际就是这个矿的最高办事机构，有权有势，是骑在矿工头上的太上皇。

它的四周有两米多高的院墙，东西南北墙内的四个大探照灯来回转动着，把院心照得通亮。当我们青年连刚刚摸到事务所附近，一列火车从佳木斯开到鹤岗，一声巨响火车被炸翻了，一节节车厢堆成了摞，熊熊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霎时，整个矿区警笛刺耳，人声鼎沸，枪声大作，我们的进攻部队处于危险境地。我当机立断，举枪击灭了北面的探照灯，20多名冲锋队员勇敢地冲到大门口。

可惜，内应的同志没来得及打开大门，致使我们无法冲进去继续战斗。夏云杰军长见此情景，为避免造成重大伤亡，他果断地向各团发出撤退的命令。这次夜袭鹤岗的战斗虽未成功，但由于撤退及时，未造成损失。在返回途中，战士们饿着肚子，冒着大雨，日夜兼程，行军两天两夜没有一个人叫苦。回到汤原游击根据地之后，夏云杰指示各团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

1936年5月17日，夏云杰军长在汤原游击根据地准备再一次集结部队袭击鹤岗。在战前准备和战斗动员之后，队伍从二道岗出发了。我们秘密地路过“醉张”炭窑和头道那拉达河，第三天到达鹤岗煤矿西北10余华里的一片密林中待命。5月20日黄昏时分，夏云杰军长作了战斗部署：冯治纲率领三团封锁矿警一队和日本守备队；张传福率领四团在郊外阻击援敌并准备炸毁火车；一团随军部直捣矿山煤炭事务所。

这天11点多钟，我们20多名冲锋队员隐蔽地靠近了矿警二队，趁探照灯的强光来回转动之机，匍匐前进到矿警二队营房附近。我们首先见到的是救国会员张维山传出的红色联络信号。

于是，我们大胆地冲进了矿警二队的营房屋里，大喊一声：“不许动！”正在熟睡的五六十名警察从梦中惊醒，躺在床上谁也不敢动一动。我们一举缴获了矿警二队的全部武装。伪大队长赵永富听见了动静，便惊慌失措地叫喊张维山的名字，张维山听见喊声跨进屋内，一枪击毙了这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家伙。

此刻，进攻事务所的一团指战员也开枪打死了两名日本官吏。日本警备队冲出了营房，当即被三团密集的火力顶了回去。夏云杰军长对矿警二队俘虏进行了爱国教育，说明了我军的性质和担负的历史使命，当场有26名警察参加了六军。我们在这次战斗中缴机枪一挺、步枪50多支、子弹数千发及其他许多物资。

潜伏在矿警队的张维山当年不满20岁，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十分机智、勇敢，参军后被分到军部警卫连，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在1937年的一次战斗中，这位年青的战士壮烈地牺牲了。

在袭击鹤岗战斗中立功的另一位同志是施庆久，当年30多岁，是辽宁朝阳地区人，参军后在军部任副官，于1937年壮烈地牺牲在战场上。

撤离鹤岗的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二道那拉达河，于河西岸露营。在篝火旁，夏军长总结了这次袭击鹤岗战斗的经验。他说这次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战斗准备充分，有地方党和群众组织的密切配合，对敌情了如指掌；二是我们运用里应外合的战术，使敌人在朦胧中做了俘虏，特别是战斗一开始击毙了最高指挥官，战斗中敌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日本守备队被我军封锁在营房，失去了反击能力；三是部队的协同作战好，战斗作风顽强；四是保密工作好，敌人对我们这次袭击毫无准备，处于极端麻痹状态。

夏云杰军长最后要求指战员要戒骄戒躁，继续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军民一心，进一步扩大抗日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坚决、彻底摧毁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