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1.
在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漫长历程里，姚文元这个名字始终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色彩。
想当年，他在报纸的版面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笔下生风，一篇篇文章仿佛有着巨大的魔力，能左右舆论的走向。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公正的历史审判台前，他曾经拥有的所有光环都如同泡沫一般，瞬间消散。
他因自己文字所犯下的罪孽，在冰冷的铁窗内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年时光，用这二十年的光阴来为自己赎罪。
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第一缕温暖的阳光洒向广袤的人间大地时，这位曾经在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被视作“理论权威”的姚文元，终于重获自由。
可此时的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就像一个被时代远远抛在身后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代的巨轮呼啸而过，自己却只能站在一旁，成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
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做出了一件震惊世人的举动，这才为他这段荒诞不经的人生画上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句点。
让我们把时光回溯到1957年的中国文坛。
那一年，中国文坛正经历着“百花齐放”的短暂春天，各种思潮涌动，文学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当时，姚文元担任着上海卢湾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的职务，在众多基层宣传干部中，他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他毕业于一所私立高中，之后在街道文化站摸爬滚打了多年，一直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在文字的世界里默默耕耘。
不过，姚文元有着对政治风向异于常人的敏锐嗅觉。
当《人民日报》抛出“如何帮助党整风”这个命题时，他就像一只嗅到猎物气息的猎犬，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那种特殊的气息。
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于是精心撰写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这篇文章，把它当作自己投身政治投机的“投名状”，正式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叩开了政治投机的大门。
这篇后来被毛主席亲自批示“值得一看”的文章，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篇普通的读报感想，但实际上，它是姚文元精心设计的一个文字陷阱。
姚文元巧妙地运用了“引蛇出洞”的战术，他故意曲解知识分子的正常批评言论，将这些原本合理、积极的意见歪曲成“反党”的罪证。
这种偷梁换柱的文字游戏，就像在政治棋局中走出的一步“仙人指路”，看似巧妙，实则阴险。
他既巧妙地规避了直接诬陷他人可能带来的风险，又精准地契合了当时最高领袖的政治需求。
正是凭借着这种独特的“文字功夫”，他在众多笔杆子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政治风暴中的弄潮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姚文元把自己的办公室彻底变成了一个文字加工的场所。
他以令人咋舌的三天一篇的速度，疯狂地炮制出了数以百计的“反右”檄文。
这些文章就像一把把锋利且精准的手术刀，对胡风、丁玲等文化名人的思想进行了细致入微却又恶意满满的剖析，把他们的思想剖析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
同时，这些文章又仿佛是一条条无形却坚韧的绳索，将无数知识分子紧紧地捆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在舆论的漩涡中无法挣脱。
在那个“阶级斗争”被无限放大的特殊时期，姚文元笔下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仿佛变成了一颗颗射向异己的子弹，带着冰冷的杀意；每一段论述都成为了一把把整人的利器，无情地伤害着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
这种充满暴力的文字手段，让姚文元在阴谋集团中的地位如同火箭般迅速上升，最终成功跻身“四人帮”的核心圈层，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2.
1969年的中国政坛，一场悄无声息却又影响深远的权力洗牌正在悄然进行。
当39岁的姚文元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时，这位靠着笔杆子一步步爬上来的政治新贵，已然站在了仕途的巅峰位置。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在宣传战线上笔走龙蛇、看似只是个“理论家”的人，即将开启他人生中最疯狂、最危险的政治豪赌。
而这场赌局的筹码，竟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新晋的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迅速接管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指挥权。
这个曾经在街道宣传部门工作的普通干部，一下子摇身一变，成为了全国舆论的掌门人。
他心里十分清楚“笔杆子胜过枪杆子”这一权力法则的厉害之处，于是在钓鱼台国宾馆精心组建了一支由200多名笔杆子组成的“特别行动队”。
这支队伍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写作机器，昼夜不停地炮制文章。
他们把“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并且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试图通过舆论的力量来打压和清除异己。
在姚文元的“舆论指挥部”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文字杀戮的丑恶戏码。
他们就像一群冷酷无情的外科医生，拿着文字这把“手术刀”，精准地解剖着老干部的言行。
他们把老干部正常的工作分歧恶意曲解为“反革命路线”，把学术讨论污蔑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比如，某位开国将军在一次会议上只是提了一句“要稳定经济”，第二天就被他们扣上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遭受了无端的批判和打压；某位省委书记主张保护知识分子，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随即就遭到了“阶级立场有问题”的口诛笔伐，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这些精心设计的文字陷阱，就像一张张无形却又密不透风的大网，将党政军各系统的重要干部陆续网罗其中，让他们陷入了困境。
姚文元还深谙“造神运动”的门道和精髓。
他亲自操刀撰写《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把最高领袖神化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理论家”，极尽吹捧之能事。
这篇文章他反复修改，九易其稿，每个段落都暗藏玄机，既为阴谋集团篡权制造了所谓的理论依据，又为清除异己提供了一把“尚方宝剑”。
当这篇文章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国各地时，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了一轮新的政治狂热，人们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失去了理智。
而姚文元的名字，也与“理论权威”这个标签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成为了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符号。
1976年9月9日，随着伟大领袖的巨星陨落，紫禁城内的政治天平开始悄然倾斜。
姚文元与另外三位主犯就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变得异常兴奋和疯狂。
他们在钓鱼台16号楼秘密地聚在一起，密谋着夺权计划。
他们把中南海的地图铺满了整个会议桌，在上面详细地规划着接管党政军各系统的路线图：安排某人去盯防中央警卫局，防止他们进行反抗；让某人去策反北京卫戍区，争取军队的支持；而姚文元自己则负责掌控宣传舆论机器，通过舆论来为他们的夺权行动造势。
这份被后世称为“夺权路线图”的方案，甚至将每个要害部门的接管时间都精确到了小时，可见他们的野心之大、计划之周密。
3.
可是，这场经过精心谋划、处心积虑的政变，终究还是慢了半拍。
当姚文元还在脑海中幻想着自己入主中南海，坐在权力宝座上发号施令的场景时，华国锋、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已不动声色地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1976年10月6日那个秋意渐浓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给姚文元打来电话，通知他前往怀仁堂开会。
姚文元接到通知后，特意仔细整理了中山装的领口，把领子抚得平平整整，还用手轻轻拍了拍，确保没有一丝褶皱。
这个看似平常的细节，却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权力交接的期待，他以为这次会议会是他迈向权力巅峰的关键一步。
可当他满怀期待地赶到怀仁堂时，迎接他的并不是象征着无上权力的宝座，而是一副明晃晃的手铐。
刹那间，他从高高在上的政治局委员沦为了阶下囚，这道身份的巨大落差，就像一道无法跨越的天堑，将他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了后人唾弃的对象。
初入秦城监狱的姚文元，就像一条被突然扔上岸的鱼，完全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
这个曾经在舆论场上呼风唤雨、发号施令的“舆论沙皇”，在最初的三个月里，每天都会反复询问看守：“外面有什么新精神？”
他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在狭小的囚室里不停地踱步，一圈又一圈，脚步急促而慌乱。
他试图从送餐时间的细微变化中捕捉到外面的政治风向，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差别，都会让他浮想联翩。
然而，监狱严密的监护制度就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将所有外界的信息牢牢地屏蔽在外。
这个玩弄文字半生、善于操控舆论的人，最终在沉默的高墙内尝到了失语的滋味，那种孤独和无助，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位阶下囚的待遇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他的囚室面积虽然不大，但设施却十分齐全，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一张书桌。
每天的饮食供应按照部长级标准，一日四餐，营养丰富。
早餐有新鲜的牛奶和鸡蛋，正餐荤素搭配得当，每周还能吃到两次香喷喷的红烧肉。
这种“特殊关照”背后，其实有着多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毕竟他也是一个人，基本的生存需求应该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暗含着政治博弈的深意。既要防止他因为绝望而自杀谢罪，给外界留下不必要的麻烦；又要避免外界借机生事，引发不必要的舆论风波。
在20平方米的囚室内，姚文元逐渐找到了新的生活节奏。
每天清晨五点半，当第一缕阳光还未照进囚室时，他就准时起床了。
起床后，他会沿着固定的路线散步，每一步都走得很认真，还会精确地计算每圈的距离，刚好是250步。
午休过后，他必定会坐在书桌前，临摹半小时毛选字帖，一笔一划都写得十分工整，仿佛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思自己的过去。
晚间，他会沉浸在《资本论》的深奥理论中，认真地阅读、思考，试图从书中找到一些人生的启示。
这种近乎刻板的生活规律，与其说是监狱改造的需要，不如说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
他试图在规律的生活中寻找内心的平静，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当看守偶然发现他能用俄文流畅地朗读《国家与革命》时，都感到十分惊讶。
这个曾经的政治投机客，似乎在铁窗内找回了知识分子的本真，重新燃起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
4.
1996年1月，当秦城监狱的铁门在姚文元身后缓缓合拢时，这位曾经的“舆论沙皇”迎来了人生中最漫长的清晨。
二十年的囹圄生涯，就像一场漫长的噩梦，将他的政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76年的深秋。
而此刻，中关村电子大厦的霓虹灯正在闪烁，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的变化翻天覆地。
重获自由的喜悦很快就被现实的残酷所冲淡，这个曾经在政治风暴中翻云覆雨的人物，如今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规则与价值体系。
他发现自己就像一个外星人，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迷茫。
出狱后的姚文元选择了彻底的“人间蒸发”。
在组织安排的隐蔽居所里，他褪去了所有曾经拥有的政治光环，成为北京某老旧小区里再普通不过的“王老师”。
这个化名的背后，既是他对过往罪恶的一种切割，想要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也是他对新身份的一种谨慎试探，害怕被人认出，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他每日清晨六点准时出现在胡同口的豆浆摊前，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脚踩一双千层底布鞋，头发花白，背也有些驼了，与所有退休老干部并无二致。
当邻居好奇地问起他的过往经历时，他总是淡然地回应：“在西北插队多年，刚回城养老。”
他的语气平静而自然，仿佛真的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老人。
这种刻意的平凡化生存，实则是他精明的自我保护。
姚文元深知自己名字背后的历史重量，那不仅仅是三个简单的汉字，而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政治符号，是档案馆里永远无法解密的机密文件，承载着太多的罪恶和争议。
他像一只惊弓之鸟，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所有可能引发关注的细节。
他拒绝参加老干部活动，生怕在那里遇到熟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婉拒媒体采访，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甚至在春节阖家团圆时，也坚持让子女分批前来，避免引起邻居的怀疑。
这种近乎偏执的谨慎，让这位曾经的“四人帮”核心成员，在喧嚣的都市中成功扮演了十年“透明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然而，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终究还是浸润着这位政治遗老。
他开始习惯在菜市场为几毛钱与摊主讨价还价，认真地挑选着每一棵蔬菜，计算着价格是否划算；学会用微波炉加热速冻饺子，虽然一开始操作不太熟练，但慢慢地也掌握了技巧；甚至能准确分辨出社区广播里哪些通知与自己相关，比如水电费缴纳通知、社区活动安排等。
当第一次用IC卡拨打公用电话时，这个曾经掌控全国舆论、笔下生风的笔杆子，竟对着插卡口研究了整整五分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这些生活细节的重构，恰似一场静默的自我救赎，让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着做人的温度，重新找回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和价值。
5.
在姚文元刻意构筑的那个相对隐秘的世界里，三个女儿宛如三条无形的情感丝线，成为连接他过往罪恶岁月与当下平淡现实的情感纽带。
大女儿从海外归来探望时，总会带着精心挑选的西洋参。
那些包装精美的西洋参，带着异国的气息，被大女儿小心翼翼地捧到姚文元面前。
大女儿会耐心地跟他说西洋参的功效，叮嘱他按时服用，好好调养身体。
二女儿每月都会像准时赴约一样，亲手将一双手工棉鞋送到父亲手中。
那棉鞋的针脚细密而均匀，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着女儿的心意，鞋里软软的棉花，仿佛能驱散冬日的寒冷。
小女儿则在姚文元卧病在床时，守在病榻前，轻声诵读《古文观止》。她清脆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一字一句地念着那些古老的篇章，试图用文化的力量给父亲带来一些慰藉。
这些细微而温暖的关怀，就像一根根丝线，编织成了一张充满温情的网，稳稳地托住了这位老人那即将坠落、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
特别当外孙们用稚嫩的童声背诵《三字经》时，姚文元原本浑浊的眼中总会闪过异样的光彩。
那是他作为政治投机客，在权力场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时从未体验过的天伦之乐。
女儿们的探望有着严格的“轮值制度”。每周六上午，楼道里总会准时出现一位女儿的身影，她手里提着保温桶，脚步匆匆却又带着几分关切。
保温桶里装着按照父亲口味特制的腌笃鲜或狮子头。
那腌笃鲜的汤汁浓郁鲜美，笋鲜嫩可口，咸肉咸香适中；狮子头则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这种默契的安排，既是为了避免引起邻里的无端猜疑，又能确保父亲身边一直有亲人陪伴，给予他持续的情感支持。
在不足60平米的居室里，女儿们会陪父亲聊天。
她们听父亲讲述阅读《资治通鉴》后的读后感，父亲会滔滔不绝地说起书中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分享自己的见解和感悟。
女儿们则会耐心地倾听，偶尔也会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
她们还会纠正父亲使用微波炉的错误操作，教他如何设置时间、选择功能，就像小时候父亲教她们读书写字一样。
当父亲对“互联网”“智能手机”这些陌生词汇感到困惑时，女儿们会不厌其烦地解释，告诉父亲这些新事物是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的。
这种角色倒置的亲情互动，就像一部无声的电影，演绎着中国式家庭最深沉的救赎寓言，在平凡的生活中传递着亲情的温暖和力量。
值得玩味的是，姚文元始终拒绝女儿们提出的出国定居建议。
这个看似简单的细节，却暴露了他复杂的心态。
他一方面渴望彻底告别过往的罪恶和不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与这片土地的精神脐带，这里有他曾经的回忆，有他的亲人朋友，有他熟悉的一切。
他就像一只候鸟，在隐居与亲情之间苦苦寻找着平衡，在自我放逐与家庭温暖之间小心翼翼地丈量着人性的尺度。
这种矛盾，恰似他书房里并置的《毛泽东选集》与《追风筝的人》。
《毛泽东选集》代表着他的过去，是他曾经信仰和追随的东西；《追风筝的人》则象征着他对人性、对救赎的渴望。
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见证着他灵魂深处的撕裂与弥合，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6.
作为特殊历史人物，姚文元享受着“刚柔并济”的安置政策。
组织上既严格执行“不追究、不歧视”的方针，不因为他过去的错误而对他进行无端的打压和歧视；又通过细致入微的关怀，消解着潜在的社会矛盾，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论风波。
他居住的单元房经过了特殊改造。
卫生间里安装了防滑扶手，那扶手结实耐用，表面光滑，方便他在洗澡、上厕所时借力，防止滑倒。
阳台定制了适合老年人活动的升降晾衣架，他只需轻轻一按按钮，晾衣架就能自动升降，方便他晾晒衣物。
甚至考虑到他文人习惯，书房配备了护眼台灯和实木书架。
护眼台灯的光线柔和，不会刺激他的眼睛；实木书架则散发着淡淡的木香，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为他提供了一个舒适的阅读和写作环境。
这些人性化设计，既体现了政策的温度，也暗含着对历史问题的妥善处置，让他在晚年能够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
专职勤务员老张的配备更具深意。
这位退伍军人不仅承担着生活照料的职责，每天会准时为姚文元准备一日三餐，打扫房间卫生，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更扮演着“观察员”的角色。
他会认真记录姚文元每日的起居规律，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休息，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他还会仔细观察姚文元的思想动态，看他是否有什么异常的表现或想法，定期向上级汇报。
这种“软监控”与“硬保障”的结合，构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智慧。
当姚文元因前列腺炎住院时，老张彻夜守候在他的病床前，眼睛紧紧地盯着监护仪上的数据，一刻也不敢放松。
他的身影，恰似历史与现实达成的一种微妙和解，既体现了组织对他的管理，又体现了对他基本生活的保障。
在物质保障方面，姚文元享受着“特殊离休干部”待遇。
他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这笔钱足够他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
他还能享受公费医疗，看病不用自己花太多钱，医院会为他提供最好的治疗和服务。
每年还有年度体检，医生会为他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及时发现和治疗潜在的健康问题。
甚至还有专车接送就医，每次去医院，都会有专门的司机开车送他，让他出行更加方便。
这种待遇远超普通退休人员，但低于现职领导干部，形成了一种巧妙的中间状态。
这种制度设计，既是对其历史问题的某种补偿，让他感受到国家并没有完全抛弃他；也是防止其产生“受迫害妄想”的心理干预，让他能够安心地度过晚年。
7.
在人生最后的十年时光里，姚文元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了回忆录的写作之中。
这部长达42万字的鸿篇巨著，既是他个人的忏悔之书，详细记录着自己在特殊时期所犯下的过错与罪孽；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珍贵备忘录，承载着无数被岁月尘封的历史记忆。
他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如同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以史家笔法，努力还原“文革”时期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比如1967年某次政治局会议的座位安排，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位参会人员的具体位置，谁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谁坐在主席台的两侧，谁又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哪个座位，他都一一记录下来。
还有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的内部分歧，哪些人支持激进的批判方式，哪些人主张温和的批判态度，他们各自的理由和观点是什么，都被他详细地写进了回忆录里。
甚至钓鱼台16号楼走廊里每幅字画的更替时间，他都能准确回忆起来，哪一幅字画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又是在什么时候被替换下来的，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些看似琐碎、微不足道的细节，实际上却是破解历史谜团的关键密码，为后人了解那段特殊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写作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挑战。
由于长期脱离学术环境，他获取资料的渠道十分有限。
为了能够查阅到最新出版的党史著作，他不得不通过专职勤务员老张辗转借阅。
老张每次都要跑好几个地方，才能借到他需要的书籍，然后再带回来给他。
为了核实某个会议的具体日期，他会连续三晚失眠，在昏暗的灯光下翻找那些旧物。
他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抽屉、每一个箱子，把那些发黄的文件、破旧的笔记本都找了出来，一页一页地仔细查看，希望能从中找到那个关键的日期。
当写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他更是数次搁笔长叹。
那些曾经的经历和错误，如同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难以释怀。
他的手在稿纸上颤抖着，墨迹在稿纸上洇开，形成了一朵朵“愁云”，仿佛是他内心痛苦的外在表现。
这种创作状态，与其说是在记录历史，不如说是在对自己进行灵魂的拷问，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悔恨和自责。
这部回忆录最终通过“特殊渠道”上交到了中央档案馆。
历史学家在评价这部回忆录的价值时指出：“它既不是全盘忏悔，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也不是刻意洗白，为自己的错误开脱，而是以亲历者的独特视角，为后人观察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棱镜。”
确实如此，当姚文元写到1976年那个改变他命运的秋夜时，笔触突然变得凌乱起来。
他的手不停地颤抖，墨迹深浅不一，有的地方墨迹很浓，有的地方墨迹很淡，仿佛能看见执笔人那颤抖的双手，感受到他当时内心的慌乱和恐惧。
这种真实的历史褶皱，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和掩盖，正是这部回忆录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地方。
8.
在生命最后的烛光里，姚文元始终徘徊在理想主义的幻影之中，无法自拔。
他向组织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那份申请书的字迹工整得如同雕版印刷一般。
每一行字都写得端端正正，每段开头都严格地空两格，标点符号使用得规范得近乎刻板。
他认真地斟酌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
这种形式上的严谨，与其说是他对党的忠诚表白，不如说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政治意式的最后坚守。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找回自己曾经的信仰和追求。
可是，当这份申请书最终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时，他在日记本上用铅笔写下了“事如春梦了无痕”这句话。
他的手微微颤抖着，铅笔在纸上划过，字迹渐渐洇开，形成了一片模糊的墨渍，仿佛是他心中那破碎的梦想。
比入党申请更令他魂牵梦绕的，是回忆录的出版愿景。
他曾在深夜伏案，给出版社写信。在信中，他提议将书名定为《历史的回声》，希望能通过这个名字，让更多的人听到历史的声音，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他在信笺边缘反复涂改，一会儿觉得这个书名好，一会儿又觉得不合适，最终划去了所有标题，只留下空白处深深的折痕。
那些折痕就像他心中的一道道伤痕，记录着他的无奈和失望。
两个未了的心愿如同双生子一般，紧紧地缠绕着姚文元的暮年时光。
当他在女儿探监时提及入党事宜，希望能得到女儿的支持和鼓励时，得到的却是女儿沉默的摇头。
女儿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有无奈，有失望，也有对他的不理解。
当他托人打探回忆录的出版进展时，收到的总是政策规定的标准答复。
那些冰冷的答复，就像一盆盆冷水，浇灭了他心中的希望之火。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在他的书房的挂历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每个重要日期都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他满心期待着在这些日子里能等来入党申请的批准或者回忆录出版的消息。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那些被圈出的日期就像一个个无情的嘲讽，始终没有等来他期待中的结果。
2005年深冬，当姚文元在浙江湖州某医院缓缓合上双眼时，他的人生轨迹与武则天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交汇。
这位女皇在乾陵立下无字碑，将功过是非都留给后人去评说，表现出一种豁达和超脱。
而姚文元则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