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有花枝俏—读埃德加•斯诺文章随笔四

花苗上海新发地

密苏里州的梅花花苗，冒着太平洋的波涛大浪，由太平洋东岸的美国，漂泊来到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东方明珠上海。她要在上海增长和充实自己，然后以上海这片新田地为出发点，逐渐的移向全中国。

编辑《新中国》专辑

七月初的上海，显得异常的炎热和潮湿。刚来到上海的斯诺，但覚得非常的爽快与开心，因为他感到上海特别的新鲜和奇特。

斯诺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给他写的推介信，交给了也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美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版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兼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上海的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你为什么不留在上海帮我编辑这份《密勒氏评论报》呢？我准备在几个月内编辑出版《新中国》专辑，我需要一个具有新观点的人同我一起来编辑这期专辑，鲍威尔向斯诺提出留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的邀请。

如果新是意味着不成熟的话，那么我的覌点是够新的了，可是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况且我的日程已定，我只能在中国呆六个星期。斯诺谦虚坦率地向鲍威尔讲了自己的意見。好吧，你就在这里住上六个星期再走吧，我相信你会喜欢上这个地方的，会在这里住下去的。鲍威尔顺斯诺的意見给斯诺作了安排。

斯诺开始阅读鲍威尔所藏大量的有关东方和中国文献资料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地摘抄下来作为我的通讯报道的背景材料。我越读越迷。我发现‘古老’。的含义，我看到十分年轻的中国正在竭力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爭得一席之地，这和它的悠久的历史构成了富有戏剧性的矛盾”。（注1）

斯诺和他的中国助手紧张地工作，用了整整三个月时间，终于给《新中国》这个二百多页的特刊凑足了稿子和广告资料，圆满地完成了鲍威尔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但时间已远远超出他只呆六个星期的时间。而就在此时，鲍威尔要去中国东北采访，提出要让斯诺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的职务，在他走后从事《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工作，真是盛情难辟，他只好接受了。

他通过阅读中国文献知识的书籍，确实对中国有了一些的了解，也就在此时，他对研究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信趣，他不想走了，而想留下来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中国。

鲍威尔说“上海就是中国”，真的是吗？自己想了解中国，那不妨就先应了解一下上海。于是他决定在工作之余先到上海的各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

斯诺在家乡时，经常到密苏里河和堪萨斯河畔观光。同样，他来上海后知道上海有黄浦江和苏州河两条大河，于是他先来到黄浦江和苏州河畔来游览。只贝苏州河，水面清洁，一艘艘轻便的舢舨，正由人们欢快地划着游动，一艘艘扬帆的货船正由风力协助缓缓地移行，而比舢舨大比帆船小的渔船，渔夫正撤网收网进行着捕捞作业，整个河面平静和谐，就像一张淡淡而又宽又长的水墨画，给斯诺以异国风光的崭新奇异的感觉。

再看黄浦江，水面渾浊，一艘挨一艘的飘扬着各国国旗的巨型货、还有拖船和驳船，显得异常的拥挤和杂乱。特别在江面上，“还有灰色或白色的瘦削的钢轮，它们装甲的甲板上安放的大炮炮口朝西针对着中国。这些外国的警犬，美、英、法、意、日的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和航空母舰，游弋在黄浦江、长江和中国的沿海，据说还是为了上海的安全。陆上驻扎法、美、意的海军陆战队、英国大兵和日本的蓝衣水兵，他们的刺刀构成租界周围的钢圈。他们保卫着世界上一切城市中最大宗的外国投资，总数超过三十亿美元”。（注2）

斯诺到黄浦江畔看风景，但看到的却是游弋在江海水面各国的大炮炮囗朝西针对着中国的軍舰，看到的是驻扎在陆地用刺刀构成租界钢圈的大兵，感到极为扫兴。他还了解到，上海的核心区是“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他又想，超过三十亿美元的投资大多多在这两个租界地区，那这两个租界的情况又如何呢？不妨自己也到两个租界的各个角落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租界（一）

斯诺来到了租界的贸易区。“上海租界里有亚洲最高的楼房和最大的电影院，而汽车数目超过东方任何城市，或者超过中国所有其他城市的总和。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新新、先施，它们在东方的名声之大，有如英国的塞尔弗里奇公司和美国的萨克斯_沃纳梅克公司。这里有强大的金融洋行，如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以及纽约的花旗银行和大通银行的巨大分行”。（注3）

“美孚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和苏俄石油公司相竞爭，它们在黄浦江边都有大规模的设施。在租界里还有美英烟草公司的总行，它们是同传教士（他们的总部也设在这里）一起到来，扩充势力和兴旺发达的，而且看来在中国势必会呆得比传教士更久”。（注4）

“这里有英国`贵族血统`的公司，象安利、怡和、沙逊等洋行，它们是从臭各昭著的东印度公司那里继承了雅片买卖而在中国发迹起来的。东印度公司是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旧式罗曼蒂克的贸易机构，要是再给它三十年独占的地位，它本来可能把中国也置于英国保守党的旗帜之下。这里还有更新式的咄咄逼人的美国公司，例如慎昌洋行，它们正逐渐排挤掉英国人，这些美国公司代表着成百家美国工厂，出售着一切东西，从铆钉到机关枪和轰炸机都有”。（注5）

看到这些，斯诺知道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家和银行家，就是通过驻扎在这里的这些大公司、大洋行和大银行，向中国各地以高价倾销它们的洋商品，发放高利息贷款，低价掠走中国的优质原料，获取巨额利润。斯诺也了解，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上海这个东方最大的城市，已经掌控了全中国一半的进口贸易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贸易，实际上通过上海已经基本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因而也就基本上左右了中国的政局走向。

租界（二）

外国资本家不但设立商行和银行，还进行实业投资，开设工厂，再次赚取利润。斯诺又游览了租界内的工业区。

“在苏州河北岸的虹囗区，工厂烟囱喷出的烟笼罩了天空。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工业城市。在忙碌的棉纺厂，面粉厂，丝厂和其它较小的工厂里，雇用着二十几万中国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一天不过二十美分”。（注6）

“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找活干，这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合格的廉价劳动力。英国、日本、中国的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利用着这种情况”。（注7）

“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和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个小时的活，下了班筋疲力尽地就躺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她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注8）

斯诺曾多次听人讲过，经常有用竹席筒裹着的尸体，被工厂工头从工厂同垃圾一起抛了出来抛到垃圾堆场，这些都是因劳累、生病、飢餓和被工头或资本家打骂折磨而死的工人的尸体。

看到和听到这些情况，斯诺自然会联想到外国资本家把大量他们的高价洋商品倾销到中国，把中国优质的原料低价掠夺而去，外国银行家又把高利息贷款发放到中国城乡，致使中国很脆弱的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使乡村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遭到破产的。为求得生计，他们只得跑到城市来务工，但他们却是在这样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和环境恶劣、劳动报酬低得可怜、面临饥饿疾病和工头资本家打骂折磨至死的情况下而从工的，而外国资本家不但逼得他们背井离乡，而且还要榨取完他们身上最后一滴血。

租界（三）

斯诺来到了上海商业区的街道。“上海商业区的街道乍看起来同样也像一个古怪的马戏场，熙熙攘攘，活跃得让人难以置信。三教九流的人们都在公共场所干着自己的行当。人们高声喊叫，比手划脚，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来穿去。他们担惊受怕地在新旧汽车和为了挣几个钱拼命奔跑的人力车夫之间穿行，走过挂着金字招牌、琳瑯满目的绸缎店铺时，他们羡慕不已，見到睁大眼睛注视着生畏的印度巡捕的农妇们，他们脸上毫无表情。经过麻将牌、回力球劈啪作响的赌场时，他们神情严肃，他们躲躲闪闪地穿过弥漫着浓烈的雅片烟味的街道。经过南市的餐馆和灯火通明的歌妓院时，他们使劲嗅着香味。他们神情冷漠地看着衣冠楚楚的年轻英国人坐上奥斯汀汽车去跑马厅打板球，他们窃笑上了年纪的白人绅士带着夫人或俄国情妇乘车去外滩乘凉，……鸨母在叱骂着，……无数的乞丐和他们赤身露体、脏脏的孩子们在苦苦哀求着，……（注9）

“一九二九年，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共有四万八千名妓女。此外，还有五万名至十万名未纳入正式统计的女子，由贪婪的鸨母陪同，站立街头和人行道上。在上海中国人管理地区的茶館和堂子里，另外有着数以千计的妇女，在饥荒、水灾和将要爆发战爭的年月里，这些沦落风尘的妇女人数还要增加”。（注10）

“苛捐杂税和过度的田租，在全国范围不断地把贫苦农民驱离土地。在长期干旱的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完全无以为生，因此卖儿鬻女是寻常事。在上海的外国人老是说：‘这些中国人不近人情，他们把孩子卖掉，就如同卖掉一头猪一样’。在一处‘租界’里，公共掩埋队不断出动，而在一九三零年一年中，据报就掩埋或处理了二万八千具以上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在街头或河流里发现（大多是杀婴）。以后的数字就决不会比这个数字低了，可知人们碰到的比被贩卖更为恶劣的命运”。（注11）

这么多的乞丐，这么多的沦落风尘的妇女，这么多人卖儿鬻女，又这么多街头和河流中发现而被掩埋的尸体，繁多的苛捐杂税、过度的田租、水旱等灾的饥荒、軍阀混战等是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但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更是造成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

租界（四）

斯诺来到了外国大班们的生活住宅区。“这里大片宁静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却很像美国东海岸或法国城镇的最好的住宅区。宽阔的街道两旁，顶上嵌满玻璃碎片的高墙围着很有气派的宅邸和大草坪。墙内有外国人开设的酒店，餐馆，城郊俱乐部，有世界上酒柜最长的酒吧间及现代化的公寓房子，都是供高等民族享用的。中国人除了当听差者外，是不许进入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缴纳大部分税款，却不许进入城里的公园和外滩公园”。（注12）

美国人在上海的享乐区更是显得出奇，斯诺又游览了这些地方。“美国佬在学会说一些洋泾浜之后，在这里很过得惯，因为上海同些其它事物一样已经美国化了。在这里，美国人可以找到家乡的许多使生活舒适的事物：歌星埃利萨-兰迪和莫里斯-薛瓦利埃，无线电和爵士乐队，鸡尾酒和函授学校，夜总会和歌舞表演的酒吧间，口香糖和别克牌汽车，福音派教徒和救世军。这里还有水兵的情妇、男女童子军、美西战爭退伍军人、检查委员会、哥伦比亚同乡俱乐部、麦饼、滑稽连环画、白昼拦路抢劫、绑票、短篇小说俱乐部、商会、霓虹灯、冷饮柜、游乐园、歌女和小型高尔夫球”。（注13）

殖民者在中国充分享乐享受，而且还有理所当然的殖民思想理由。“一九二八年我到达上海时，居住在那里的西方商人，其言行举止显得‘租界’好像是不动产，会垂诸永久。他们舒适安逸地生活着，觉得自己好像是大陆，而那些四万万中国人则是一种近郊，为了做生意的目的，上帝把它安排在那里”。（注14）真是不知羞耻。

再看看洋人们是如何上班工作的，“生话不消说是舒适的，由于过于舒适，我们不久就感到腻味了。在外国人的办事机构，所有跑腿的活，以及大部分动脑筋的活往往交由中国助手去做。这些机构办公时间很短，午餐时间有两三个小时。飯后再过一两小时，一般美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就要下班回家，不然就到俱乐部游泳或洗个澡，喝上一两杯。然后，佣人就帮穿上夜礼服去进晚餐。生活就是一连串的酒会，即使是上等酒菜也很便宜，赊账也没有限额，凡是欧洲人或美国人都只要出示一下名片，签一张单据，便可以在任何商店、酒吧、飯馆或旅馆里购买东西”。（注15）

“租界生活的风气体现了我们一世纪来和中国交往的实质，而所有的美国人，尽管是不知不觉地，却沾染了这种风气。这种遗风至今还表现在我们的舰队开到离本国五千英里之遥的中国海面上去耀武扬威”。（注16）这段话说出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他们有炮舰和大兵作为后盾。

租界（五）

斯诺对上海租界的来龙去脉也就是租界的历史，也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究，在他的《远东前线》一文中曾有叙述。下面就是叙述的要点。

一、一八四零年鸦片战爭之后的一八四三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把上海定为向英国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虽些开放为通商口岸，但只是让英国人租用土地但不能购置土地。但狡猾的英国商人悄悄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时间一长，形成英国商人从农民手中购卖了大量的土地，形成购卖土地的事实，再加上英国领事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得清政府上海道台不得不同英国领事签订第一次《土地协约章程》，规定英国人可以买地盖房，并规定买地都要在英国领事馆进行登记。后来美国人也挤了进来设立了领事馆，同英国人一起进行管辖，形成了公共租界。法国人也在紧挨公共租界的地方形成法租界。随着租界范围的扩大，使的所有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人都可以在租界当局的管辖之下购置土地，但特别规定中国人却不能购买土地。一八六三年英国政府逼迫清政府签约，将虹口的地方同原来的公共租界合并，使公共租界面积扩大，到十九世纪末，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例面积已由开始的二百多亩土地扩展到近一万英亩。

二、租界扩大了，繁华了。起初外国人无权课税、颁布法令和管辖迁到这块绿洲里来居住的中国人。但是逐渐通过惯例，后来又经过条约肯定，外国人不断的获得权力。到一八五四年，在租界居住的外国人开会选举了第一个工部局董事会，成了外国领事们监督下的施政机关。工部局可以征税，制定自己的施政政策，颁布法令，建立公共设施，执行着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全部功能，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影响。

三、工部局董事会向来由五名英国人、两名美国人和两名日本人组成，主要由英国人掌权。后来由于民众的强大压力，到二十世纪初才增加了五名中国代表，但增加的五名中国代表基本没有参与施政的权利，基本上只是虚设，因为一遇有关施政和执法重要议题的会议，就根本不通知中国代表参会，例如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宣布“紧急状态”，让日本人能够利用租界作为对华作战的基地时，这样重要的会议就没有通知中国代表参加。

工部局董事会董事由享有治外法权的列强的土地所有者选出，因为租界里最值钱的土地大多是少数的外国大地产所有者、银行家、商人和企业大班所掌控，而这些人又通过各种关系各自操纵着一部分选票，所以选出的政府成了为这部分有钱人服务的政府，是封建性的寡头政权。

四、一开始中英条约没有准许外国在租界驻军。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入长江下游威逼上海，为保卫上海租界，英美等国派兵协助清軍镇压太平军，结果列强军队由此赖着不走形成在上海长期驻軍的事实，用以针对中国而保护租界。

租界工部局定了条原则，就是“武装中立”。就是不论是中国自己的内战，还是中国与外国的战争，还是列强各国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战爭，租界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应该在租界内交战或涉及租界而战。据菲瑟姆关于上海地位的官方报告，这种租界“武装中立”的地位是在一八八四到一八八五年法国和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战爭期间得到正式承认的。在一八九四到九五年中日战爭期间和一九零四到一九零五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战爭期间始终遵守此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问，上海是从未受到战爭涉及的大城市，各个交战国的国民都在此和平相处。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租界为基地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破坏了它自己投票定下的“武装中立”的原则。

五、列强侵咯者总是得寸进尺，他们一直在不断扩大租界的占地范围，而且还想把租界从中国分割出去得到“独立”。他们每年花大量金钱进行关于要使租界“独立”的宣传，花两万五千美元聘请南非的菲塔姆法官就租界“独立”提出三巨册的报告，但未产生作用。以地产所有者为代表的财阀们，他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么一个计划，就是要让中国政府交出以上海为中心、二十英里为半径的大块半圆形地区的管辖权，宣布为“自由市”，是“外国保护下的永久非軍事区”，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上海外侨协会”的组织，专门推动此计划能够实现。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快要到达上海时，他们还鼓动列强各国出兵，借保卫上海之名而实现他们的这个美梦，但因蒋介石叛变革命投靠列强而未能促成他们美梦的实现。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日本人就要中国军队撤出上海的大片地区而建立非军事的无理要求，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列强要直接吞占上海伸出了魔掌。

五卅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日资）七厂，资本家借故存纱不敷，借此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补发工资，但资本家不但不答应工人正当要求，竟当场向工人开枪，打死顾正打伤十余人。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声援死难和受伤工人的正当行为，谴责日本资本家的暴行，要求赔偿死难和受伤工人的损失。但英国巡捕却当场逮捕一百余名学生。五月卅日，万余名群众聚集在南京路巡捕房门前，声援内外棉七厂工人的正当行动，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杀伤工人的罪行，要求赔偿工人损失，释放被捕学生。但英国巡捕不但不答应群众正当要求，反而当场开枪扫射，当场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抓捕大批集会群众，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是发生在上海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外国资本家残酷剝削压迫和杀害中国工人的例证，是发生在旧中国上海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残酷压迫和杀害中国人民的一次严重暴行，斯诺来到上海后，对此也有所了解，并在他的文章中也有所记述和揭批。英国和日本的资本家及他们的打手巡捕“无情地镇压罢工和工会组织，压制工人的要求”（注17）“上诲是个最典型的样本。这里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国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买办资产阶级这些中国社会最腐化堕落的成分结合起来，一起合作，对赤手空拳的千千万万工人挥舞棍棒”。（注18）

四一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公然叛变大革命，公开充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代理人和走狗的严重的反革命政变事件。

一九二七年的三月，蒋介石就同日、美、英、法、意等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和江浙财阀及流氓势力多次密谋，准备叛变革命和清洗共产党人，蒋介石得到了帝国主义分子、财阀和流氓势力的支持，又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他认为条件成熟，机会来临，开始实施了他的政变计划。四日十二日，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突然向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纠察队奋起抵抗，刚刚倒戈参加国民党軍的二十六軍，号称要调解工人内讧，纠察队误以为真，结果在纠察队放松警惕之际，二十六军突然将2000多名纠察队员武装强行缴械，一些队员进行抵抗，但因敌军过多，遭到失败。四月十三日上午，上海总工会组织10万余人举行大会，要求释放被捕工友，归还纠察队枪械，被突然冲出的二十六军疯狂向游行队伍开枪扫射，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O多人失踪，这就是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件。

斯诺对四一二事件在他的文章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述和抨击。“一九二七年三月，国共分裂之前，国民革命的左派人士举行武装起义，在革命军到达上海之前，就迫使北洋军阀从上海的中国人统治区撤退了。工人们虽然只有三百支枪，但是几乎全体工人都已组织起来，准备迎接蒋介石。但是，蒋介石却很快就在长江上游着手清洗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内战迫在眉睫。公共租界工部局雇用的市行政官、美国人费信惇，此时却在法租界的指挥部里同杜月笙进行密谋。他向杜月笙提供五千枝枪和一些装甲车，并让这些武器安全运出公共租界，用此袭击并摧毁当时已占領了外围地区的‘公社’。上海的中国银行界中支持蒋介石的人士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这件事办得十分成功。在外国警察的护送下，杜月笙雇用的枪手们乘黒夜突然袭击，闯入工人的住宅和工厂，大约有五千到一万的青年人被杀，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国民党左派人士）”（注19）看，记叙的是多么详细，虽然有些数字不准确，但基本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的。“这些工人被剝夺了言论、集会、组织自由。只要本国的和外国的警察力量的双重制度存在一天，要动员中国产业无产阶级采取政治行动，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历史上只有一次——在1927年——打破过这种制度，当时在短短的几天里，蒋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对北洋軍阀的胜利。但是他们马上遭到镇压，这是历史上最使人丧气的一次流血事，得到了外国列强的认可和外国资本家的财政援助"。（注20）看，这些记叙，进一步告诉人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充当了替帝国主义列强镇压屠杀中国工人的刽子手。

一二八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漆黑的午夜。”“日本军队突然打起步枪和机关枪来，当时，我匆匆从上海北站赶到出事地点去”。（注2Ⅰ）这就是发生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中国上海的战爭的开始，斯诺作为一名美国记者从战爭的开始到战爭的结束始终亲身经历了战爭的全过程。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后，为转移国际社会对这个事件关注的视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承认其侵占东三省既成事实，压制中国人民抵制日货和日益高涨的反日运动，并准备把上海变成它们下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因此策划和发动了“一二八”侵略中国上海的第一次战爭。

借口

同“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也制造一个事件为理由或借口一样，日军在发动“一二八”侵略战爭前也先制造了一个发动战爭的理由借口。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在上海的女间谍川岛芳子根据其上司的指令，密谋策划了一个制造借口的方案。他们唆使在上海的日本僧人天崎启升等人向玉山中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軍投石挑衅，故意与工人发生殴斗，板垣与川岛操纵流氓汉奸将两名日本僧人打伤，其中一人送医院后死亡。日方以此为由，指使其日侨青年同志会的一伙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千余名日侨集会游行，要求日本驻上海领事和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进行干涉。日本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和解散抗日团体”的四项无理要求，并发出限期在一月二十八日十八时前答复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日本海軍陆战队也在集结备战。

盐泽幸一

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于一月二十八日十三时四十五分答复日本领事，答应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对此日方并不滿足，日本第一遣外舰海军司令盐泽幸一于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时二十五分突然又向中方发出要求中国軍队于二十四时前全部撤出上海闸北等地区的通牒。真是欺人太甚，别说中国军队不撤，就是撤几万人的部队怎么能在半小吋之内撤走呢？更让人气愤的是通牒的最后截止时间还未到，盐泽就提前在二十三时五十分就命令他的部队发起了进攻。日本人的通牒是假，而要进攻中国军队是真。

“他在他的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中立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注22）

斯诺冒着战火到了日军指挥部，获悉盐泽刚发出日本海军进攻闸北的命令，亲眼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正在出动向闸北开进，并从一位日本记者手中得到了盐泽命令日军进攻闸北和中国其它地区的简短声明的抄本，他拿着这份抄本又赶快往中方阵地赶。他先来到了上海北站，找到站长程宝辰，要他立刻把大量候车的旅客和机车车辆撤离车站，站长说上海市长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说日本人不会进攻，斯诺把拿的“抄本”让他看，他相信了，于是立刻组织旅客和机车车辆的疏散撤离工作，由于撤离的及时，结果在日本飞机轰炸北站之前，就把近千人的旅客和价值几百万元的机车车辆疏散完毕，免遭日军轰炸之害，结果程宝辰受到奖励升职，为此程宝辰曾在斯诺的朋友美国驻上海领事罗伯特·沃德的住所宴请了斯诺。

在赶往中方阵地的曲折过程中，斯诺还从炸弹的烟火中救出了一个失去父母的铁路工人的小女孩，并把他交给一个中国人抚养。在经过中日双方交火的火线之地，斯诺选择了一个较安全的地方，仔细地观察了交火情况。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前进，只听见从中方阵地传来砰砰几声点射的枪声，瞄得很准地射倒了几名日军，日军顿时乱作一团，并纷纷后退，立刻使他产生了对日本人宣传的“皇军战爭机器不可战胜”的神话的怀疑。

斯诺赶到了中方阵地見到了指挥作战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现在你们不打算撤退了？"斯诺提问。蔡廷锴答：“当然不啰。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我们并没有挑起战爭，我们现在也不想打仗，而日本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中国，从而停止战争。但是我们跟东北张学良的部队不一样，我们不打算请国际联盟来拯救我们，我们要自己来打这个仗”。（注23）“现代战爭工具日本人应有尽有，他们有坦克、装甲车、重炮、飞机和和东方最好的舰队。我们却除了步枪和机关枪，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的士气很高，这在现代战争里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抗战就是为了维护个原则，各国人民都有权保卫自己，反对侵略和亡国的威胁，我们军队的士兵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士气很高”。（注24）

“他们看起来更像假日的学生，而不是开赴战场的士兵。有些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身子单薄，他们的制服是最廉价的布做的。虽然时令已是仲冬，许多人还穿着短裤，而且没有大衣”。（注25）这是斯诺看到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随即采访了几个战士。问："你愿意打日本人吗？”答：“日本人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当然我们打他们”。“日本人是强盗，杀人犯。他们在东北杀了我们的人，搞掉我们的政府，抢了我们的地。现在他们又想霸占全中国，可我们不答应”。（注26）

斯诺还从侧方面了解到十九路军从广东而来，受北伐大革命影响较深，士兵不是拉伕拉来而是志愿招募的，好些是有政治信仰的青年，据说在低级军官和士兵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同情者，这些都是造成这支军队具有革命精神和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斯诺发现盐泽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他过于猖狂而低估了中国军队和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士气和力量，他认为只要一挥动太阳旗就能使中国军队溃败而逃，其实并非如此。他一再拔刀督战，但除了伤亡一无所得。于是他越来越求助轰炸，但空袭更增添了中国士兵对他的仇恨，整整一个星期，他多次组织进袭，但始终没有突破十九路军在闸北地区的防线。

植松

因战绩不佳盐泽被解职，野村吉三郎海军少将接替了盐泽的指挥权，并带来了更多的军舰，但他刚上任就患严重头痛而请求停职，紧接着由植松海军少将所接替。植松带来了更多的海军陆战队，东京日本国防部下令第九师动员准备参战，同时又派出第二十四混合旅于二月六月在上海租界登陆。斯诺继续跟踪察看了日军新的部署和进攻情况。

植松将日军少部分去进攻闸北，而将大部分去抢占吴淞江南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吴淞江南岸的一个军事要塞，就是离吴淞镇只有一公里的黄浦江和长江汇合处的吴淞炮台，日军舰向炮台猛烈轰击，但久轰未能攻下。在吴淞镇的中国守军炸断了长江上的铁路桥和公路桥，日军一再企图搭浮桥过江，但都遭到中国军队猛烈打击而未能成功。

“日本海军部队在租界边上新筑了空军基地，修建了飞机库。陆上的飞机每天增加几十架，经常有新的飞机在开箱，装配，并派出进行野蛮的空袭。我有好几次在中国阵地的后方遭到这种空袭”。（注27）

斯诺又一次采访蔡廷锴时，正巧日军飞机轰炸离蔡廷锴的指挥所不远的真茹火车站，斯诺冒着危险又近距离覌察了轰炸的过程。好几颗二百五十磅的炸弹击中了车站和火车，他站在一百码以外，也感到极大的震动，车站和车辆变成了一堆扯断的钢筋、杂乱的砖块和十几节残破的车厢。车站里原来聚集着许多士兵和平民，全部都被炸死，斯诺走过去，看到他们赤裸裸地以各种痛苦的扭曲姿态在站内和月台上躺了一地，令人残不忍目睹。

斯诺还看到另一种情况，日军一架轰炸机进行低空扫射，结果被中方高射炮击中，拖着烟火掉落在离蔡廷锴指挥所不运的地方，驾驶员和两名射击手被烧成了灰烬。

植田谦吉

日军本想利用轰炸机群来摧毁中国军队的士气，但越是轰炸中国军队的士气反而越高，越勇敢抵抗日军的进攻，至使日军仍未能突破中方的防线。不得已，日军又任命植田谦吉中将来接替植松的指挥职务。

植田又带来了第九师，而且又带来了大批军火。斯诺又观看了植田带来的军火。“我连日站在码头上看着日本人从运输舰往租界里卸军火。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有条不紊。那里有约五十辆坦克、许多装甲车，、几十辆英制卡车和汽车、五六十架飞机、几十尊榴弹炮、轻型的野战炮、无数箱供飞机投掷的鱼雷和炸弹、手榴弹、几千匹阿拉伯马、几百挺英制和美制的机关枪、自动步枪以及无数炮弹和较小的弹药。”（注28）

植田已将他指挥的一万二千名日军都布置到位，并凭借他带来这么多新的军火，觉得已稳操胜券，于是在二月十八日他又向蔡廷锴提出了又一个最后通牒：“他要求中国军队在二月二十日黎明前全部后撤二十公里。”（注29）

斯诺又冒着战火赶到蔡廷锴的指挥所询问中方的态度，蔡廷锴回答：“任何独立国家都不能垂手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宗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还剩下一个中国人，我们绝不会答应。”（注30）问：“我可以把你的话转告给植田将军吗？”答：“你可以告诉他，我对他的唯一答复就是枪炮。”（注31）

植田指挥日军二月二十日早晨向中方守军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那天整个上午我一直和日本部队在一起，他们的每一座榴弹炮、野战炮、海军炮以及四十多辆坦克和装甲车一起参加了攻势。两个临时机场现在可容纳的一百多架战斗机，从那里一队队的飞机起飞，以一分钟一架的速度在江湾、庙行和吴淞进行轰炸。”（注32）

“在这里中国人以江湾为中心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毫不动摇，尽管日本人发出不断的炮弹，连续派出飞机轰炸扫射，并派出敢死队以坦克和装甲车为先导发动了一次次的进攻。中国人埋下的地雷在路中爆炸，破坏了一些坦克。中国人的机枪从建在坟堆里和护墙后面的阵地上猛烈扫射，迫使日本部队伤亡惨重而后退。江湾屹立而不屈。”（注33）

“同时，在几英里以北的庙行，植田师的将近一半人正同几乎整个二十四旅协同进攻这个重要的据点。它们的前进受到几天前刚从南京调来的中国第五路軍几个团的阻遏。这些部队是蔡廷锴将军呼吁增援和觉醒了的全国人民给予声援以后，蒋介石迟迟作出的反应。”（注34）

中国军队的一个很重要的战术就是组织士兵、平民志愿人员及青红帮内一些人员化装成“便衣队”，进行狙击和打冷枪的战术。“农村房屋很密集，到处都有地物可以掩护这种活动，造成的破坏性很大。日本人在闸北战线和江湾吴淞战线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伤亡是这种狙击活动的结果。我有好几次差一点也陪他们送了死。有一次我在江湾跑马场附近的一座坟堆后面躺了近一个小时，以躲过头顶飞过的枪弹。我爬着逃走的时候，自己的帽子上也有一个窟窿。”（注35）

“日本人打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明显的进展。江湾的废墟仍然为几个英勇的中国机枪手据守着。日本人付出惨重代价打下庙行，占一了天，又被八十八师的一个团用高昂的代价夺回了。”“闸北江湾地段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吴淞和吴淞炮台，虽然被日本军舰和飞机炸了成千的炮弹和炸弹，仍旧在中国人手里。”（注36）

白川义则

植田同盐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太低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斗志，结果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新的又一名将领白川义则来到租界，接替了植田的指挥职务。白川义则又带来了近一个师的援军。

“二十九日下午日本人在全线展开了猛烈的炮轰。每座炮都开火了，而且黄浦江上的日舰也参加了轰击。日方的右翼由于新增部队而大为加强，于是日本人以坦克为先导再次试图占领庙行。日方中央的纵队绕过还在焚烧着的江湾（那里几百名处于绝境的中国人还在用机枪回答一切进攻），然后又向西朝大场进击。战斗整夜和第二天上午一直在继续，还进行了肉搏，在六英里长的前线战壕里都填满了尸体。防守庙行段的中国连队几乎全部牺牲，便从江防队伍中抽人赶来填补空缺。他们在猛烈的攻击下守住了。双方都有很多伤亡，表现了勇敢精神。”（注37）“我曾在这里一座茅屋底下的防空洞里采访过谭启秀中将，谭以英勇防守吴淞炮台而出名，在其余部队撤出以后，他带领少数士兵在炮台守了二十个小时。”（注38）

“要是他（蒋介石）派出需要的炮兵和步兵增援，中国本来可能长期守住防线，但是蒋介石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大概害怕日本陆军参谋部所作的威胁。如果继续抵抗，就要摧毁他在华中的统治。也许他害怕，如果长久刺激已被激怒的日本人，他们会派军队沿江而上，破坏南京。他们已经炮轰过南京一次，威胁着还要再来。蒋介石不在增援任何部队、飞机和辅助人员了。”（注39）

“三月一日和二日，日本又派出两个新的师登陆，这就使它达到接近（和中国军队）相等的人数，而在装备方面占极大的优势。一个整师是在长江岸上成功登陆的。并且开始从中方左翼的后方进击。在敌人大大加强了的纵队从正面进攻，又有新部队插向他暴露的左翼的情况下，蔡廷锴将军明智地下令撤退到上海吴淞地区后面二十英里的第二道防线。”（注40）

支援

“蒋介石将军是是强烈反对在上抗抵抗的，这种抵抗他也从来没有下令进行。十九路军军火充足，但是缺少钱，而破产了的南京一点钱也没有给。瘦长的蔡将军向上海中国人控制区和租界的中国居民呼吁捐献，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注41）

“上海的中国商会自愿在战爭期间每天提供十九路軍二万五千银元。各种工商组织、人民团体、行会、俱乐部和有钱的人都捐钱支援军队。成百上千的中国学生担任救护车司机、担架队员、护士、通信员和做各种有用的支援战争的志愿工作。”（注42）

“中国童子军替军队送信，闸北志愿队还设法暂时编入了军队。医生和护士自愿服务，在闸北火线后面设立了急救医院，在租界里成百上千的平民把食物、糖果、衣服和书刊捐献给前线的士兵。有一家乐器店把他几乎全部的留声机存货都捐了出来，后来在机枪声间歇的时候，你常常可以听到留声机在放最新的爵士音乐。战事的新闻传出去以后，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打电报送来捐款，或者认捐食物和弹药。”（注43）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表现出西方所了解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崇拜这些笑对死亡的南方青年士兵。当我看到一个我认识的本来很娇气的、喜欢唱歌的中国女孩子在中国防线后面抬担架的时候，我的结论是，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注44）

“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在这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注45）

十九路军和后来参战的第五军（张治中任军长）广大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坚持战斗三十余天，击毙击伤日军一万余人，迫使日军数度增兵，四换其帅，但也没有实现其速战速决占领闸北等地区的美梦。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上的失利乃是一种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最令人震动的是，这种胜利主要是由一支军队去完成的，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来没有投入战斗。上海之战使得许多中国青年相信，如果在爱国斗争中团结起来，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注46）斯诺先生讲得很对，只要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任何强大凶残的侵略者也不可能战胜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战胜。

妥协投降

一二八之战也暴露出了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蒋介石政府的妥协投降的政策。一二八事件的起因，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也能看出，这是同九一八事件事先的日本人炸铁路一样，是日本人玩弄的想占闸北等地的借口阴谋。一个日本僧人死亡要赔偿，那砍死砍伤中国三名警员又应怎麽赔偿，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纯属无理要求，而蒋介石却让他的市长吴铁城按时全部答应了。日本人发起进攻，既不派兵增援也不下令抵抗，既不从物质和财力上给予敢于抵抗的十九路军的支援，又不及时增兵加强抵抗的力量，而是带着政府大员首先从南京逃到洛阳，哪有主帅临阵先逃走的道理呢？

十九路军就是在蒋介石逃到洛阳也不后退而是顽强抵抗，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要是能及时增派战场所需的兵力和物力的支援，中国是完全可以守住防线取得胜利的。在十九路军一再求援和全国人民呼声的强大压力下，又只派出了由京城守备八十七和八十八师组成的第五軍，在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也敢打善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却没有派出他的嫡系部队参战。蒋介石想的是他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当十九路军腹背受敌时，他不再派兵解困而是下令让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后撤。

蒋介石在一二八战爭中坚持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是要略加抵抗后求助英、美等国出面调停，求得对日妥协。经过英、美等国调停，中日双方代表经过谈判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扎，只能由警察接管，而日本反而可以在上海许多地区驻扎军队。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反动集闭妥协投降的卑鄙嘴脸。这个屈辱的协定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时也通电中反对这协定。蒋介石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却是疯狂镇压。《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蒋介石便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开始了对南方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对全国的群众抵制日货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日运动采取压制和取缔措施，使全国的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遭到挫折。

残绝人寰

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野蛮残暴，在一二八战爭中表现到了登峰造级。一二八战爭停战后，斯诺到战场的各个角落行走看了残绝的景况。

“闸北的居民区和工厂几乎每天遭到空袭，那里许多妇女和儿童害怕地蹲着。最惨的是对难民营的袭击，其中住着一万名去年秋天从长江沿岸逃来的水灾难民。这些人是由中外救济委员会收容的，日本人完全知道这个难民营的位置，何况屋顶上飘着明显的红十字旗子。尽管这样，这里遭到三次轰炸，有时加之以机枪扫射。救济委员会主任约翰·西蒙爵士向国际联盟提出的控诉中说，除了几十人被炸死以外，还有几个怀孕的妇女因休克而死亡。”（注47）

“日本军队对冷枪造成的伤亡寻求报复。他们在后方的几百个农村小屋里抓人，很少给予赦免。士兵们进入民房拖出哭着的妇女，有些勇敢的妇女顽强地反抗。有的被押到江湾跑马场等地的刑场。胆小的日本新兵奉命用刺刀捅她们，借以训练成冷酷的老兵。”（注48）

“已经连续打了三十四天仗而疲惫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现在完全占领了闸北。跟他们一起来的是日本浪人，这些年轻的亡命之徒系统地破坏这个原来人口五十万的城市中剩余的房屋。他们在战事停止后很久还放火烧了许多工厂、办公楼和民房。出于报复心理，他们驾着汽车出巡，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有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点火。”（注49）

“海军陆战队所到之处，大街小巷上狼藉躺卧着平民的尸体，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孩子，两人似乎是由刺刀一次穿透了的。我来到一家敞开店面的旧米铺，突然发现这里已变成一所临时的火葬场。店里已经堆了四层中国平民的尸体。日本浪人还在拖更多的尸体到门前，准备点火烧着。他们看着我就露出威胁的目光。三名海军陆战队员走了过来，用刺刀指着我命令我走开。”（50）

“我看够了。我的脑海里印了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在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和十几个小些的镇子。我想到成百个无辜百姓的痛苦、损失和死亡，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个警告都不给。”（注51）

报道

斯诺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地记者，对一二八战爭，从日军打响第一枪，到战争基本结束的三十四天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对战爭发展的每一阶段，他都亲身经历现场，观察、采访和收集资料，进行及时整理，然后第一时间向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重要报刊发稿进行报道。向世界报道日本法西法侵略中国的罪行，报道中国军民不畏强敌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斯诺的及时报道稿件受到美国等国家主要报刊的热烈欢迎，一长段时间斯诺的稿件占据了美国等国家主要报刊的主要版面。

斯诺的战场观察采访，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在三十多天战爭现场经历中，多次从日军的阵地进入中国军方的阵地，又从中国军方阵地进入日军的阵地，往返穿梭，冒着头顶飞机轰炸扫射和炮弹的轰击，地面双方都有地雷区，都要穿越过双方的火线，交战时起彼激，要被双方的岗哨人员查了又查，扣了又扣，甚至被哨兵误认为是对方敌人几乎要开枪，常常有嗖嗖子弹从脑袋边飞过去，他的帽子不也被子弹穿过窟窿吗？

斯诺的关于一二八战爭情况所作的记录，不但是当时发出的重要新闻稿件，但它重要性已经超出了新闻作用本身。它是一二八战争的历史记录，它那么真实詳细，又那么全面完整，充分反映出斯诺先生忠诚的职业道德精神和极好的写作枝巧，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了解和研究一二八战爭的珍贵的历史史料。

上海中国

斯诺在上海看到有入侵中国游弋在江海的炮舰和驻扎在陆地的大兵，在上海租界看到有列强各国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取原料的大商行，看到有向中国老百姓发放高利息贷款的大银行；看到有贵卖商品贱买原料和高利息贷款、繁重苛捐杂税和过重的天租、军阀混战、涝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造成乡村大量失业破产而无法生活的人们，拥挤到城市求生；看到了这些人却变成了资本家工厂的廉价务工劳动力，变成了流浪街头的乞丐，变成了妓院出卖肉体的妓女；看到了这些人特别是妇女和童工，因遭受着过重的劳动奴役、资方和妓院人员的打骂折磨、沿街乞讨受人欺辱和风雨袭打及这些人还因饥饿疾病而暴死街头各个角落的惨景。

斯诺在租界看到了外国人在租界过着极其豪华奢糜的生活，看到了他们极端欺负排斥中国的不道德行为。他通过对租界历史的考究，知道了租界的历史就是帝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知道了所谓租界就是外国人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而在中国可以肆意妄为的“国中之国”。

斯诺通过对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的了解，知道了外国资本家贪婪压榨中国工人，知道了中国工人为了生存敢于反抗资本家的压榨而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但日本资本家竟然向中国工人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工人。上海各界人民为了声援中国工人的正义举止和声讨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而举行游行集会，却又遭到英国巡捕的屠杀，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进一步加深了斯诺对中国工人敢于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剝削，对帝国主义却只许它们压搾而对中国工人的反抗采取血腥镇压的社会现实的认识。

斯诺通过对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的回顾，知道了蒋介石反动集团，背叛革命，残忍杀害工人、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知道了蒋介石由此走向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知道了他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知道了帝国主义总要寻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来服务于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而中国总要有一小撮人愿意充当它们的代理人来共同奴役中国人民，这也是中国旧社会的一个特征。

斯诺通过他对上海一二八战爭从始至终各个阶段战况的经历和跟踪，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疯狂进攻上海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看到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顽强抗击侵略者斗志和英勇事迹，看到了中国军民为捍卫领土给入侵者以沉重打击和严重挫伤，看到了蒋介石集团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看到了列强诸国及国际联盟损害中国利益，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绥靖纵容政策。

通过这些，斯诺渐渐的认识到，上海是帝国主义列强诸国入侵中国的桥头堡，上海又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列强侵略的前哨阵地，上海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通过上海这个窗口，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的基本概况，通过这个基本概况，可以知道中国是由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占领下、由侵略者和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相勾结、由侵略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即各自霸占一方的反动军阀维持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的国家，人民政治上毫无任何自由与权利、经济上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个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同封建地主阶级及他们的代理人反动军阀的矛盾，而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

通过这些，使斯诺找到了一把打开锁着中国社会问题大门铁锁的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铁锁，推开了中国社会问题的大门，之后他将正式走进中国的社会，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复杂而繁多的社会问题进行探索、考察、了解和研究，找出其中的主要问题和造成问题的结症，探讨解决结症的办法和路径，然后将在这条路径上走下去，去为帮助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而发挥好自己美国记者和作家的独特作用。这正如他所说“我后来才认识到，在政治上，如同医学上一样，必须先诊断，然后才能开处方，而这个病人就是中国，而不是局外人。一个民族的政治行动不是取决于局外人道义上的判断，而是取决于民族内部深处的实际要求，它是民族内部的动力。”（注52）

花苗在上海新田地增长和充实了自己，将以上海为新的出发起点，然后移向辽阔的中华大地，去深深地扎根，吮吸中华大地的乳汁，汲取中华沃壤中的营养，然后将发出嫩嫩的新芽，抽出长长的绿色枝条，长成体高身伟茂盛的大树，生出多多的将要露出笑脸的苞蕾，之后将满枝满树绽放出像云又像霞一样绚丽而鲜艳的俏花。

（注1）《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卷第3页

（注2）《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49页

（注3）、（注4）、（注5）、（注6）、（注7）《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48页

（注8）《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7页

（注9）《斯诺文集》第三卷第18-19页

（注10）（注11）《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5页

（注12）《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8页

（注13）《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47页

（注14）《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11页

（注15）（注16）《斯诺文集》第一卷第20-21页

（注17）《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48-349页

（注18）（注20）《西行漫记》第451页

（注19）《斯诺文集》第一卷第31页

（注21）《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32页

（注22）《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63页

（注23）（注24）《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58页

（注25）（注26）《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59页

（注27）《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66页

（注28）（注29）《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69页

（注30）、（注31）《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70页

（注32）、（注33）《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71页

（注34）《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71-372页

（注35）《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73页

（注36）《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76页

（注37）、（注39）、（注40）《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77页

（注38）《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80页

（注41）、（注42）、（注43）、（注44）《斯诺文集》第364页

（注4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37页

（注46）《我在旧中国十三年》第38页

（注47）《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67页

（注48）《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73-374页

（注49）、（注50）《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78页

（注51）《斯诺文集》第三卷第383页

（注52）《斯诺文集》第一卷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