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纵队政委的陶铸，为何能从四野脱颖而出，一度超越了罗刘谭？

在1955年9月的开国将帅大授衔中，从四野走出的将帅数量无疑占据了“榜首”位置。

在1614名将帅中，仅四野就有521名，其中包括2位元帅、3位大将、19位上将、57位中将和440位少将。

当然，也有像程子华、李运昌等一批功勋卓著的将领，因授衔之前已不在军中任职而未参与授衔工作。这之中，比较特殊的是曾在解放战争初期任东北民主联军7纵政委的陶铸。

低调务实、不显山露水的他虽未授军衔，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奉调入京，成为政治局中排名第四的常委人员，一度超越了昔日东野的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等人。

陶铸出生在湖南祁阳县石洞源乡的一个贫困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辛亥时期的“老革命”，后因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而惨遭北洋军阀杀害。

为此，陶铸不得不提前辍学，当起了木匠来养家糊口。随着大革命时代的到来，心潮澎湃的陶铸当即放下手中的工具，前往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

1926年6月，陶铸进入黄埔五期就读，同年10月正式升入黄埔军校军官班步科学员，成了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小学弟。

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辗转回乡秘密从事兵运工作。从1929年开始，他先后在福建漳州、厦门和福州的“白区”工作，动员工人和农民发起武装暴动，巩固革命根据地力量。

陶铸组织能力突出，短短几年间陆续建立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武装自卫队，未来华东野战军的王牌部队第20军和23军，都与陶铸昔日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以至于陈毅本人曾不无感慨的对陶铸说：

除了创建军队，陶铸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能力也很出众。

1930年5月25日，他一手指挥了震惊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亲率“特务队”11名队员从敌人戒备森严的厦门监狱里成功营救出刘端生、陈柏生等40多位同志，整个行动只用了20分钟，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更重要的是，自身无一人伤亡。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1933年5月，刚被调往上海工作的陶铸就因叛徒出卖而被关进了国军宪兵司令部。而这一关，就是漫长的4年时光。

狱中的陶铸不仅保持了忠贞气节，还系统的学习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艺和一系列马恩著作，以至于后来的他多次戏称自己是“监狱大学”毕业的。而有了这次的“沉淀”，陶铸也有如脱胎换骨般得到了能力提升。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的交涉下，陶铸被营救出狱。不久后按周恩来的指示前往鄂中开展敌后游击战斗争。在湖北，他先是联系到自己曾经的学生——地下党员蔡松云，在对方父亲的帮助下设法购买了8支枪。

凭借着这8支枪的“原始股”，陶铸发展出了规模达3000多人的游击队并创建了鄂中抗日游击根据地，树起新四军的抗日旗帜。

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初，豫南、鄂东、鄂中等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相继统一起来，形成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对于陶铸领导创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性贡献，李先念曾在后来不无感慨的评价道：

自此之后，陶铸领导的这支武装力量并入了南下的新四军5师中。解放战争爆发后，新四军5师经中原突围，一部分编入西北野战军，大部分则成为中原野战军的主力。

1940年3月，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陶铸，因会议暂缓召开而被留在延安，等待正式分配工作，之后陆续担任了军委秘书长、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等职。

1945年6月，抗战已接近尾声之时，陶铸再次被毛主席委以重任，前往湘豫桂边区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只是，尚未到达目的地，陶铸便接到了“日夜兼程前往沈阳”的最新指示。

此时的东北在苏军出兵的配合下已顺利收复，而雄厚的工农业基础和紧靠苏联的地缘政治优势，又注定它将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指引下，东北亟需大量军政人才，尤其是陶铸这种文武双全的人才。

接到命令后的陶铸没有丝毫犹豫，火速率十几人的工作队日夜兼程。在锦州遇到了林枫率领的干部队后，又一同乘火车长途跋涉1个月，最终在当年9月中旬到达了沈阳。

到达东北后，陶铸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便在辽宁建立起4个保安旅和1个工人训练总队、1个回民支队和沈阳市公安大队。不久后，以这些部队为班底，东北民主联军辽西军区和西满军区得以创建。

而陶铸在搞好根据地创建和后勤保障工作的同时，又兼任了东野7纵政委，配合司令员邓华指挥部队参加四平和彰武之战。在四野的“政委”序列里，既领军又治民，既管扩军又管后勤的，恐怕也只有陶铸一人了。

辽沈战役后，陶铸随东野参加了解放平津的战役。在北平城下，他被委任为和傅作义谈判的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全权代表。

面对当时首鼠两端、左右摇摆的傅作义和北平城内肆虐横行的特务，陶铸还是竭尽全力为和谈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傅作义本人在事后给了他一个“能文能武”的高度评价。

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陶铸又组织和率领南下工作团随四野南下追歼国军残部，同时接管地方政权。先后担任了武汉军管会副主任、华中局委员、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后，卸下军装的陶铸在中南地区再次展现出“文武全才”的能力，尤其是在主政广西期间，仅用了不足半年时间就取得了“清匪反霸”工作的全面胜利，堪称是个不小的成就。

除此之外，一向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他，每逢见到奢靡不正之风，总要下决心进行一番整治行动。

1961年，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在湘南视察工作时就定下了“铁的纪律”：无论到何地视察，一律不准招待，不吃鸡、肉、鱼，只吃素菜，发现超过规定的饭菜，立即撤走。

联想到古人常说的“立功、立言、立德”之语，陶铸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近乎无可挑剔的。

在“立功”方面，陶铸军政一把抓，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下了卓越贡献。解放后又长期耕耘在地方，为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立下功勋。

在“立言”方面，陶铸不仅拿得起枪，还拿得起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一生诗文无数，质量上佳，散文《松树的风格》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在“立德”方面，陶铸公正无私、一心为民，不讲排场，不讲特殊、艰苦朴素、不忘初心，是不可多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无可挑剔的才能和品格，使得陶铸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破格选入政治局。而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还专门用红笔将陶铸排在了前列，可见对他的肯定与器重。

能从名将如云的第四野战军中脱颖而出，陶铸绝非偶然。不显山不露水的他，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纵队政委”不过是他众多身份中的一个，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那一个。